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皇帝之争

2011-8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托马斯·H.赖利（ThomasH.Reilly）  

191  

李勇,肖军霞,田芳 译,谢文郁 校  

无  

　　《世界宗教关系史文丛·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的研究主题是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中国的一场农民起义）和驱动它的宗教信条。从1851到1864，起义长达13年，共有2000万人丧生。清帝国与太平军之间的战斗，几乎遍及帝国的所有省份。清军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它，然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满族统治者默许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变革。这变革导致了清王朝的终结，并进而导致了帝制传统的覆灭。　　学者们收集了一系列因素，来解释太平起义者们，为什么没能实现其推翻皇帝这一直接诉求。许多人认为最主要是因为太平信仰的外来特征。受基督教教义的启发，太平天国信条的核心主要是他们相信上帝（高高在上的主宰）——中国传统中的最高神——已经选择太平领袖洪　　秀全（1814—1864）来建立他的地上天国。难道被公认是新的和是被基督教所激发的太平信条，就应该被宣称是外来的吗？并且我们也想知道，是谁这样看待它的呢？　　太平军的信条可能激怒了某些群体，特别是那些在已有制度中掌权的人，如权贵阶级，运动毕竟不是晚会。然而，太平信条并没有激起普通民众的反感。如果有人认为普通民众对太平信条感到陌生且不熟悉，那我们就要追问：太平天国如何能在第一个地点发动这场运动？又如何能在席卷内地省份时，征募到其多数的追随者呢？［1］　　也许，意识形态是这场运动最初征服民众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其最终归于失败的一个因素。在研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太平信条中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普通民众？与白莲教和八卦教，甚至更早的宗派运动相比，太平运动如何能够产生更多的吸引力，征募到更多追随者，激起更根本的社会变革呢？　　先前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没能强调：洪秀全的太平教，它已不再是一个西方宗教，一种外国信条。太平信仰，即便是由英—美新教徒点燃的，却还是发展成了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宗教，其关于至上神称呼和地位的观念挑战了皇权秩序的合法性。洪秀全提出这个新宗教——太平基督教——作为对古典上帝信仰的复兴和回归。这是太平运动吸引力的实质。　　按照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太平运动者公然抨击君主称号——“皇帝”——的神圣性。皇帝，是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统治者征服先秦中国所有的诸侯，统一中国之后，为自己选择的称号。西方人把这个称号译为“emperor”。但是，在皇帝和上帝中，“帝”字的写法是一样的，它既可被译成“上帝”，又可被译成“皇帝”。　　太平运动者同时也谴责皇权的神圣性：皇帝称号和皇权是对上帝称谓及地位的亵渎性篡夺。太平运动者要求恢复传统国王制与上帝崇拜，以此来取代皇帝、皇权。　　在太平天国之前的运动，都会宣称因当时的朝代已经腐朽，故而需要更新；但太平天国却宣布，这个为时甚久的皇权秩序是亵渎的，因而需要被取代。在太平运动及其宗教中，我们见证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发展：关于君主权威和帝制正统性之普世看法的根本变化。太平运动不[1]这一成功出现在宗教运动最强烈的时候。正如库恩（Kuhn）在他《剑桥中国史》太平天国一章评论道：“人们可能会问，是否因为急于得到民众支持，太平天国便将他们的宗教信息，隐藏于传统上更容易被接受的民族主义诉求之下？但在1852—1853的这些文档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反的。”库恩，“TheTaipingRebellion”（《太平叛乱》），276页。　　但倡导要去除当时的在位统治者，终结那一朝代，同时还要废除整个的皇帝制度，并代之以全新的宗教和政治秩序。因此，太平运动并非基根于传统宗派主义运动的诉求。太平领导者们不把自己看成是宗派主义者或运动者，反而，把自己的信仰和本土的中国古代宗教相联系，而不是和宗派主义的流行形式相联系［1］。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秦皇朝的出现和皇帝的设立，使中国文化误入了歧途，因为这个朝代的统治者率先采用了皇帝这个称号。太平运动的领导者们想要回归中国早期的宗教和政治秩序，所以比“起义”或“革命”更用来称呼这场运动的一个词该是“复归”，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秩序早在帝国建立以前就存在了。　　回归中国早期政治秩序是太平运动的重要使命，而向古代宗教秩序的回归更驱动了这场运动。宗教是太平运动的心，太平文化是太平运动的体。如果太平运动者仅只实现了其政治目标，那么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运动失败了，因为洪秀全更大的抱负是要根据其恢复上帝崇拜的意象，重建中国文化。这一有意识的宗教改革，体现在太平天国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太平天国的政治热情、历史定位、民族意识、经济纲领，甚至发式。太平天国的这种抱负可以被描述为是一场文化革命，根据洪秀全的宗教意象恢复原始的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　　太平天国对新上帝的崇拜，以及要求建立新王权之宗教意象，导致了政治运动。这场宗教运动并没有转变成政治运动；太平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宗教运动。甚至在他们最世俗化的文件，如反对清朝的《颁行诏书》中，或具有公有制特征的《天朝田亩制度》［1］中，太平天国都引用宗教目的来证明其行为的正统性。我们无法否认太平天国发动政治运动的企图，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一政治目标是服务于更大的宗教目标的。　　太平天国研究成果　　一些现代中国学者不愿承认太平运动本质上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它鲜明的基督教特征。这一不情愿，部分来自于对充满活力的19世纪传教士观察者的反感，这些观察者从运动的初始阶段里看到了整个中国转向英—美新教主义的前景。但除此之外，这种不情愿似乎更反映了人们对太平基督教作为货真价实的中国宗教这一观点的拒斥，同时也不愿意承认太平天国对中国皇帝制度有自己的宗教主张。结果，在这一问题上，很少有研究成果认为：太平基督教既是一个试图与古典传统保持一致的、充满活力的、新的中国宗教，同时又完全是一种基督教的具体样式。还没有任何研究注意到太平天国对皇帝机构并皇帝头衔神圣性的谴责。　　文森特·金教授（VincentShih）和尤金·鲍德曼（EugeneBoard-man）是20世纪最早详细研究太平宗教的两位学者。在《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它的起源、解释和影响》（TheTaipingIdeology：ItsSources，InterpretationsandInfluences）（1967）一书中，金教授仅仅把太平宗教视为太平运动者的工具，一种意识形态，基督教亦在其中交替发挥统一凝聚作用。他在导言和结论中重复使用这样的句子：“太平天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某种能取代传统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在寻找一些能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传统意识形态的积极观点……就在这时，基督教来了”（xiii）。从直觉上看来，这个陈述违反了人们接受一个信念的通常模式：如果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确实是在寻找一种替代的意识形态，那么意味着，太平天国的第一要务是革命，他们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性的。　　金教授的著作代表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他们试图为共产主义革命寻找历史上的前例。