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
201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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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尝从中外关系视野下总结中国学术的三个时代，认为晚周诸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中古时期的佛学传入，为我国思想之受动时代，因宋儒调和，又兼带能动之性质；而今西洋思想东渐，又有佛学所没有之强大物质力量相配合，中国思想之受动影响，不亚于中古时期，此受动如何转化为能动，任务艰巨也。此三个时代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贴切，与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说，有异曲同工之处。近代西人挟思想与物力，几横空出世于中国，中国传统天下观念迅疾天崩地裂，陵谷变易，殆失自尊，不要说能动中达济天下，在受动中独顾其身，怕都没有回旋的空间。大国非仅强大物力之谓，有组织世界之灿烂学术和思想也！今日中国与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改革开放之雄风，我国国力蒸蒸日上，势不可挡。然真正在相互交织的世界中，做到寓受动于能动，需有物力之配合，更得以思想和制度来组织世界，以本领之。要求得“本领”，非一门学科所能为，需要各个知识门类百花齐放，相互借力、接力、刺激。
根据成员国之间的承诺关系属性，国际机制可以分为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成员国之间是否意图在相互之间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本质区别。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制，形成了多层级的国际防扩散体系：第一层级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属于正式机制；第二层级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第三层级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属于非正式机制。为什么第二和第三层级的防扩散机制是非正式的制度形式？非正式的制度特征对这些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通过研究发现，非正式防扩散机制的形式选择并不是出于对共同问题取得最优解决效果的需要，而是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正式防扩散机制虽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这些机制的非正式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其有效性的提升。
刘宏松，1980年7月出生于四川泸州。1998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国际政治专业，2002年6月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起在复旦大学连续攻读国际政治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年1月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制度、中国与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丛书总序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相关文献的回顾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安排第一章 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概念辨析 第一节 国际机制研究的兴起及原因 第二节 国际机制概念的重新定义 第三节 国际机制的类型区分：正式的与非正式的 本章小结第二章 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 第一节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及其非正式性判定 第二节 防扩散安全倡议及其非正式性判定 本章小结第三章 非正式防扩散机制的形式选择 第一节 已有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第二节 国家选择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基本动因 第三节 解释非正式防扩散机制的形式选择 本章小结第四章 非正式防扩散机制的有效性 第一节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有效性 第二节 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有效性 本章小结第五章 非正式防扩散机制的局限与困境 第一节 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局限与困境 第二节 防扩散安全倡议的局限与困境 本章小结结论 第一节 研究总结 第二节 非正式机制有效性的进一步讨论 第三节 政策含义参考文献后记
插图：该公约设立了相当严格的核查制度，这为公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1975年开始正式生效，其全称为《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条约》。该公约严厉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生物武器。但在公约中，却没有写入禁止研究、禁止使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内容。此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没有建立核查制度。目前，国际社会正积极进行公约议定书的谈判，以求实现核查制度的建立。第二层级的防扩散机制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10实施多边出口控制的国际机制。这一层级的国际机制包括：核武器控制领域的核供应国集团、生物和化学武器控制领域的澳大利亚集团、弹道导弹控制领域的导弹技术控制机制，以及主要针对常规武器扩散，但也涉及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的军民两用品控制的瓦森纳安排。这些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国的出口控制政策，限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关的部件和技术在国际范围内转移。第三层级的防扩散机制是防扩散安全倡议。这一机制于2003年在美国主导下建立，各参与国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情报共享网络，针对海上、陆上和空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的非法贩运进行拦截合作，以求“显著减少和最终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关原料流进或流出有扩散嫌疑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本书研究的问题，出自于四年前与我的博士导师沈丁立教授之间的一次师生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沈老师向我提起了多边出口控制机制、防扩散安全倡议等不可归入国际法范畴的防扩散机制。在细细回味沈老师的想法后，直觉让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验谜题”（empirical puzzle）。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反复思考，我头脑中的研究问题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和解答方式也日渐明确，并最终写成了博士论文。本书正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得到了许多师长、同学和朋友的帮助。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导师沈丁立教授是我首先需要感谢的人。他以敏锐、独到的学术洞察力帮助我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引导我在研究中发挥学术想象力。在三年的博士学习中，沈老师无论手上的研究工作多么繁重，无论可供支配的时间多么稀少，在我研究上遇到问题和困难之时，他总是有求必应，悉心地给予我指导。沈老师超人般的勤奋、严谨的思维习惯、对学术事业的强烈责任感，让我时时刻刻都感受到无穷无尽的榜样的力量。这使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动力和旺盛的斗志，使我在遭遇困难时能够勇敢地迎难而上。
《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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