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与经体
2005-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约瑟夫・克罗普西
171
160000
邓文正
无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引用他的著作来替经济政策辩护的论著很多。然而，探讨他所构思的社会经济理论背后的道德理论基础的论著却很少。本书作者正是从道德理论的层面来探讨斯密社会经济学说的立论基础。
约瑟夫·克罗普西：1952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后任教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系。1958年转往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后被委任为政治哲学大师斯特劳斯的遗著管理人。1989年获科罗拉多学院颁赠荣誉人文博士学位。1991年以“卓越服务教授”衔退休，后往哈佛大学当访问教
译者序作者中译本序作者自序导言第一章 斯密体系的普遍基础第二章 自由、历史和商业秩序的国体第三章 斯密的意图问题第四章 亚当·斯密与政治哲学第五章 无形的手：道德与政治的省思译者后记
无
经典，对斯密有独到见解
政治经济学的力作
对古典经济学是劫难还是延伸，看完就知道了
给战友买的，都是好书。
亚当斯密是英国十八世纪的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是绝对优势理论的提出者，是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虽然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新成就，多少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些基本性的东西以及其经济道德一体观现在仍然在用。
对斯密感兴趣的人士很有帮助！
又是亚当斯密的书，更加深入了解这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和他主张
亚当斯密看到商业社会有重大缺失，仍然鼓吹它，这是为什么？我带着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他的理论，所以买这本书看看。
没读呢，何来心得。
书有点旧，内容还可以，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这个系列的书 都挺不错
爱不释手捧读此书，让我能够换一个新的角度去了解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巨著《国富论》，值得去读，值得思考。
很薄的一本小书，却承载了大量的内容，很难看懂，值得反复研读。
表面上这本书仍然是针对“斯密问题”的，所谓 “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之间有着理论的不一致或者对立。“斯密问题”成为许多学者的批驳标靶，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有过精彩论述。如果克罗普西这本书也仅以此为目标，那只能说：不过尔尔。可作者的野心决不止于此。
本书的关键在于何为“自然的自由”，但是“自然的自由”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就像斯特劳斯的“自然的正义”一样，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保持它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它才有生命力。
“自然的自由”有着很深的历史传承，在洛克那里，“自然的自由”一方面指神性的自然，一方面指人性的自然。洛克往上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在霍布斯那里，正是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带来的横死的恐惧感，缔造了国家的利维坦。再往上还有格劳秀斯。。。柏拉图、神。斯特劳斯在这个上溯的过程中发现了古代自然和现代自然的不同。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自然”，它离普遍性的“自然”很远，但它就是自己认为的“自然”，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它却是受习俗和传统很大制约的不“自然”。但是个人的视角总是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而有局限，如果个人认识不到这点，不能保持对未知的谦卑，不能保持对未来的兴趣，自我局限、画地为牢的话，他就没有自由。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理所当然的事其实并不那么“理所当然”。
