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
2009-9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天纲
193
无
1980年代，“改革开放”声浪中，南京路重新得到“中华第一商业街”的美誉。但是，新一代上海市民的“shopping”，“南京路”已经不是必选。虽然“步行街”上挤满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南京路的鼎盛却已成为过去，它蜕变为城市里的集体记忆，是近代中国躯体上一块鲜明的胎记。新的金融、贸易、办公，商业中心，在陆家嘴、虹桥、淮海路、南京西路、徐家汇……次第兴起，取代了南京路。近年来，上海有一种说法：“世界人的陆家嘴，中国人的南京路，上海人的淮海路。”换一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年华老去的南京路，沐浴了“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中国经历”，如今它的生命扩展到各区各地，在整个城市延续。 南京路，曾经是上海和中国的“大马路”，一个独大的商业中心。从外滩到西藏路，全长1599米，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商业机构。如同纽约的“第五大道”(5th Avenue)一样，南京路兼具了购物、贸易、旅游、居住和文化的功能，一看就是那种庞大“商业帝国”的首都。1934年的英文《上海指南》，上海被比喻为“两面的纽约”、“东方的巴黎”。然而，上海的南京路，却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同时期的“大马路”更具有国际色彩，这里汇聚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英美，传统和现代的五光十色，足连当时的欧美大都市也都不具备的。 1945年，衔接南京路的“静安寺路”改名为“南京西路”，“南京路”就改名为“南京东路”。在上海，传统意义上的“南京路”，是指这一段三华里多一点的商业密集街区，它在1930，牛代已经成形，代表了19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早期全球化”。上海在1930年代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南京路上，曾经诞生了一种“东方的世界主义”，一点也不比西方的“全球化”逊色。21世纪的上海，正是承继了这个传统，开始“再全球化”的历程。南京路，回到世界各大都市之林，正如中国人终于加入了世界各民族之林。
《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以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流畅简洁的文笔描述了中国上海南京路的历史文化变迁。南京路作为上海的一条主要商业街，号称“中华第一街”，近代以降，五口通商，从开埠到改革开放，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南京路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商业，都是百年来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剧烈变迁的见证。《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分十一部分：一，“到上海去”；二，从江南来；三，维多利亚风；四，“中国问题”；五，都市传奇：哈同的例子；六，尘世浮华：“消费主义”之蛊；七，“新生活——新文化”；八，市民社会；九，战争；十，“社会主义改造”；十一，“再全球化”。全书并有一百多幅图，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南京路的发展变化。 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南京路号称“中华第一街”，它出现在上海，从属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地方、民族和全球三个层面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作者以“全球主义”的眼光，深入浅出，精彩讲述上海南京路从近代开埠到改革开放，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发展变迁，生动展示南京路的辛酸和荣光，地狱和天堂，失落与理想……南京路，是上海社会的独特经验，具有“本土色彩”，同时也代表了“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
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获博士学位。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上海史。历任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法国人文科学院、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跨文化的诠释：经学和神学的相遇》、《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文上海》、《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心同东西》等。
引言“到上海去”从江南来维多利亚风“中国问题”都市传奇：哈同的例子尘世浮华：“消费主义”之蛊“新生活-新文化”市民社会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再全球化”跋语
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双方在《南京条约》(1842年)中商定“五口通商”，其中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这一项条款，在中国催生了五个“通商口岸”(Treaty Ports)。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都市——上海，在五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引领中国。开埠后的160多年间，正是上海，带领着一个庞大民族——艰难转型。 1843年11月8日，为了落实“开埠”，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 1894)乘坐军事船只“麦都萨号”(Medusa)从杭州湾口上的舟山岛到达上海。巴富尔原籍苏格兰，出生在东印度公司的世代军人家庭。参加鸦片战争，崇尚“炮舰政策”，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东方殖民者。次日，带着胜利者的倨傲和叩关者的狡猾，他和地方长官，即“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称“上海道台”)宫慕久展开谈判。谈判的内容包括：领事馆设址哪里？外国人住在哪里？侨民和上海人混居在老城内，还是划一个特区另行安顿？如果是设立外国侨民专门居住的“租界”，这个地方划在哪里？还有，用怎样的方式把上海本地人的土地弄过来，租给外国人？ “道台”是个出面周旋、打打哈哈的人物。清朝非常重视上海“开埠”，当天，江苏巡抚孙善宝、江南提督尤渤赶来上海；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璧昌坐镇南京。双方已成竹在胸，经过二三年的交战，大家都疲惫到不愿再作计较，谈判进展神速，签约之快，破了纪录，可称“上海速度”。1843年11月14日，巴富尔用英文公布了英租界第一号布告；11月17日，英租界的范围正式划定，英文版的《上海土地章程》(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公布，章程条例当日生效。宫慕久则在11月29日，向本地居民公布了中文版《上海土地章程》，宣布正式开埠。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43年11月13日)，钦差大臣耆英向皇帝报告说：“统计五口，应以广州为首，上海为尾，将来贸易，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参与谈判的高层人员心里清楚：上海的命运，在四五天里改变了。 1833年，英国取消了垄断东方贸易达230年之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600—1874)的特权，商人们各寻门路，激烈竞争。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