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荡君子
2007-11
张学继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11出版)
张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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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硅、赵孟颛、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穗、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是为序。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章乃器先生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但近年来很少有人研究他，特别是他的经济学术思想。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声誉使他被视为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经济学术成就；二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使他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长期消失，因言而废其人，又因其人而废其言，当平反时人已辞世。
张学继，男，湖南金竹山人，1963年5月生，湖南湘潭大学法学学士(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法学硕士(1989年)，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宪政史。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出版巨擎一张元济传》、《民国前驱陈其美》、《陈其美与辛亥革命研究》、《蒋百里军事思想研究》、《张作霖幕府》、《留学史话》、《八桂骁将白崇禧传》、《陈立夫大传》、《黄郛传》等；参与编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刘志强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李新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典》(执行主编)等。发表学术论文有：《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对四十年代“联合政府”问题的考察》、《有贺长雄，古德诺与民国初年的宪政体制问题》、《孙科与1943年:1946年的宪政运动》、《民国初年争夺制宪权的斗争》、《论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论蒋介石幕府》、《论近代军阀幕府》等数十篇。
第一章 乡绅世家子弟浙南名邑青田乡绅世家早年的经历在“甲商”五年第二章 从练习生到银行家杭州——上海通州——北京——上海潜心研究气功合伙创办中国征信所第三章 创立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经济学理论对半殖民地古典学派和流俗经济学的批判“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消灭以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民族中心的经济建设”关于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以民族为中心的经济建设的具体主张中华民族值得珍惜的宝贵思想财富第四章 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从反对中共到与中共合作救亡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救国会的“宣言专家”破釜沉舟，砸碎“金饭碗”坚持到底，毁家救国第五章 “七君子”之狱日本外交压力下的大逮捕行动苏州看守所里的生活法庭内外的激烈交锋宋庆龄发动救国入狱运动以交保方式出狱第六章 奋斗在安徽抗日前线主持安徽动委会会务主持安徽战时财政坚持团结抗日立场被迫离开安徽第七章 工商企业经营与服务主持上川实业公司创办上川企业公司为大后方工商界服务创办港九地产公司第八章 战时财政经济金融理论关于战时金融国策如何正确把握和运用膨胀问题？把握战时财政的特质以粉碎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主张节制游资与实行国民财产总登记建议实行新平价运动第九章 “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如何大量动员国内私有资本，而同时能防止资本主义的抬头？如何大量吸收国外资本，而同时能保护国民的产业？第十章 争民主反内战运动中的闯将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争取民主的斗争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响应五一号召，应邀北上解放区第十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新政协会议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参谋与智囊为控制政务院系统编制过度膨胀而奋斗第十二章 五年粮食部长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协助党和政府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部长任上的其他建树粮食部工作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第十三章 在逆境中度晚年帮党整风，“诤友”吐诤言被错误定性为“右派老祖宗”之一以积极态度面对挫折“文革”风暴，首当其冲东城陋室度余年历史做出的公正结论结束语章乃器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救国会的“宣言专家”救国会成立后，其主要活动，一是发表宣言，二是搞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起草宣言是章乃器的拿手好戏。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发表宣言是比较轻松的。开一次理事会(笔者按：应当是救国会的常委或执委会议)，一谈宣言的主要内容，意见一致了就起草。由于我出笔快，起草的任务就经常落到我的头上，因此便给我一个‘宣言专家’的徽号。速度的确是很高的，一般的宣言，往往是边讨论边吃饭边起草，吃饭完了，休息一下，坐下来开会就传阅稿子，再讨论一下，修改一些文句，就通过了。当场就有人负担送印的任务，第二三天就印出来了。我的稿子喜欢自己校，紧急的我就自己跑到印刷厂里去校。当时的印刷条件相当好，除了生活书店经常来往的几家印刷厂之外，我主管的中国征信所还有一个小型的印字房。几家事业企业动员一下油印，产量也不小。宣言印好后，按照议定的名单和份数，从印刷厂直接发给各发行单位。”当然，救国会的领袖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发宣言，他们认为那只是秀才们的纸上谈兵，他们还着手筹备开群众大会，在上海发动示威游行。这些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救国会的无党派领袖和救国会里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此，救国会专门成立了经常性的行动指挥部，定名为“上海各救指挥部”(又叫“各救常务指挥部”)，这是一个不公开的内部秘密组织，各个救国会团体都派有代表，如孙克定、王新元(又名王敬涛，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文化界救国会，王文清代表职业界救国会，林立代表妇女界救国会，雍文涛代表国难教育社和教联，胡文新(又名方铭)代表中学联，也代表文救。