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革命与日本
1998-03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任达
234
232000
李仲贤
无
这中文版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不仅是英文原著的译文，而且也对原著作了修订，或可称之为“修订中译版”。1993-1995年间，我曾三次访问中国，累计历时一年多，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我写作时未能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这可以在“修订中文版”中引用。这些资料对在中国的学者来说，应是案头常备的。译者李仲贤先生非常细致，为了翻译准确，乐于让我阅读他的译稿，加以增删校改，包括对英文原著的修订，这就是我认为本书可称为“修订中译版”的原因，而这也完善了原著。李先生是退休人士，按退休前的职业，如果称他为学者或翻译工作者，他会感到不自在的。但他像学者般热爱历史和学问，也像专业教师或翻译工作者般热爱语言文字。这是我在1996年9月和他在广州第一次会面时，以及在近来我们的通信中得到确证的。每当我想到李仲贤时，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由他翻译我的书，我是感到非常幸运的。
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本书作者任达教授精通中文和日文。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1898—1912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证和“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这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任达（Douglas R.Reynolds）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中国现代史、日本现代史专家。精通中文和日文，经常出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各种学术会议。其研究重点是现代中日关系，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曰文化交往，成果卓著。本书被
中文版序前言序言 概念的形成导言第一编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黄金十年”？ 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军事策略 非军事策略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以后第二编新政思想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第四章 中国学生及其入读的日本学校 提倡到日本学习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 为中国学生在日开设的学校 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赴日学习的鼓吹者 对中国的贡献 第五章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 日本人在华从事教育的启端 中岛裁之领导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的时代”的主要教师和顾问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早稻田大学教授 编纂语言教科书及华日辞典的先驱及中国在日学生的顾问 其他 合同条款及教学条件 语言障碍及日语教学 在教育方面的中日合作 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 在“日本教习的时代”中国新的师范学堂 为什么不是西方人？……基督教的因素 并非“失败” 第六章 翻译及现代词汇 工作的促进 教科书及百科全书 出版业与商务印书馆 翻译者：现代化的经纪人 现代词汇：从日本流入中国第三编新政体制革命：新的领袖，新的管理 第七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训练人才 考察团的特别影响 “同文”和“体用”：保守改革的生命力 科举制度的废除 第八章 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日本 中国人在日本的军事训练 在中国的日本军事教官、顾问及日本军事模式 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第九章 中国新的警察及监狱系统 中国新的警察系统 警察的职能 在日本受训的警察 在中国训练的警察：川岛浪速和北京警务学堂，1901—1912 在袁世凯管治下，直隶省的警务改革 有名有实 “组织性移植”对比研究的必要性 北京警务学堂与对比性研究 中国新的监狱制度 直隶一例 国家级的改革和小河滋次郎博士 第十章 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日本的蓝图和顾问 中国的法律改革 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博士 民法与松冈义正 商法改革与志田钾太郎 中国的司法改革 中国的宪政改革：来源与解释 向立宪政府迈进 结束语 对晚清革命的解释 日本：缺掉的关键 今后研究的方向附录参考书目译后记
插图：著名的百日维新发生于1898年6月2日到9月21日，由于是最高层合法地确认对日本新的评价，不应等闲视之。对日本一向极感兴趣的激进改革者们，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直接参加了。由于光绪皇帝决心支持，1895年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高潮。在103天内，颁发上谕一百多道，下令在经济、军事、文教及行政事务等方面进行改革。9月初，光绪命谭嗣同等四人任军机章京，协助处理改革事宜。这引起了朝廷顽固分子的恐惧，空穴来风的阴谋、火上加油的谣言都加在康有为身上。其实，他在这整个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无论康、梁、谭及黄遵宪个人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如何，由于不断地把日本作为范例加以宣传；结果是使许多改革都受明治原型的启发。得意洋洋的日本人，以强烈的兴趣注视着中国人大胆的尝试。在9月中旬，改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三度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以非官方身份到中国观察改革情况。和他同船到天津的辻武雄（1868-1931），是发行《教育时论》的公司的副社长，后来又担任重要的顾问、教习及长期对中国戏剧性事件的评论员，专门收集中国教育改革的情况。返日后，他向日本读者报道称：“清国维新方针，不但大体根据我国，特别是教育一切都仿效我国制度，并派帝国大学（京师大学堂）视察员赴日，派遣留学生赴日，招聘日本的教员。”