举一个跳越很大的不恰当例子：在清末民初，“无夫奸”和“无奸通”在全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却不得不在外国势力的压力下合法化。在这个案例中，什么是自然？自然是以人数的多寡为依据的么？是以世界范围的多数还是只以中国国内的多数而言？多数派可能代表了道德的力量，却不一定代表了正确，和个人人性的倾向相抵。而人心的欲望更易与大众的意见为敌，既谈不上自然又不是不自然。于是问题出现了，如何平衡？是以传统为准则还是以人心的欲望为规尺？
我不认为克罗普西或者他的亚当斯密很好的解决了其中的难题，他一方面说：
斯密需要说明，身体的激情就是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基本。p44
这学说的理论基础，部分可见于斯密对道德教育的排斥，并随之而至的、认为激情的动力对人生有强大影响的主张。p97
可另一方面克罗普西也说：
假如自我立法是自然的自由，那么服从欲望或本能就是自然的枷锁了。P159
康德强调说，把自然理解作激情的不受约制的动机，那是人不自主的象征。P149
克罗普西想说的可能是：自然的自由一方面是人的欲望，另一方面是人的理性外化成的社会规则，人的欲望给社会提供动力，使经济繁荣，社会规则提供保障，使社会稳定。
说到这也仅仅是平淡之论，因为在理性和欲望之间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着深不可测的神秘有待揭开。克罗普西的选择是悬置，他没有断言，更多的是模棱两可，隐晦的写法？可是如果我们读过康德，明白康德的任性和意志的区别，那么我们就明白克罗普西并不隐晦。
这其中的悬置也许正是施特劳斯欣赏克罗普西之处，他的“自然正义”在“自然的自由”中找到了共鸣。他的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在克罗普西的理性与欲望的对抗中找到了知音。
克罗普西想要说的也许被福山在《历史的总结和末人》中表达的更好，福山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却表达得更媚俗。概括起来仍然是：理性和欲望塑造了现代的政治和经济，“自然的自由”遵循着理性的欲望。理性和欲望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至于何时该向何方倾斜，永远没人有固定的答案。
克罗普西的视角远远超过经济领域，有着斯特劳斯派的风格，即先从人的内部挖掘，理性、欲望与情感，然后覆盖到整个社会层面，其间贯穿历史，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这是柏拉图的传统啊。
柏拉图至中世纪，认为人是生来理性的，具有社会性的利他本质。国体追求的目标，是培养以玄思为生活方式的智者。这些君子因具备某些美德而产生的自豪感，使得他们追求的是自我境界的提升，而不是与他人争名利。而为使全国民达到智者的境界，则应施行强制性的美德教育，实行公社制。
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非生来即是理性，而凭借感官来认识事物，人必先有激情去学习，然后才能得到理性。而身为动物的人，最大激情是保存和保障一己的生命，即追求人人平等。霍布斯对于人的保存，又包含了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古代所推崇的君子之行，君子之道德，是一种恶行。它与保障一己之生命相背离，即与人天生的激情相背，所以是虚伪的。
启蒙运动时期，亚当·斯密在霍布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既然生命之保存为人的最根本目的，那么，能保存这物质生命的社会，就是最佳最自然的社会。如果照顾自己的生命是最自然的事，那么，每个人最先照顾自己，就毫不为奇。因此，完全否定了柏拉图提出的，建立强制性社会，和人生来利他的论述。古代教诲中希望用德性教化来驾驭人的激情，而斯密则认为，约束人的应为规范而不是理性。因此，稳健的国体，旨在提供人民维护生命的最佳保障，并不在追求完善超越的生命。17世纪的科学革命，让斯密看到了冥想之外仍有钻研解困等手段通向快乐，合人性的国体，在让人各适其式地追求快乐，而不再强制训练人做古典的君子。
总结如下：当自豪感被排除后，人就不必以不屑与他人竞争为美德，追逐利益也就可以与人的优越性并存。既然积极的生命优于沉思的生命，能积极进取得到成就的生命，就是最佳的生命。而能给自我最好的保存和保障的社会，就是最优秀的社会。使自己活得最安适宽裕而又不伤害他人的生命，乃是最快乐的生命。用这种道德教诲做基础的社会，就是现代型的商业自由社会。
克罗普西（Joseph Cropsey）这个名字，多数国人是通过他与施特劳斯（L. Strauss）共同主编的《政治哲学史》知晓的，据说他是施派弟子中少有的精通经济理论的学者。施特劳斯1973年去世以后，这本教科书的修订就由克罗普西全权负责，此外他还被委任为施特劳斯的遗著管理人，足可见施特劳斯对他的器重。在施派的众多弟子中，无论布鲁姆（A. Bloom）还是迈尔（Heinrich Meier），都对克罗普西表示出极大的尊敬，这与他们惯常对其他经济学者的蔑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克罗普西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可是他似乎很不愿意写学术论文，被权威期刊数据库JSTOR所承认的正式论文不过只有四篇，没有一篇是发在主流或非主流的经济学期刊上，这在经济系里无论如何是呆不下去的。所以，他转投政治系，以后更是索性只著书而不写论文了。除了与施特劳斯合编《政治哲学史》以外，先后还写了《一个哲学家和英国普通法学生的对话》、《政治哲学与政治问题》、《柏拉图的世界》等等，完全以政治哲学家的形象出面活动了。
