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
2009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丁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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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造，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阶层人群的地位交相更替的同时，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遭遇剧烈的动荡。本文以文化社会学视野，通过观照1950年代上海工人阶级话语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揭示地方性工人阶级的文化经验，使人们认识到新制度建构下的工人个体、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和阶级实践之间的表象关系，借助基层社会动员机制得以显现。以识字为中心的学文化运动，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重新唤起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提升了阶级成员的社会地位。在文化、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得职工群众在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中，进一步展现了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上海女工人数及在工人总人数中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妇女的就业领域扩大到各个部门，虽然频繁的政治运动难显真正的性别意识，但在公共领域高涨的参与激情，还是呈现出眩目的色彩。工会的转型主要是职能的变换，上海工会宏观结构单一、集中，在整个50年代，对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教育、生产建设及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按照行政’和工会是紧密配合关系的要求，动员工人搞好生产成为工会的主要任务。空前庞大的科层制结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稳定形象，上海的工厂也不例外，都属于国家宏观计划经济的一个个部件，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体系里与其他阶级、以及工厂内部，都形成新的人群关系，个体性话语与权威性话语、公共性话语时有冲突。 阶级话语强有力的、灵活的表达形式，既来自于对现实的反映，又有助于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它们通过诠释社会关系，形塑着工人的思想意识、价值信仰，同时与阶级实践建立联系，使他们自觉投身社会行动中去。但国家主义理念将阶级话语纳入自己体系的过程，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依然复活着上海工人文化自身的特质。
丁云亮，男，1967年生，安徽省庐江县人。1993、2006年分别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获得文艺学硕士、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研究。先后在《社会科学辑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热风学术》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三十篇。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提出 二、理论构想 三、文献述评 四、研究方法第二章 学文化 一、识字的政治 二、文化诉苦 三、新闻讨论会第三章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一、文艺实践 二、学理论 三、技术革新第四章 新女工 一、妇女解放 二、平等意识 三、阶级身份第五章 工会转型 一、组织教育 二、生产中心 三、职能危机第六章 人群关系 一、道德经济 二、工农联盟 三、青工“三关”第七章 结论：话语的秩序 一、强阶级隐喻 二、想象的共同体 三、地方性知识附录一 访谈提纲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第二章 学文化我们要受用一切文化，先要学习文化。学习文化，先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能够把写在书本上的读出来，能够把搁在脑子里的写出来。——马叙伦1949年5月27日，在近代中国被称作“十里洋场”的上海解放。解放以前，上海的教育事业是各种统治权力的混合体，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为官方直接控制的“公立”学校，旧“公立”学校有普通中学二十所，小学二百九十五所，民众学校一百七十六所；一种是国外势力投资控制的“教会”学校(即外资津贴学校)，上海共有外资津贴的普通中学三十四所。职业学校六所，小学七十一所，分别属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两个系统；一种是私人办的学校，其中一部分为“反动分子”所把持，一部分为营业性质的学店，也有少数学校是进步力量所办的。解放后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接办、整顿与改造，特别是取消了训导制度，改为教导合一，取缔了公民课、童军课等课程，增设了政治课，并使用了新的课本，使得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带有新的气象。按照年初上海市委制定的一切属于人民的宣传思想，上海解放就是人民的大翻身，上海人民要逐渐学会做主人翁，自己管理自己。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现代都市，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统计资料显示，建国初期上海市区职工总人数为93．7万，至1959年底达203．3万人，十年内增加一倍以上。新型社会制度将工人阶级视为领导阶级，必然在组织、结构、权力诸方面予以调整，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奠定基础。由于解放前工人阶级地位的低下，生活贫困，无力参与文化学习，文盲、半文盲现象普遍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政府决策的充分理解和能否有效响应党颁布的各项路线、方针及提出的生产建设号召。因而开展以识字为重心的学文化运动，便成为政府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任务。
19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作为一场学术思想运动，开始入侵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引发巨大的多米诺效应。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宏观政策的宣传和落实，西方各种思潮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速度，相继亮相于中国学术界，文化研究作为上世纪中叶兴起并逐渐在欧美、澳洲及港台华语圈流布的最新知识运动，自然受到大陆知识人的关注和重视。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及向纵深层面延展，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也是耐人寻味的变化，这种变化重构着普通民众的价值信仰、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新的历史语境的断裂性、差异性，要求人们尤其是知识人不得不重新面对、思考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并摆脱既有知识话语的局限，对碎片化的现实做出有力的回应。文化研究对阶级政治、大众传媒及边缘群体文化经验的执着关切，恰恰为残缺的知识场域提供了理论研究的视点和分析问题的路径。2003年秋天，当我携带简便行装赴上海大学读“社会文化研究”方向博士时，大脑里只有粗浅的社会学常识和文学理论正在进行“文化转向”这一模糊、狭隘的概念。
《阶级话语的叙述与表象: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文化经验》是博士文丛(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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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借助文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文献档案、历史报刊和访谈记录为主要依据，来观照1950年代上海工人阶级话语叙述的内容和方式，揭示地方性工人阶级的文化经验，探讨新社会/文化建构下的工人个体、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借助基层社会动员机制，新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和阶级实践之间的表象关系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