十分感谢袁伟时教授的信任和具体帮助，使我能在退休后的老朽之年，仍能做点自己喜欢、也自以为有益的事，他的信任其实是极具冒险精神的。感谢作者任达教授反复细心校改译稿，甚而增删原著。感谢袁征教授多次为我借阅参考资料；小友黄颖红同学为我就一些拼音日文翻译问题向广州外语学院的教授们请教，他们并不认识我，却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尽量为我解答。袁教授告诉我，在本书排印前，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又重新校改了译稿。因此，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做的。总觉得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近代史，窃以为不了解近代史，便无从深刻了解今天的态势。但数十年匆匆而过，竟未能对近代史增多一点确切的认识，未能摆脱一些因循的见解，也未能解开众多迷惑的疑团。从任达教授的著作中，看到从未有人提过的观点，读到前所未见的史料，也触发我思索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于是不揣自陋，斗胆应承了这书的翻译工作。书中的若干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也曾就此与作者讨论以至争辩。但翻译的责任只是尽可能让读者如实地读到作者说的一切，如何评价，读者自会衡量。选择这本书的读者，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之辈的。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无
此书可谓域外中国学研究不可多得之精品。本书也曾被以英、日、汉等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其“黄金十年”（agoldendecade）的提法也被学术界广为知晓，在全世界范围都有很大影响。这本中译本让人读后被作者那种严谨的学风及每章后详实的资料而折服。这可谓近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关系史、交流史的一部力作，读后颇为收益。
这本书被小师妹借去了，最后都没还我
这本书对1895——1911这十多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一系列改革的范本描述出来了是本好书，告诉我们一些制度的来源，特别是清政府突然开明起来的过程。
买来作为论文参考的，有帮助！
书比较便宜，并且介绍了新政时期中日关系。对往日之过去，我们应当具有理解之同情。
很好 很棒的书 值得购买!
这本书可以让那些民族主义者清醒一些，中日在历史上互有帮助。对于晚清新政，我们需要重新评价
对于“晚清新政”，我有一个看法，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实践！因为这次实践失败了，而且是异族人当政时期，所以，被有意无意的轻视了。
有一个批评是关于这次改革态度的。有人说当时慈禧和清廷改革“不是他们自愿、主动采取的，而是在列强和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逼出来的”，但是，指责“晚清新政”是“虚假的”改革，就有点言过其实了。任何一个改革都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对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一个皇帝，不愿意放权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放在哪个专制时代，哪个集权政府，哪个最高统治者都会有被动和抵触的心态。国权和民权关键看怎么去博弈，怎么去争取，怎么去妥协，有没有去信任。民初国会制宪过程中，激进的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也是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批评是关于改革力度的。说这是一次行政改革，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但是，事后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看待这次改革，也是不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每个国家因为社会结构、专制传统、文化积淀、统治者胆识、外部环境等实际情况的不同，有不同的改革速度，日本美国可能快一些，英国法国就慢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改革的速度不会太快，别国用了几百年完成的转型，要求中国几十年完成，是有点苛刻的。在中央层面，先由洋务运动从经济层面改革，然后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继续放开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改革官制，废除科举，改革法律等，地方层面从消极抵制，到慢慢接受，再到积极参与，可以说“晚清新政”的改革态势是很好的。中国整体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开明专制，这样的改革速度也应该算是中规中矩的。回顾这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国开始是在外力的干扰下，被迫在激进和倒退间剧烈震荡，随着世界的恢复平静，中国又基本回到了自己的节奏上开始发展。
萧功秦先生说，日俄战争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中国人产生了两个误读。第一个误读，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实际上，日本当时是“伪立宪君主主义”，就是以立宪为幌子来实施开明专制。所以，日俄战争是日本的开明专制战胜了俄国的帝制。第二个误读，中国人没有学日本实际上的开明专制，而是学真正立宪的英国，英国就是分权。我觉得还有两个个误读。第三个误读是当时政府实际上是实行的开明专制，但是政府误以为自己在实行君主立宪。第四个误读是当时的士绅误以为政府在实行君主立宪，所以改革进度与心理预期有明显落差。前两个误读使中国选择了君主立宪，后两个误读是政府和人民无法达成共识，把整个社会推向了激进。满族觉得马上就要君主立宪了，自己的权利很快就要丧失了，所以更加保守。汉族觉得满族迟迟不肯放权，君主立宪遥遥无期，所以更加激进。虚弱的满族政府民心尽失，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把满人赶下台，换做汉人继续进行民主政治实践，也失败了，但是，在历史中的地位却明显不同，这是值得反思的。