《国体与经体》则是克罗普西进入学界写的第一本书，由他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旨在“发扬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微言大义”。这本书至今还被耶鲁等名校的政治系列为阅读斯密时的必读文献。译者邓文正则是克罗普西的嫡传弟子。可惜这本书译得不是很严谨，译者序里译者称翻译《原富》的严复为“海宁严侯官”，这一类的错误颇不应该。此书英文原名为“Polity and Economy”，译者将其翻译成“国体与经体”，这是值得商榷的。“国体”两个字固然突出了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可是却掩饰了“政治”的词根。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源于日文，虽属旧瓶装新酒，但一般不可被拆开。“经体”这个新造的词也不见得比“经济”更加富有政治哲学的意味。
这本书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道德哲学著作，也许克罗普西进入经济系就是一个误会。克罗普西的精神导师施特劳斯曾写过一篇“什么是政治哲学”，所以在1955年，克罗普西也在《伦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福利经济学”的论文。经济学家很少在这本期刊上发表文章，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 Knight）是例外。与克罗普西不同的是，从来没有人怀疑奈特的经济学家身份，斯蒂格勒（G. Stigler）、弗里德曼（M. Friedman）等经济学大师都认为奈特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奠基人，导师甚至先知。克罗普西这篇文章气势很凶，直指当时崭露头角的萨缪尔森（P. Samuelson）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认为萨缪尔森完全不理解“政治生活”对福利的影响，单纯计算个体对经济生活的满意程度，完全背离了斯密的融经济生活于政治生活的思想传统。与哈耶克一样，克罗普西认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数学运算的极限，所以我们必须抛弃数学工具。萨缪尔森没有回应，倒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瓦德（Benjamin Ward）第二年在同一本杂志上用同一个题目回应了一篇论文。瓦德对克罗普西对几十年来福利经济学发展无知和轻率的批评态度表示震惊，也指出克罗普西的文章文不对题，他压根没能回答“什么是福利经济学”这个题目。
克罗普西也没有继续回应瓦德的批评，他与经济学界（无论哪一个流派）的分歧已经是不可调和的了。四年之后，他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可以看作他对经济学的最后道别。他已经不屑采取经济学论文的书写规范了，也不和任何活着的人的文本发生干系，所以不是引用笛卡尔、贝克莱的话就是谈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思想，越行越远了。
对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的研究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这部分要归功于英国经济史家坎南（Edwin Cannan），他重新校注了斯密的《国富论》，还颇费苦心地整理了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成为研究斯密最权威的底本。哥伦比亚的塞利格曼(E.A. Seligman)则是最早在大学里教授“经济思想史”的人（他也是三代中国经济学人陈焕章，马寅初，赵迺抟的老师），19世纪末他已在大学里开设关于斯密思想的讨论课。埃奇沃斯（Edgeworth），米歇尔（Mitchell），康芒斯（Commons），这些早期的英美经济学家都以博学而闻名，他们都在主流经济期刊上发表过论述斯密思想的文章，内容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公债，金融等方方面面。连主流经济学家的美国边际学派创伤人克拉克（J.M. Clark）都发表过一篇“亚当•斯密与历史趋势”的文章，大谈历史哲学。而凯恩斯主持的《经济学杂志》更是不断鼓励学者研究和整理斯密著作，不断刊登新发现的斯密通信等。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界对斯密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分歧。