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聊斋
2009-3
山东人民出版社
金明善 主编
423
无
本书对《经济学家茶座》出版9年来(第1～39辑)之精品栏目”学问聊斋”中的文章优中选优，选出精品文章近100篇。 读《学问聊斋》，听海内外著名华人经济学者跟您畅谈做学问的经验与心得。
黄有光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李海舰 经济学家：学问、成名、赚钱熊秉元 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 杨小凯 张永生为什么比较优势可能错蔡萌萨 缪尔森迟到年的答案——“新经济”不能改变的原理许斌 比较优势和战略优势——国际贸易学中的智慧 熊秉元 刻画经济人梁小民 当年，我这样读萨缪尔森的书王则柯 经济学讨论中的假设和模型王建国 千万别把经济学家错当管理学家张宇燕 孙悟空、如来佛以及太上老君何帆 如何发表经济学论文黄有光 应用经济研究是否可靠党国英 从“哲学帝国主义”到“经济学帝国主义”张宇燕 帕雷托原则中的人生哲学皮建才 经济学里的“醉汉”陆铭 在经济学停止的地方，思想前进了邱斌 如何捕捉经济学研究话题？ 聂辉 华为什么中国人多经验而少理论？ 黄有光 杨小凯关于国际主流经济学学术规则的对话 汪丁丁 为经济学划界——以及由此而生的问题门董新兴 显学是怎样产生的门张清津 经济学家看宗教：宗教经济学门韩朝华 认识、表述和学风一学术用语规范性杂谈 皮建才 经济里的“阿塞莫格鲁现象”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济学王则柯 经济学规矩的局限性张晓晶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 李华芳 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许桃芳 我们都是经济人 胡海鸥 对MBA学生的告诫与讽喻李海舰 学问是钱堆出来的聂辉华 大陆高校：没有一流待遇．哪有一流水平？李文溥 从分庭抗礼到杀师灭祖荆林波 “土鳖”伯克利“淘经”记高程 谁，最有可能谋杀肯尼迪？ 许斌 拿什么反对你：李嘉图PK《谷物法》王跃生 有感于“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 邵军 经济学中的形式革命松木 自然·人·经济学：一些趣想章元 问世间“社会资本”为何物？ 邱斌 过度技术化不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朱富强 请把经济学作为“为己之学”来研究皮建才 经济学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吗？ 韩德强 想象正反馈经济学孟祥仲 读懂凯恩斯王则柯 “高微热”之我见 宋胜洲 学术的EM与DM模式许文彬 巴特尔教授的迷宫游戏昝廷全 “富贵险中求”：最优解都在边界上汪丁丁 人格与理性选择张恩众 经济学家为什么需要数学李海舰 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创新李俊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经济学解释韦森 中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经济学王则柯 经济学常识与“人文关怀”迷雾陆铭当 中国经济学的苹果坠落黄有光 泛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王跃生 经济思维与“经济学价值”王则柯 设验甄别有学问许斌 经济学胜在出乎意料陆铭 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王建国 文化、知识与信息——三维时代的困扰和现代管理的精髓 蒲勇健 经济学的“惊喜” 郑磊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途径 张宇燕 简约之美 金碚 “经济人”理性主义行为是假设而非现实？ 李中健 经济学研究：取向、形态及品性 翟华 会数数的马与算不清楚的人 朱富强 女性适合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吗？ 陈抗 国王和抓老鼠的猫——也谈路径依赖 王玉霞 刘文彩VS周扒皮——张维迎PK张五常 蒲勇健 美、孔雀的尾巴与信号博弈 聂辉华 道德：经济学的“黑洞”——观电影《武士》有感 朱富强 会挣钱才是“好”经济学家吗？——李嘉图、凯恩斯等例说 王则柯 没有权衡取舍，就没有经济学 党国英 经济学大堂的门票 平新乔 数学不好就不能在经济学上有所建树吗？ 党国英 从拿破仑的选择谈起何帆 经济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蔡防 “沉闷的科学”辩——漫谈经济学与文学艺术相通之处 蔡防 经济学思维与经济学写作 蒲勇健 数学方法：驱逐伪经济学的行业门槛 蔡防 达利绘画与古典主义包容性——漫谈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经济增长》 邓盛华 模型、逻辑原理与经济学家的底气 赵凌云 学术环境与经济学家熊秉元 鲁宾逊是诚实的吗——记“资讯经济学”二三事 剧锦文 经济学的经济学赖德胜 经济衰退与经济学繁荣 党国英 经济学思考的趣味罗卫东 百年对垒：奥地利学派VS洛桑学派——浅议西方经济学体系内部的分歧 曹利群 新制度经济学的时间视野 庸之挑 战新古典经济学——介绍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 欧阳红兵 在香港学习金融学叶航 两小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精髓李文溥 被“殖民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聂辉华 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 黄有光 最近读到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句显然必须商榷的话（下详），引发对经济学用处的思考，愿和读者们切磋。 