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学者本人可能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宗教的历史和社会作用问题上却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同样的观点；甚至把这种观点应用于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太平宗教也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和运动工具。按照这条解释路线，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政治意识形态而非宗教；而且其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互不相容。当谈到宗教的时候，金教授仅仅赋予它工具的角色。他不承认太平天国真把他们的宗教当成一回事。　　在《基督教对太平叛军意识形态上的影响，1851—1864》（ChristianInfluenceupontheIdeologyoftheTaipingRebellion，1851—1864）（1952）中，尽管标题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但是鲍德曼赋予宗教某种优先重要性。然而，他倾向于把太平宗教看成是某种真实东西的廉价舶来品。那种真实东西应该就是英—美基督新教。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也曾使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太平宗教。鲍德曼本该把那个被19世纪传教士寄予厚望的人——洪仁玕，即干王，曾经做过伦敦宣教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福音传道者——推崇为太平基督教的典范。然而，这位干王实际上更是个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非太平基督徒；故而他从未被其他领导人以及普通士兵所认可。这种拒斥又一次凸显了太平基督教的独特性。　　鲍德曼不欣赏这种独特性。相反的是，他对每一条不同的太平教义都进行了讨论，展示它们是怎样而且在哪里缺少了传统欧洲基督教的样式。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比起他们的欧洲弟兄姊妹来，太平基督徒可能更忠实于其他更具普遍性的价值，比如使徒们的基督教标准。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们揭露了资本经济对这一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且反对启蒙运动把世俗领域和神圣领域分离开来的原则。然而，在鲍德曼看来，太平基督教并非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中国宗教，而只不过是一个静态的西方舶来品。　　皮·理查德·波尔（P.RichardBohr）的一项研究——关于太平天国及其宗教的未出版论文“末世论的政治学：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兴起，1837—1853”（ThePoliticsofEschatology：HungHsiu-ch’vanandtheRiseoftheTaipings，1837—1853）（1978），在前代和我们这一代的研究间架起了桥梁。波尔严肃地看待太平宗教，认为起义的动力，正是激起了欧美弥赛亚（messianic）团体起义的那一末世论动力。他凸显了太平宗教完整性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民间宗教（popularreligion）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没有提到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向上帝崇拜之回归。实际上，他甚至没有讨论太平天国独特的上帝教义，而这正是复归主义　　者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　　然而，早期的太平宗教研究者，是强调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性质的，即便在他们把起义者视为冒牌新教徒的时候，还是如此。新近研究者们则倾向于忽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忽略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方面。这些学者看重的是太平宗教与其所处的地域、固有的风土民情及宗教之间的关联。　　鲁道夫·瓦格纳（RudolfWagner）的《再现天国意象：宗教在太平叛乱中的作用》（ReenactingtheHeavenlyVision：TheRoleofReligionintheTaipingRebellion）（1987），是在这方面尝试的先驱。他将太平宗教置于太平运动舞台的中心，强调洪秀全宗教意象对运动的权威塑造。　　洪秀全关于天国之路（journeytoHeaven）和天庭（HeavenlyFather’scourt）的意象，在梁阿发（1789—1855）《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得以坚固。这本新教的宣教材料开始了洪秀全的反叛之路。这本小册子促使洪秀全将自己的意象认定为是上帝的话语和对起义的召唤，而意象也从小册子中得到支持。　　在所有强调太平信仰的地域和本土关联性的阐释中，瓦格纳依然最具说服力。瓦格纳也最充分地认识到：太平宗教中，本土宗教资源的权威，并未抵消另一个更为独特的资源——太平宗教中的基督教——的权威。事实上，他的著作展示了民间宗教因素，是怎样时常（但不总是）补充这独特的基督教资源的。例如，他描述了洪秀全的天国之路意象（他受天父委任向人们传教并诛杀魔鬼），是如何为他阅读《劝世良言》做准备的。这本小册子和洪秀全的意象“合成一契”。瓦格纳告诉我们说，“契”是皇帝用来核实最重要的官方信息的办法［1］。瓦格纳原本也应指出，洪秀全的意象将“旧约和新约”提高到了“纯正无误”［2］的地位。关于太平基督教因素和民间宗教因素间的关系，瓦格纳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宗教的视野是相互融合的。　　相反，在《中国的反叛、混乱与镇压：太平叛党、台湾幽灵和天安门》（Resistance，ChaosandControlinChina：TaipingRebels，TaiwanneseGhostsandTiananmen）（1994）一书中，罗伯特·韦勒（RobertWeller）论述到：只有当洪秀全最初的基督教背景，溶解到广西本地的宗教文化中时，拜上帝会（太平运动的早期形式）的早期成员，才能弃掉洪秀全的基督教教义，从而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尽管同本土宗教元素的结合，可能有助于解释太平天国一开始对某些追随者的吸引力；但是，当太平运动走出周边地区以后，单纯的本地宗教如何能够支撑起义呢？一个原本由广西本土文化元素构成的宗教，如何能够吸引那些来自湖南、湖北　　等地区的男女老少呢？　　在所有的民间宗教元素中，韦勒特别强调神灵的作用。太平运动中的这种活动，已被19世纪的西方观察者注意到，而且被西方公众舆论界当作是指控起义者堕落和迷信的证据。由太平军编订，梅谷（FranzMichael）翻译，并且收录在他1971年原始资料汇集中的几个文件，证明了神灵对这场运动的影响。他的汇编中的《天父下凡诏书》的第一和第二两卷，正是代表了这种现象的出版物。王庆成教授发现的另外两个太平天国的文件——《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更进一步说明了太平运动的这一特征。除此之外，人们也对太平领袖杨秀清（“东王”，1822—1856）和萧朝贵（“西王”）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分别被奉为天　　父和天兄的代言人（medium）。　　田海（BarendterHaar）1996年的这篇文章：“中国的内在魔鬼：鬼怪的政治影响”（China’sInnerDemons：ThePoliticalImpactoftheDemonologicalParadigm），对太平运动和当地宗教间的相关性，也有类似的关注。［2］他断言，在中国民间宗教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来世论范式：一种是原始的救世主和救世军式的，如白莲教起义所宣布的这种。另一种是救世主和鬼神学的。这后一范式强烈地影响了太平宗教，特别是它的反清主张。尽管这样的主张肯定是太平天国使命的一部分，但我不会像田海那样，特别地重视它。太平起义和以往所有起义的不同之处，就是这场运动不仅宣称要拒绝清朝统治者，而且还要否定整个帝制。　　这三位学者，正确地指出了太平宗教中各种地方的和民间的宗教元素。不过，我想在此评论一下他们从自身工作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首先，韦勒和田海似乎相信太平宗教中所存在的民间宗教元素抵制了它的基督教特征。然而，关于太平天国的最佳研究（瓦格纳的研究是一个代表作）却认为：无论是出于神灵还是回归上帝崇拜的渴望，太平追随者们都受到了基督教因素（其中国背景使之倾向于基督教信息）的吸引。