王翰(陈延庆，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则由文委派来担任指挥部的顾问，实质上成为“上海各救指挥部”的总领导。指挥部成立后，在1936年度，每逢纪念日，如“一·二八”、“三八”、“五一”、“五卅”、“九一八”等必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遇到必要时，非纪念日也有行动。行动前，指挥部要开会进行周密的布置。行动中，指挥部和群众一起参加，亲临前线，冲锋陷阵。行动后，还得总结经验教训。根据章乃器的回忆，由于条件困难，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只有少数几次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的一次就是1935年的“一二·二四”大游行。上海各界群众为了大规模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准备建立救国会，计划在12月24日，在大马路(今上海南京路)上举行大示威游行。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与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陶行知、胡子婴、彭文应以及北平派来的学生代表陈翰伯等，在山西路南京饭店、南京路东亚酒店、西藏路远东饭店和环龙路(今雁荡路)中华职业教育社礼堂等处，召开了数次联席会议，头几次会议均由章乃器主持。在行动前两天，即12月22日，最后决定成立行动指挥部，由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教育界、国难教育社、工人界、学生界各推举1人，并推举职业界的王文清(王纪华)和妇女界的林立担任行动总指挥；另在南京路上一家大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设立后方指挥部，由章乃器、邓洁、钱俊瑞、王翰等人坐镇指挥。为了掩护，房间里还摆了两桌麻将。行动总指挥部决定，大示威游行以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大陆商场”作为发动点，时间选在12月24日上午8时半。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圣诞节前夕，上海的西方殖民者们忙着过节。出乎组织者意料的是，行动一开始，就被帝国主义巡捕房发觉，马上开来了红色警备车和马队。学生界和职业界的基本队伍，刚集合不到2000人，尚未形成坚强的队伍，即被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马队用木棍打散。林立、王文清等几位前方指挥被冲到南京路、山西路口的“五芳斋”门口。这时，林立等接到后方指挥部传来的通知，说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胡乔木和王翰已经决定，要林立等立即去闸北把救国会的旗帜打出去，到北宝山路东方图书馆集合。林立与王文清立即通过各界交通员，指挥散在南京路上的游行群众迅速转移到闸北去。大约不到两小时，闸北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图书馆门前已有三四千人，王翰与钱俊瑞等亲自赶到游行队伍中。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唱革命歌曲，并大声叫喊：“欢迎商务工友参加游行！”“欢迎过路人参加游行！”不少人参加进来，游行队伍迅速扩大。上午11时半，游行队伍整队出发，向南沿河南路、苏州河、天后宫桥、北浙江路，转到北火车站广场集合，开群众大会。会议由李公朴等主持，宣布上海市各界都要成立救国会，宣读了宣言，并有石西民等讲话，接着高呼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而散。事后，指挥部认为：“一二·二四”游行是上海各界支持“一二·九”运动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行动，动员群众的面比较广，总数达万余人，对上海的政治形势震动也比较大。这次游行，章乃器坐镇后方指挥部，没有到游行队伍中去。救国会成分复杂，成员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有职业岗位的人和无职业岗位的人之间的矛盾。后一种人要求有不断的活动，于是他们除了眼前发生的日益深重的国难以外，还要到书本上去找纪念日。但前一种人不同，他们都很忙，请假也不容易，抽不出太多的时间。举行一次活动，至少得开一次理事会，发一个宣言。宣言除了起草、印刷以外，还要发行。这都需要人力、财力，所以不断的活动不久就使得大家疲倦了，连执委会会议都开不成了。这样，经过讨论，才转入养精蓄锐、待机而动的正常状态。对于救国会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从一开始就视为非法组织，一直持强烈的敌视态度。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成立，当局就派特务到上海将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并且开始筹谋对付之策。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威胁说：“怙恶不改，是则甘心受共党之利用，甘心作汉奸之爪牙，甘心为民国之罪人，甘心作民族之公敌，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此又不得不郑重为我国人告者三。”对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这一通充满杀气的《告国人书》，文化界救国会在《大众生活》第J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出版)和《中国农村》第2卷第3期(1936年3月出版)上发表了章乃器于2月14日起草定稿的《对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证》，严正指出：“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失望的。”救国会会员、中共地下党员张劲夫当年曾读过这份长达数千言的驳斥文件，后来在《回忆章乃器先生》一文中高度评价说：“文笔犀利，驳得中宣部文章体无完肤，说服力很强。”
大约在2004年底接受《章乃器传》的写作任务，由于资料匮乏等诸多原因，写作时断时续，进行了近3年，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除了要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及“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外，特别感谢章乃器先生的长子章翼军(又名钟群)先生、次子章立凡先生、内侄王卓同先生，他们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重新研读章乃器先生的经济学著作，无疑具有现实意义。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事关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问题。党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民族，应当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和重复西方的老路。而章乃器先生正是一个有民族自豪感、有民族气节，并且勇于探索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说，章乃器先生是不应该被中华民族遗忘的。作者2007年8月
《坦荡君子:章乃器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