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2003-1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伊琳娜·帕佩尔诺
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视野中，自杀往往用来对生命价值作黑色注解的。本书想把这一表述置于俄国同时代的语境下考量。藉以剥离出陀思胺耶夫斯基对人类存在之本真形态的思考，以及在现代条件下，人类对生命意义肯定与否定方式。显然，本书并不是希望作出某种判断，但它却开了内省之门，并努力把人们引进一种深度的自我状态。
作者：（美国）伊琳娜·帕佩尔诺 译者：文娟 彭卫红
中文版序言原序：自杀的象征含义第一章 自杀与西方科学：人的两个身体第二章 俄国人的观点：教会、法律及科学第三章 俄国新闻报道中的自杀事件第四章 自杀者的留言条和日记第五章 佗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自杀的形而上学第六章 《作家日记》：佗思妥耶夫斯基以其读者第七章 一位记者的特写：阿尔伯特·科夫纳译后记
书摘 他一开始便驳斥了一种论点，即医学开始声称自杀是其研究对象：“如果设想在每·例自觉自愿的死亡中都是精神错乱的现象………那么死亡便是一个纯粹个人苦恼。”他通过质疑埃斯奎罗（Eequirol）那颇有影响的论点中的“仅仅”（“一个人试图自我毁灭仅仅是因为他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从而打破那咒语，即：如果“精神错乱者的自杀并不能构成整个种属（genuss），那么构成精神错乱的精神病态状态便不能为一般性集体自杀倾向提供线索”，亦即为道德统计学所揭示的自杀率之规律性提供线索。 涂尔干最后的结论是，自杀的原因不在个体（肉体或灵魂），不在自然环境，而是在社会，即，在于集体生活及集体活动。他证明，对自杀与外在或内在于个体的自然科学及生物学特性（如气候、季节、土壤、性别及年龄，对此特性道德统计学家们做了记载并将其归结于物质因素对“自杀倾向”的影响）的解释可以从“集体生活”方面进行：“如果说自杀的女性大大少于男性，那是因为参与集体生活的女性大大少于男性”；“如果说1月至6月的自杀者增多，但此后便减少，那是因为社会活动显示出类似的季节性波动。”@只有当我们将自杀与社会环境的特定状态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最终“直面现实法则”。读者受到预告警告，本书的每一页都会给人“一个印象，即个体受道德现实的控制大于受其自身，即集体现实的控制”。这个集体现实就是社会——社会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论自杀》的每一页也浮现了一个特别的社会形象：作为一个“集体人格”、一个充满“社会机构”及“集体道德心”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因此，涂尔干造就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隐喻，该隐喻已出现在了他之间的社会学家们，包括凯特勒、莫尔斯利、孔德、斯宾塞以及利利恩费德的著作中。但是与道德统计学家们不同，涂尔干将该隐喻发展成为一个充满强大解释力的连贯模型。 “集体人格”有一个与社会自杀率相联系的明显的特性：“所有这些个体案例的总和有其本身的一致性和个性，社会自杀率是每个集体人格的一个明显特性。”它是与凯特勒的“平均人”明显不同的一个实体：“混淆一个社会的集体类型与它的个体成员的正常类型是一个大错误。”涂尔干强调，集体类型与其成员的总和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集体习性与个体习性和思想是不同本质的，”“前者具有后者所缺乏的性质。”他期望得到无信仰者的反驳：“既然社会中只有个体，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说服怀疑者，他用原子和细胞理论进行了类比：“既然细胞完全是由无生命的原子组成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生机勃勃的自然界中除了无机物之外什么都没有。与此类似，社会中似乎除了个体之外没有其他活性的力量；但是个体通过组合形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新物种，它具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特性。”从原子到细胞到个人机体到社会机体形成了一条彼此相连的线。沿着这种演化阶梯向上，我们了解到了由组合而生成新物种的过程。一系列的突变在每一阶段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存在形式。阶梯的顶端是“一个社会机体”——一个具有思想和感情的高度发达的生物体。 将自杀划分为利己的和利他的，这种著名的分类方法带有同样的隐喻色彩。当“社会的某些部分或是全部不能充分地聚集，从而允许个体从社会中逃脱”时，利己的自杀会发生；当“社会对个体的监护过于严厉，自我不是本身的特性，而是融入了不属于自身的某些特性”时，利他的自杀便会发生。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对于自杀原因的解释并不符合这些分类：在医学概念从人体向社会的集合体转化方面，隐喻的使用是不明确的。比如，涂尔干声称社会的重要性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的凝聚程度。