经济学是一副透视镜 我认为经济学是一副透视镜，因为用经济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原来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东西。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一副折射镜，让我们看到许多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一个简单的例子，税额增加，可以多抽多少税？直接的答案是：增税额乘以交易量。但简单的经济分析就要考虑到交易量会因税额之增加而减少。例如原来每吨的税额是10元，（有效课税）交易量是100万吨，总税收是1000万元。若税额从10元增加到12元，交易量减少到80万吨，总税收不是增加200万元，也不是增加160万元，而是根本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0万元。 另一个较不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尚余生命的价值，直观看来，应该是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降低。但是，用经济分析，竟然可以得出，当利率相当高时（例如实际利率超过3％），生命的（金钱）价值可能随着年龄之增长而大量增JJn（十多倍）。但是，生命的效用价值却依然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降低。这就造成生命的效用价值与生命的金钱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公共政策上造成困惑——到底应该根据生命的金钱价值或是生命的效用价值来制定公共政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失误？ 在2002年《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ublic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说：“一个最重要的洞见——这在现在的观点看是显然的——是认识到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致扭曲，但把扭曲的数目极小化，并不会使整个税制所造成的总量纯损失极小化。”（第341页）这句话可说对四分之三而错四分之一。“把扭曲的数目极小化，并不会使整个税制所造成的总量纯损失极小化”，这一般是对的，尤其是当税收的行政成本不大时。“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致扭曲”，这在研究税收的扭曲成本的文献中的多数简单模式的世界中大致是对的；但在所有现实经济中是大错特错的！ 在上述简单模式中，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没有外部作用等，没有税收的市场经济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任何税收都有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其实，即使是在这假想的世界中，所有经济学者都会承认，必须要有税收来维持政府开支。在人（即使只是大体上）是自利的前提（而这是市场经济最优性的条件）下，市场生产的可能，就必须基于有治安等公物的存在。若已经存有某些非最优的税收，则再加上与原有税收有经济上的对冲作用的税收，就不但没有扭曲作用，反而有反扭曲，或改进效率的作用。这与上述斯蒂格利茨引文的后半部是相符的，但却和其前半部相冲突。但这（有点吹毛求疵）不是本节的要点。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的主要失误是，简单模式玩多了，忘了实际经济并没有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而存有许多外部作用。 第一，单单看经济生产与消费对生存环境的许多危害，就使多数税收从具有扭曲作用变成具有改进效率的作用。首先，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有教导，对污染等对环境有危害的活动进行抽税，有改进效率的作用。其次，即使不是对污染等对环境有危害的活动进行抽税，而是对一般的消费或收入征税，大体上还是有改进效率的作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生产与消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中间产品）地有很大的危害环境的作用。 第二，除了对环境的危害，另一种重要外部作用是人际相互攀比，包括相对收入或相对消费作用、炫耀性消费等。这种攀比，尤其表现在竞争高收入、升职、炫耀高消费等方面上，而很少表现在竞争高闲暇上。这种倾向，在东亚地区尤其显著。结果人们拼命工作、挣钱、浪费。茅于轼说过，许多人用“违反道德的手段赚钱；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可以补充说，许多人赚钱与花钱的方式都同时是不道德与不健康的。收入税与消费税，使人们少工作、少挣钱、少浪费，与其说有扭曲作用，不如说有纠正作用。 第三，对钻石性物品（与炫耀性消费有关，但也与送礼、储值等有关）征税，也能提高效率。普通物品是其消费量影响效用，纯钻石性物品是其交换价值（价格乘数量）影响效用，混合钻石性物品是两者都影响效用。纯钻石性物品的需求线是双曲线，且价格上升不减少消费者的效用，因为若价格加倍，消费量减半而交换价值不变，因而应该课以重税。对纯钻石性物品的税收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都没有。征10万元税，不是造成13万元的总负担，而是零负担。[见《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7年拙文]对，纯钻石性物品不多见，但混合钻石性物品到处都是。对混合钻石性物品征税，也能提高效率。