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
2009年12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胡献忠
266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包括政治实体和政治文化两部分。政治实体是指机构和体制等政治决策运作的有形部分。作为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政治文化以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等无形状态渗透在政治实体运作过程的各个环节，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决策和制定政策的过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政策选择的积累影响着政治文化的走向；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也影响、制约着政策选择的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政治文化对政策选择正反两面的影响同时存在。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改天换地的喜悦中，一种急于求成以改变现状的心理迅速形成并急剧膨胀。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尽快富强起来。过去受人欺辱没办法，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当然应该大干快干，这种情绪是普遍存在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把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转化为艰苦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因此，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呈现出了良性趋势。可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要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这显然是偏离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它却是党内和党外民众急于求成心理的自然反映，当时毛泽东常说：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量中，政治文化和政策选择是两个重要因子。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都发生了重要变迁，两者的关系在互动中不断磨合。政治文化构成了政策选择的制度环境，提供着决策信息，影响着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和价值判断。改革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冲击着原有的利益格局，导引着大众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导政治文化进行理论解读，对执政党治国方略转型的环境及过程进行客观研判，对社会各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与具体政策的关系进行综合考量，对公民政治意愿表达路径和执政党政策选择过程进行深度分析，力图能够揭示出一些现代政党的执政规律。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执政党政策选择》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胡献忠，1972年生，河南浚县人，法学博士。曾在乡村中学、地方政府机关工作，现供职于共青团中央青研中心，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政治文化、党团理论与青年发展、公民社会与社团组织等研究。先后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研究》、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新一代农民工研究》、共青团中央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共青团》、《当代中国青年就业创业研究》等多项研究。在《中国青年研究》、《党政论坛》、《当代青年研究》、《云南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数篇。
导论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二、研究概念的界定三、研究方法及內在逻辑第一章 主导政治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一、从邓小平的两篇宣言书看新时期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二、邓小平政治思维的特点及其对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四、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第二章 执政党治国方略调整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从冒进建设、激进革命到渐进改革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四、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五、从传统人治到民主法治六、治国方略调整影响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变迁趋势第三章 执政党具体政策与基本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一、党的农村政策与农民群体政治亚文化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与工人群体政治亚文化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亚文化四、执政党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与党政干部群体政治亚文化第四章 执政党具体政策与新兴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一、国家农民工政策的调整与农民工群体的政治亚文化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与个体私营群体政治亚文化三、政策调整、社会变革与大学生群体政治亚文化第五章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意愿的表达路径一、公民政治意愿表达的路径及特点二、公民的政策参与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第六章 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政策选择过程一、执政党政策选择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二、执政党政策选择指导理念的演进历程三、执政党政策选择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结语：构建政治文化与政策选择的良性互动机制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斯·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型，即以传统的不可侵犯和执行这种权力的人的地位正统性为依据，其权力的威严建立在从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并将永远存在的信仰之上。二是超凡魅力型，其主要特征是具有特殊品质和非凡才能的领袖被认同后，人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愿意服从他们的领导。三是法定一理性型，指依法任命，并赋予行政命令的权力，它的控制、支配成本常常很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权威正在从超凡魅力型向法定一理性型过渡。当代中国的决策者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精英，而国家的重大决策权只局限于领袖及党的领导核心手中，因而中国的决策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决策，它只表现为在共产党的决策层不同权力精英及其群体的互动，而领袖又处于支配地位①。阿尔蒙德在其名著《比较政治学》中也论道：“政治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可以预测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政治的经常性和‘规律’是约束选择和限制创造性与革新的趋势和倾向。但领导者这个变数具有能把政治体系推向新方向，彻底改变基本的决定规划或多种资源的联盟的潜力。”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包括政治实体和政治文化两部分。政治实体是指机构和体制等政治决策运作的有形部分。作为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政治文化以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等无形状态渗透在政治实体运作过程的各个环节，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决策和制定政策的过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政策选择的积累影响着政治文化的走向；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也影响、制约着政策选择的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政治文化对政策选择正反两面的影响同时存在。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改天换地的喜悦中，一种急于求成以改变现状的心理迅速形成并急剧膨胀。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尽快富强起来。过去受人欺辱没办法，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当然应该大干快干，这种情绪是普遍存在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能够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把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转化为艰苦奋斗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因此，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呈现出了良性趋势。可到了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要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这显然是偏离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它却是党内和党外民众急于求成心理的自然反映，当时毛泽东常说：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