一方面的代表是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J. Schumpeter) 的遗著《经济分析史》。他在这本耗时十年仍未完工的三卷本巨著里，出人意料地把斯密放在一个过渡性的位置上。他指出，斯密虽然批评重商主义者，甚至长期以来对重商主义严厉批评的传统主要就是斯密建立起来的，但斯密自身也很不幸地落入这其中。真正的分析性的古典经济学要等数十年后，在法国的古诺和英国的李嘉图手里才真正地开始。但另一方面，芝加哥大学的斯蒂格勒教授坚决无法认同这种定位，他一定要把斯密摆回到自由市场思想倡导者的位置上，认定他是现代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之父。
克罗普西这本大作出版于1957年，正是对斯密思想争论热潮展开的时候。当年他还在纽约大学的经济系任教，次年才转投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所以，这本书一方面固然要强调《道德情操论》中蕴涵的政治哲学自然起源，另一方面，他也必须与其他阐述斯密的经济学专著构成对话，嵌入其内。
亚当•斯密体系庞大，即使抛开他临终前烧掉的那些手稿，我们现在还有幸能读到他的天文学、修辞学、法学、伦理学等手稿。他曾在大革命前夕游历法国，与英法各国学者保持密切往来，非常熟悉欧洲社会的情况。比如，以拒绝法国大革命著称的柏克（E. Burke）与斯密之间有大量通信，这在斯密通信集里占了很大篇幅，而斯密另两位通信的好友休谟（D. Hume）与吉本（E. Gibbon）也分别撰有《英国史》和《罗马史》，都是政治哲学大师。斯密公开出版的这两本著作也完全是切着时代脉搏所写。故而，翻译《原富》的严复早就看出斯密的微言大义了，他在前言里写道，“吾读其书，见斯密自诡其言之用也”。这可比克罗普西足足早了半个多世纪。
从蒙克莱田（Montchrétien）到杜尔哥（Turgot）再到亚当•斯密，法国重农主义传统历来与国家思想脱离不了干系，而英国古典经济学正是随着反抗重商主义而兴起。克罗普西曾在《政治哲学史》这部教科书中撰写“斯密”与“马克思”两章，自然非常熟悉这一条脉络。其实这两章的难度恐怕不在柏拉图、马基雅维里等章节之下，因为他们恐怕是数百年来被研究得最透彻的经济学者。马克思自不用说。在克罗普西之前的研究斯密的权威著作，算上德语、法语的文献，我看到的就到有上百种之多。
可是克罗普西偏不在这些传统里说话，他要模仿施特劳斯，要阐发古典。可是，他讲的毕竟又是斯密，所以他这本书看起来与其他施特劳斯弟子的著作颇为不同。克罗普西只讲大义，不谈微言，更是没有耐心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严格来说，这本书的核心是前三章，101页的英文，这也是英文第一版出版时的原貌。第四章是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写的斯密一节，独立成篇，而第五章则是纪念《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一次演讲，也是后来才收入进去的。这篇演讲着力分析“看不见的手”的政治意义。这篇演讲前半段在谈现代性，与斯密无关；后半段在谈《道德情操论》中的自然，与《道德情操论》无关。附在最后，阐明了作者对亚当•斯密思考的起点，对我们深入探究斯密思想却帮助有限。奈特特意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他对阐发斯密政治思想的工作还是赞许的。但是他也无奈地指出此书的结构失衡：第一章占据了101页里的56页，第二章占据了剩余46页中的 31页，最后一章草草就结束了。纵使克罗普西与他老师施特劳斯一样对书的结构有着独特认识，这样的处理也是不大合适。
在《政治哲学史》那本教科书里，克罗普西最最强调的是道德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义务和自然的自我保存之间存在着紧张，这也正是施特劳斯思考的起点。克罗普西在“斯密”那一章的开头就指出，斯密认定，文明社会是人类面临那么多问题的一种有缺陷的解决办法。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后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蕴涵在其中了。克罗普西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阶段，这使得他更加怀念假想中的斯密时代的自然社会。显然，这是一种后溯的现代性阐释，其结果必然会大大模糊斯密思想的演化过程，也抽掉了斯密在与其他英格兰学者交往过程中的精神张力。其实斯密对市场道德的看法有一个演变过程，同时也受到宗教观的影响和外部政治局势的影响，交缠在一起。斯密是一个极保守极谨慎的人，下笔之前再三琢磨，出版之前更是一改再改，所以很多精细观点并不是直接在《道德情操论》中表露出来，必须反复对比阅读，涵泳体会，才能接近一个真实的斯密。