历史不能假设，无法知道如果当时没有“满汉之分”“华夷之辨”中国会怎样发展，但是，现在更理性的对待“晚清新政”和民族主义，是有必要的。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这是《劝学篇》中的一段文字，1898年6月，保守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将此上呈皇帝，7月25日，正处于维新变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有着强烈企图的光绪颁下上谕，下令将此书印刷40份，分送总督、巡抚及各省学政。
此时的中日两国正开启一段亲密而复杂的情感经历。在给中国人带来深刻耻辱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其后几十年的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日本曾在中国艰难而执着的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持久的、积极地、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年—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甚至被美国历史学家任达命名为 “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的概念在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某种怀疑主义也是正常的。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对疲弱的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惨烈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被强行褫夺了尊严的的清帝国与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怎么可能有亲密的关系。这一概念与现存的逻辑背道而驰，在中国，它触发起对于日本侵华的不堪的回忆；而在日本，它则会引发日本急欲逃避的犯罪感。这一逻辑早已深深植根于中日民众心中，直至今日，我们仍未能从这一观念的沼泽中摆脱出来。
中日的“黄金十年”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耗尽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胜的日本并没有获得想要的安全感，而是意想不到的失落和巨大的耻辱。“三国干涉还辽”和紧随战争之后俄、德、法在中国势力的迅速扩张，都使得在当时广为流传的“种族冲突”言论甚嚣尘上。为了阻止俄国等西方国家可怕的推进，日本急欲与中国结成紧密的关系。正如日本近卫笃麿公爵在1898年1月1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中所撰写的那样：“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种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从这出发，近卫坚持认为，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而在其后，日本农商务大臣的大石正已也在《太阳》中评论道：“如果希望彻底地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确保其平和，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产及实力。这样，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
于此同时，有感于1895年之后一连串的厄运，中国也掀起了自强运动，并在青年学者梁启超和前驻日参赞黄遵宪的影响下，鲜明地提出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日本欢欣鼓舞。两国对于西方的戒备，使得这两个前不久还兵戎相见的仇敌不仅克服了深深的敌意，甚至投入到一场近乎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当1898年9月11日，曾经三次担任日本首相，依靠在明治维新中的功勋在中国赢得传奇性色彩的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之后，正处于百日维新进程之中亢奋的中国竟然有热心人士奏请光绪皇帝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充满激情和天真的维新变化遭遇了慈禧等人的顽强反击。政变之后的中国统治阶层试图依赖中国式的价值观念和模式，沿着保守主义的道路在成功地保留传统的同时走向现代化。因此，这并不代表改革的全面撤退或是完全废止，只是按照中国的逻辑，在激进改革的结束之后，重拾和缓改革的精神。
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向日本，无疑是维新变法之后（至1911年）中日关系最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初略估计，在此期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浮海来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这其中有孙传芳、蔡锷、李烈钧等后来北洋时代的军事精英，也有蒋介石、梁启超、鲁迅、蒋方震等塑造了现代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核心人物。在日本，他们既要接受文学、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上的教育，也要接受诸如“不可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对女佣人要庄重”等现代生活的规训。在日本一年之后，梁启超回忆道：“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而蒋介石也认为，在日本将近四年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看来，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日本街头的学童如中国的嗜鸦片烟瘾者一样多，日本的学馆也如中国的鸦片烟馆一样多”这种充满冲击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这些中国青年，在他们归国之后，也在教育、政治、法律与司法、军制、文化、警察与监狱系统，乃至语言等各方面改变了中国。