《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是西方学者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宗教信仰的一大力作！
太平运动：基督教本土化过程的顶点？
太平基督教：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宗教？一种基督教的具体样式？
“上帝”信仰：传统中国宗教秩序的复兴和回归？对皇权秩序的根本性挑战？
在创造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基督教方面，在对皇帝的体制、形象和称号的神圣性
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理解上，在努力摧毁皇帝制度、打碎皇帝形象，构想一个不但承接过去且能开启未来的现代宗教、文化和政治秩序上，太平天国对中国历史做出了独创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

　　托马斯·H. 赖利（Thomas H. Reilly），美国佩珀代因大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和亚洲研究。

中译本序言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寻找God译名和早期天主教传教活动
第二章 新教圣经和太平基督运动的产生
第三章 太平运动对帝国的挑战
第四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活动与见证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遗产与基督教传教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主题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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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很独到的见解

太平天国史，很全面

作为历史爱好者，得此书，甚幸！！

美国一位资浅学者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可供参考，但其分析框架（东西宗教之争）比较肤浅。

老实说，老外要把中国史写的很出色比较难，特别是太平天国这种大量史料被毁灭的时间的历史。这本书只能大致的看一下，看看外国人的观点就可以了，真要研究的话，我认为还是国人写的比较好一点。

老外研究著作视角一般都教独特，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