除去四、五两章附属内容，开头的三章应该是克罗普西讨论“政体与经济”的核心，而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克罗普西真正关心的，也乐于讨论的，主要就是斯密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的道德基础。不知是否出于和其他经济学者赌气的原因，他避而不谈斯密的思想传统，非要将讨论置于施特劳斯所归纳的道德哲学谱系之下。他大量引用了施派弟子所熟悉的斯宾诺莎（Spinoza）、霍布斯、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chiavelli）的著作来讨论《道德情操论》，而不愿意直接比照坎南所辑的《演讲》或是后人整理的斯密与休谟、吉本、柏克、哈奇逊（Hutchson）等师友的通信，甚至也没有怎么讨论法国重农派学者对斯密的影响。纵观全书，克罗普西只在一处提到了《演讲》，显然是觉得此书无足轻重。其实《演讲》一书是斯密的授课笔记，正是这本书记录了斯密对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等古代作家的看法。甚至克氏引用《国富论》的次数也并不多，而且集中在《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斯密的赋税理论，克罗普西则把这部分解读成政治理论。除了这一篇，克罗普西对《国富论》里公认最重要的第一篇所谈论的分工、价格、货币、竞争等思想完全没有兴趣，一字都不提。我们不禁有理由怀疑，作者是否真的对斯密文本下过功夫，是否知道《道德情操论》前后修订过六次，每次都有重大调整？是否真如施特劳斯一样贴着斯密的文本一字一句往前读？而这本来正是施派弟子最引以为傲的古典学功夫。
奈特很高兴有人能从不同角度谈论斯密。克罗普西不谈魁奈和杜尔哥，认为斯密真正追随的先驱是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奈特婉转地指出，对于霍布斯，经济学家已经谈得够多了，也许克罗普西认为大家还没谈到正题，这先不去管它。但对于斯宾诺莎，经济学家谈论的确实很少，克罗普西在此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可是并没有用足够的篇幅来解释这一点。
其实克罗普西追随的正是施特劳斯，或者说是“早期施特劳斯”的思想。克罗普西指出，斯密在多处文本里清楚地表态，人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实实在在的行为上，而不是关注在形式上去讨论人何以可能变得更加优越。这是马基雅维里最早开辟的进路。但克罗普西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斯密确实是顺着马基雅维里或者斯宾诺莎而展开研究的。倒是斯密的一些好友及一些传记指出，斯密生前最喜欢看的书乃是曼德维尔（Mandeville）《蜜蜂的寓言》、贝克莱（G. Berkeley）的《提问者》以及范德林特（Jacob Vanderlint）的《货币万能》。可惜的是，这几本书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以博学著称的施特劳斯学派视野之内。
克罗普西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既然要有所进，那么必有所本，基础何在？读完全书，我只能沮丧地承认，克氏的基础是施特劳斯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及《思考马基雅维里》，他在谈及“商业社会自由竞争”的时候，引述的都是斯宾诺莎的观点，完全无视中间几代学者的存在。他宁愿粗暴地将斯密与比他晚一个世纪的尼采和韦伯装在一起，也不愿意深入解读斯密亲手撰写的文本。他其实并不关心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想把斯密移植到施特劳斯划出的体系之内。这个“本”是施特劳斯的“本”而不是斯密的“本”，正是这一点让怀着鼓励意图的奈特深感无奈，而试图从克罗普西进入斯密的学者更是会大大失望了。
我完全无意否认克罗普西书中俯拾皆是的闪光思想，但这本薄薄小册子对斯密轻薄的态度实不可取，也大大损害了克罗普西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的声誉。在思想史上将斯密作为斯宾诺莎－霍布斯－马基雅维里的注脚，这本身未可厚非，各家有各家的传统，各人有各人的认识，熊彼特不也将他作为蔡尔德（Child）和达文南特（Davenant）的后继者吗？观点如何并不重要，但阅读、写作以及翻译的轻浮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
施特劳斯和克罗普西在《政治哲学史》第一版的序言里就说过，“作者和编者对待政治哲学的态度应该是极其认真和严肃的。”
[美]约瑟夫•克罗普西著：《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邓文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18元。
一个哲学家和英国普通法学生的对话
这本是霍布斯的作品，克洛波西应该是翻译还是某个版本的编辑来着。有中译本。
ps：最近看这本书，发现是书后面的作者简介搞错了，把克罗普西编、译的一些书都写成“著”，故而梁捷先生也跟着错了。
原来这位也是 L. Strauss 的学生，唉，真是到哪里都能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