而且，有些情形（当混合钻石性物品被消费到其内在的消费作用为负时，例如豪饮伤身），税收的负担是负的。政府征税，消费者得利。 第四，非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天生的累积的兽性与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下，往往表现为极端的物资主义，例如牺牲对快乐更重要的健康、安全、家庭、朋友等，而去多赚几个不能真正增加快乐的臭钱。这也使收入税与消费税具有纠正作用，虽然其纠正能力不是很大。 第五，有些税收还有其他纠正作用，例如对汽车与汽油征税，不但有上述纠正污染与攀比的作用，还有纠正过分拥挤的作用。 综合上述各项可见，即使纯粹从效率出发，不看政府支出与提供公物的需要，也不看减低收入不平均的需要，也应该对收入与消费大量征税。我认为，可能除了北欧各国以外，世界各国的税收，不是失之太高，而是失之太低。北欧各国高税收高快乐，或有因果关系。几乎所有的税收（一些低效政府及像中国许多农村与地区乱收税的情形除外）都有纠正的作用，而不是都有扭曲的作用。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的失误大矣！ 第六，即使考虑了上述各项后，税收还有一些扭曲作用，这是单单从税收这一方面来看。除了少数效率非常低的政府，税收所得不是完全被丢进大海（或被贪官贪污掉），而大体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以税收所得提供治安，则把税收与政府支出合起来看，大体上并没有扭曲作用。多工作一小时多赚10元当然比只多赚8元（2元为收入税）的激励大，但这是只看税收的一面，没有看政府支出的一面。如果没有税收就没有治安，有税收就有治安，试想，你是比较愿意多赚有保障的8元，还是比较愿意多赚没有保障的10元？[详见Kaplow与笔者（Ng）在美国《国家税收杂志》（NationalTaxJournal）1996年与2001年的文章] 经济学是一副小孔透视镜 为什么像斯蒂格利茨这么有才华的经济学者，会有这么大的失误？这也许是因为经济学这副透视镜是小孔的。为了进行严谨与深入的分析，经济学者往往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没有外部作用等。对于一个基本模式，这些简单假设也许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但经济学者应该认识到，这使我们的透视镜变成小孔的，看不到实际经济中大量存在的外部作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理性等因素及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者除了用简单基本模式的分析，还应该把模式复杂化或一般化，引入较现实的假设。但这不能太多，因为它会使分析成为不可能。因此，当我们把简单分析的结论应用到实际经济时，就应该考虑到简单分析与实际经济的差异，而做适当的调整。这种能力，不见得是诺奖得主、数理大师、名牌教授就一定具有的，反而必须靠常理commonsense），对其他有关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的认识，及对实际世界（包括历史与各国不同的情形）的观察与比较。关于其他有关学科，我认为进化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有很大的启示。这不只是对经济问题，对其他几乎所有有关人们的行为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启示，因为人也是一种动物，我们的行为受我们的基因的影响。其他如心理学、社会学等也应该有所助益，尤其是有关快乐的研究，经济学者必须注意，因为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所有有目的的活动，最终目标应该是快乐。 经济学家：学问，成名，赚钱 李海舰 一、如何做好学问 据本人长时期的实践和观察，经济学家做学问有“三步曲”。第一步，“造零件”，即把各种观点、理论、学派最大限度拿来，然后分门别类装在脑子里面，多多益善，冲突最好。有差异才有创新，有差异才有学问。这一步也可叫“备料”。第二步，“学拼图”，即根据一定理念，将众多观点、数据组装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目的在于阐述一种新的主张或看法。材料不同、构思不同、配置不同，会拼出不同的“图案”。这一步也可叫“炒菜”。即使采用同样的原材料，因“炒菜者”的理念不同，学问也就高低不一。换句话说，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学问，很快被人忘记，问题在于其中的“通用件”太多了。然而，到第二步，学问尚未真正入门，就像一锅水只烧到了99℃，还差1℃呢！第三步，“把死马变活马”，即把形成的这个“拼图”摆来摆去地用于实践，获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管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那么这个学问才得到了价值实现；同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再对“拼图”反复修正，使之更符合实际。依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 “把死马变活马”，是学问入门者最惊险的一跳。这一跳如果不成功，那么你的学问就是死学问。而“造零件”、“学拼图”则是“把死马变活马”的基础。为了打好这一基础，也有“三步曲”，即：好专业——高学历——名学校。专业不好，日后拼出来的“图”社会就不需要它。还要选择一个好的专业，从大学读到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今后看来，一般高校的硕士、博士还不够硬气，他们必须是名牌高校的。这是因为，名牌高校教育含有当代最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做“拼图”的所有“基因”——理念皆在这里，而这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