撇开各种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使用“革命”一词？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给出了基本论点。他认为，人类思维以特殊方式建构世界，这就是范式，科学革命的结果，是“相对新的范式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范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日本的巨大影响下，清末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转变得如此激烈和持久，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此称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巨大的改变，无论在速度、范围，还是在持久性方面，在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其巨大的影响延续至今，使得即使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受惠于此。即使因为清末新政的失败，以及之后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史的冲击使得这段历史湮没不闻。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提供了一条理解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基线。
1939年，日本史学家安藤惠秀写道“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妒忌”安藤的最后一句话说的绝不夸张，那是事实。日中的全面亲密引起了西方的妒忌、焦虑，甚至忧心忡忡。针对日本人在华所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等国改变策略，对中国发动了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1918年11月，美国即将离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听从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传教士明恩傅的建议，参与了这场争夺。他宣称“治疗‘黄祸’的药房，不管它叫什么”，都必须使“（中国人的）教化和生活准则”依循美国的教育和基督的教义。为了付诸实施，罗斯福于12月28日以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1100万美元的义和团事件额外赔款，制定作为教育专款。由此，清华大学成立，并在其后的很长时间之内由中国的外交部，而不是教育部管辖。
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也激发起了隐含在中国人内中深处的情感，中日的“黄金十年”由此戛然而止。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接下来所讲的那样“……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形。事倍功半，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这一思维不仅存在于张之洞的头脑之中，也存在于今日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对于日本一直有着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心态，中国人愿意学习日本，到日本留学，并非因为日本有什么比欧美更好或是有什么值得我们作为最终目标的内在价值，而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能够更为便捷地走向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日本是快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促进中国富强的捷径，对于其使用之后的价值我们并不曾深思。我们从来未曾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或是一种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兴趣或试图给予认真的评价。这种态度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并给其蒙上了一层阴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直统治着大陆的“革命”研究；“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在很长时间内，也想当然的将之视为华夏翻天覆地变化的开端与正途。
然而，任达显然有不同判断。在他看来，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的崛起，才是中国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开端 ------ 从绵延残喘2000年的帝制，向着当时（也是如今）世界主流的宪政体制转化的开始。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一代又一代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开明人士与精英份子，不断地探索着形形色色的变革图强之路，直到东乡平八郎那制胜的一声炮响，才使得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先驱者，在刹那间，寻找到了共同的榜样，走日本式的维新变革之路。尽管由于清朝过于羸弱快速崩溃，之后群阀纷争，内战外侵不断，但这百年变革历史的主线，依旧是在宪政的道路上迂回蹒跚，哪怕有时是进一步退三步之毁灭性的挫折，观当今两岸三地，莫不如此。
因此，任达把日本对中国百年变革的深刻影响，提到首席地位。尤其是雄霸至今的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日文汉字，进而师范教育，出版，法务，军务，与警务，莫不如此。他甚至认为，日本对华的帮助，“天真的利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唯对此，我难以认同：如果注意到上川操六（应为川上操六）的对华战略建议，我相信，日本把中国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之战车的企图，由来已久，并且是毫无疑问的赤裸裸，而绝非天真！
黄金十年，蜜月十年。
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好一些光看一眼题目，就觉“语出惊人”“新颖独特”，如《缀珍录》《闺塾师》，煞是吸引眼球，不得不翻看几页为快，以了解海外汉学，张耳倾听不同声音。这本《新政革命与日本》也不例外。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从抗战胜利到中日钓鱼岛渔船事件，中日近当代关系似乎从未与“黄金”“蜜月”沾上一丁点边。甚至在2010年国人嗡嗡耳闻到的，依旧是中日关系走下坡路，日本对中国好感下降，日本右翼于中国使馆门前抗议，诸如此类。
