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观察
2008-12
安徽人民出版社
刘奇
277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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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必然结果。我以为30年来农村改革重点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微观经营主体；二是培育了市场阢制，促进了农产品和农村其他生产要素的流通；三是实施了统筹戍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这三件大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良村社会生产力，调整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确立了新的经济社令秩序，从而引发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交汇、乏融与交变。30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主要表现在这种交汇、乏融与交变上。其一，是产业之“交”。受市场机制作用.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农业从原来的种养业向现代农业体系演进，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提高，现代农业跨越了初级产业”、“吃饭产业”的狭隘范畴，与其他经济部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进一步提高。其二，是职业之交”。2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和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部分，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居民的职业分工不再界限分9，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城乡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三，是城乡之“交”。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逐步松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有了实质性进展。
该书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农民、政府、土地、城乡统筹、农村改革、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粮食安全、民政改革及科学发展等许多方面较为辩证地、客观地剖析“三农”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凭借作者长期从事“三农”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丰富积累，书中所提的许多观点、建议，视角新颖、见解独到，既有鲜明的理论独创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对于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秉承了刘奇同志大气行文、语言鲜活、笔触生动、事例丰富的一贯风格，读起来不仅流畅自然、如饮甘醇，而且发人深思，启人心智，相信对各方面读者加深对农村社会变迁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认识，都会有所裨益。
序转型期的农村社会 农村社会转型与“三农”政策取向 创造适合民生的草根环境转型期的中国农民 观察中国农民的十个视角 增收增权增智——三管齐下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 中国农民五大群体的后顾之忧 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转型期的社会公器 新时期政府与农民的十大关系 公器倾斜 难以为重 转型期的城乡统筹 止血 补血 造血——城乡统筹必须跨越“三重门” 应给城乡统筹一个明确的空间定位 让社会无饥饿——城市应建立收集被弃食物免费发放制度转型期的农村改革 统筹 服务 合作——拉动农村发展的三驾马车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几点思考转型期的农村土地 土地流转：热现象中的冷思考转型期的农村金融 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缓解农村“钱荒”转型期的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 线、面、点并举：重构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开发利用的两种资源转型期的粮食安全 写在麦田里的命题——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小麦高产攻关田的时代启迪转型期的民政改革 推进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转型刍议转型期的科学发展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 农村社会转型与“三农”政策取向 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是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内驱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劲推动力，及多种力量的集聚积累，加速改变了乡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形态。深刻认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现状和特点、影响与趋势，驾驭规律，趋利避害，把握重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科学指导“三农”工作、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一、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特征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得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工”型经济结构逐步覆盖了中国大部分村庄，广大农村已经从传统的“全耕社会”演进为“半耕社会”，或者说由传统的“农耕社会”演进为“农工社会”，这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的总体性变化。 所谓“半耕社会”（“农工社会”） ，是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呈现出“半耕半工、亦农亦工”、“耕工交替、农工结合”等特点的一种渐趋制度化了的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半耕社会（农工社会） ”的制度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效益低下而迫使农民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农民依赖承包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从而使务工和务农的交替与结合在制度上得以强化。这一社会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农宗法式的农村社会，也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工业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大农场式的现代乡村社会。从宏观视野看，由“全耕社会”（农耕社会） 到“半耕社会”（农工社会） 的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阶段，它是中国农村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进的“大转折”、“大爬坡”的过渡时期，对于广大中西部农村来说，这一形态还将延续很长一段历史过程。随着这一转型期的到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一） 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基础性变化，它既是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也是导致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发生的最重要因素。 一是农村主要劳力非农化，次要劳力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 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2004年国家统计局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以女性为主，占53.1％；农业就业人员劳动年龄偏大，有三分之二的人年龄在36岁以上，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占相当比重。 ， 二是主业副业化，副业主业化。过去，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而现今大量农民从过去单一的种植业中转移出来，或是外出务工经商，或是就地搞养殖、加工等多种经营。2000—2004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各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5.5％下降到30.1％，农村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从50.4％和14.3％加到53.2％和16.7％。过去被视为的副业成为农民的主业，种田反倒成了“副业”。 三是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进人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收入构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1990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人为130.8元，2000年上升到702.3元，2005年增加到1175元，比上年增长17.6％，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四是农业占GDP的份额逐步下降，但仍是基础性产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1991—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尽管农业占GDP的份额逐步下降，但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产业，由于农业特有的多功能性，全社会对农业的发展日益提出更高的要求，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 （二） 社会基本单元发生变化 人口和家庭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其结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转型期我国农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劳动适龄人口供给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等等，使我国正面临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 一是农村人口增速减缓，但人口总量仍在上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到上世纪末，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数量变化呈现“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特点，农村人口绝对数量仍在上升，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峰值。届时，即使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60％以上，仍然会有绝对数量相当大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 二是农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首先，“人口红利”期趋于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但是，这一贡献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减弱。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 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 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 1年开始绝对减少。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总量过剩而结构性不足”，有技能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其次，农村人口的年龄特征发生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农民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据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再者，农村人口的性别比特征发生变化，部分农民家庭对男孩的性别偏好，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产生了矛盾，造成了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局部地区严重失衡现象。 三是农村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在社会经济变迁和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联合家庭等大家庭逐渐减少，而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等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和农民婚恋观念的变化，农村中再婚家庭、空巢家庭、非婚家庭等形式大量出现，从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四是农村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农村改革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其担负的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生产经营功能由过去的偏重农业生产，转向偏重非农经营方面；生活消费功能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商品化、多样化的消费活动方面；生育功能由传统的单一“传宗接代”，转向追求生活幸福满足方面；赡养功能由过去的家庭内部保障，转向外部的社会保障。 （三） 社会流动机制发生变化 社会流动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机制，农村社会流动发生的变化，助推了农村阶层分化，促进了农村社会转型。农民由“集体人”变成“社会人”，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农村人口迁移和流动成为常态，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多方面影响。 一是农村社会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增强，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农村改革以来，国家出家台了一系列放活农民和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发展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农民进城务工等，逐步放活土地、放活经营、放活领域、放活空间等，使农村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开放度。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当今农村社会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都更为频繁，农民获得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日益增多。 二是流动途径多元化，跨省转移、城乡双向流动就业成为主要形式。除了升学、入伍等传统途径外，务工经商逐步成为农民社会流动的首要选择，具体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并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从人口流向看，“离土又离乡”的农民主要是从农村流往大中城市，从内地省份流向沿海地区。数据显示，2005年，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五省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跨省劳动力转移人数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89％、83％、74％、73％和45％。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与省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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