他认为，“在一个紧密结合的、有生命力的社会中，思想与感情的交流来自集体对个人和个人对集体”；这些贯穿社会机体的“潜流”使个体将营养自身的能量“与集体能量共享”。单独个体的生命是他加入社会机体的一个功能：“当我们感到从社会中分离出去时，由于生命来源的目标是社会，因此我们实际与生命分离了。”就像一个细胞，尽管个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重要的”单元，但它不能独立生存。单个细胞脱离机体必然死亡——这就是自杀产生的原因。自杀也是单个细胞病态增大的结果。有人认为涂尔1=将个体自杀解释成一种自然死亡，由疾病引起的死亡——尽管不是个体的疾病，而是社会群体的疾病。 涂尔于的表述充满了医学概念：“社会束缚的放松”是“一种集体衰弱症”，“一种社会不适症，就如同当个体长期处于悲伤状态时。悲伤便反映该个体虚弱的机体状态”。作为个体自杀的一个原因，社会群体“衰败”与“堕落”的概念或许与塞泽尔·隆布罗索的退化理论有关，该理论将“机体的衰败”作为自杀意向的一个原因。涂尔干通过将描述个人机体的语言转化成了描述社会机体的语言，从而用字面意思解释了隆布罗索的退化隐喻：在涂尔干的论述中，机体的“衰败”字面上被理解为整体分散成零散的部分。 总的来说，他的隐喻逻辑使《论自杀》的作者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在他的论述中，社会机体的思想行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外在情况的一个症状。在自杀流行病引起的“集体衰弱”时代，“形而上学和宗教体系出现生机，它们试图向人们证实生命的无意义性”。在涂尔干的论述中，观念是生理状况的一个“代号”。与观念相对应的客体和独立个体似乎根本不存在；社会群体是惟一的客观现实。 然而，关于“现实”的论述使涂尔干像个唯心主义者——哲学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他曾说过，由于“集体人格仅仅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物质的或客观存在的”集体人格并不存在；他又补充道，“然而，集体人格和其组成元素一样是真实的”。如同杰克·道格拉斯指出的那样，涂尔干“勇敢地面对现实主义者与唯名论者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并且与现实主义者共命运”。然而，正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医学隐喻的逻辑使涂尔干同时与唯物主义者共命运。 我认为他的理论和方法是科学实证主义与哲学现实主义的合成。涂尔干对于现实的隐喻的论点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类比是互相结合的。在讨论道德秩序的力量时，涂尔干认为：“无论怎样称呼这种力量。重要的是意识到它们的客观存在，并且将它们看作是力量的总和，它们引发我们的行为，就像物理化学力量一样。因此他们是自成一类的真实事物，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实体，而是像电流强度或光线焦点一样，其本质可以被测量，相对大小可以被比较”。用与自然科学的客体相同的模式创建的社会学这一事实使社会学的客体充满“现实”。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现实主义”混合进了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现实主义”。 ……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苟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日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日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日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日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日《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人“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视野中，自杀往往用来对生命价值作黑色注解的。本书想把这一表述置于俄国同时代的语境下考量。藉以剥离出陀思胺耶夫斯基对人类存在之本真形态的思考，以及在现代条件下，人类对生命意义肯定与否定方式。显然，本书并不是希望作出某种判断，但它却开了内省之门，并努力把人们引进一种深度的自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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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角度阐述自杀这个社会问题，展示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巨变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