然，当世人对中日关系展望最为低落之际，本书著者任达带来了怡乐和平的福音——中日关系存在过“黄金十年”。这个“十年”，近的不是中日冷战期间破冰建交，远的不是奈良、平安时代大唐与大和的友好往来，而是1898-1907年，这个被世人遗忘得几乎只剩下残垣断瓦的时代。
这十年，大概要从百日维新失败算起，到1900年义和拳运动后，慈禧不得不发起书中所称的“新政革命”。此前如果从1874年算起，中日军事对抗有规律的每十年爆发一次：1874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中日朝鲜爆发冲突；1894中日甲午战争。然而戏剧性的是，仅仅三四年时间，中日彼此却成了朋友，用任达的话言“甚至差不多是盟友了”，“出人意料的融洽”，“有建设性”。
毕竟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怎么会瞬间即可化作盟友伙伴，即是是表面上的。这样的悖论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丝毫不难理解。但著者任达于本书内虽无忽略但并不着墨于此种现实主义利益考量与分配，而是指给后”世患有历史遗忘症的人看，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中国的是“非常真诚的”，“非常热情的”，是“唇齿辅车”的；而中国无疑也是得益者，只要看看为今人熟知的东亚同文会、彼时膨胀的留日学生潮，以及法律、行政、文学对日语术语大量引用等等，即可了解黄金十年期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不能遗忘日本的功劳。
1905-1906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最多，虽不同版本记载不同，然此间少则也有7283人，多则达到12000人。其中汪精卫、胡汉民、沈钧儒、汤化龙等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旅日留学。相应地，1909年于中国的日本教习与教育顾问达549人，袁世凯家的长子，后来所谓的“大太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即是日本人。
彼时，清末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日语成了获得西方知识的捷径。1897年梁启超于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也特别看重日文著作。清末这些译书在植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也将大批日语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众所周知，“哲学”“科学”“数学”“美术”“抽象”等即是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欧美词汇，再由中国人改造而成。而“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则纯粹源于日语对原有汉字的组合。
清末的警察与军事改革亦以日本为蓝图。早在1897年湖南就首先把保甲连坐制改称为“巡捕”警察系统。席卷晚清的军事改革，是仿效日本建立新型军队，包括提出建制表、军饷登记、建立陆军、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计划，等等。彼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因翻译日本版本而得以于中国面世。
世易时移，彼时的学生已成为此时的先生，彼时的先生倒成为今日之学生。不可否认，日本频频提醒晚清政府存在共同利益，借此共同抵御欧美渗透，打着如意算盘坐大远东。与此同时，晚清政府在功利主义的掂量上亦丝毫不输给日本。张之洞于《劝学篇》中直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日本只不过是垫脚石，有利中国更为便捷和便宜走向西方现代化之路。后来事实也印证，中日蜜月关系薄如蝉翼。
黄金十年，十年蜜月，其实并非是“新颖”概念，充其量不过是相互得益或彼此共同利用的关系，印证了19世纪英国首先帕麦斯顿那句老掉牙的话“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连著者任达任其多么浪漫主义多么理想主义也没在书中加以否认。
其实，聪明的任达虽不否认，也无妄自拍案下结论，所做的不过是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定量定性双管齐下分析日本对晚清影响，史实为证，读者自作分晓。这一举，既是难得，亦属明智。
任达提出了“黄金十年”的概念，让人们有了客观公正的对待日本的机会，不过此书却难当起“证词”的重任。
书是典型的西方治学模式，每章后面大段的注释，引文翔实，态度认真，却有掉书袋之嫌。鲜少给人启发，与同系丛书的其他相比，不够深度。
文中有两大重点，一是教育，一是军事警察等，对翻译、词汇、法律、宪政也有涉及。
个人更关注教育方面，因为前几日看到专文描述，中国恢复高考以来，各省市的状元至今无一人在治学、为政、经商等方面有所成，这与1898年至1910年这黄金十年中人物云集的情景相去甚远。
尤其里面一段描述，在日留学生奋发学习，以至于学校教习要控制学生自修以防休息不足，这是何等的场面。想想，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为中华之崛起，学生期望贡献自己绵薄之力，期望能师东夷长技以自强。这是一种骄傲，一种期望，也是成长唯一的可能。
这种气势在美国成长之初，在日本成长之初，都曾出现，也正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期望给了他们希望和结果。一个没有骄傲的、没有期望的民族、国家不会有任何希望。
想起前几日在一个管理咨询从业群里说起的，咨询人和咨询行业在堕落，咨询人放弃了帮助企业、行业成长的期望这一良好开始，转而去忽悠，去蒙头赚钱，于是市场按照既定的规律也在排斥管理咨询。
同样，作为一个国人、一个国家，放弃了自己的骄傲和期望，眼中只有市场和金钱，这个民族和国家也就堕落了。尤其是一个国家的中尖——“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骄傲和期望，转而去为虎作伥，转而去独善其身，这个阶级也最终会被抛弃。
有人说“宪政”是个问题，有人说“教育”是个问题，还有人说“腐败”是最大的问题，个人觉得“期望”才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问题。
想想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知识分子的噩运屡屡，可曾有读书人放弃过国人的骄傲。再看看如今吧，到底是谁摧毁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该如何重树我们的“期望”。
有期望才有希望，有“有期望的人”才有“希望”。
挑個小錯，是川上操六
谢谢，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