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2007-3
江苏人民出版社
萧公权
540
汪荣祖
无
当我完成《中国乡村》一书，另找研究题目时，担任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学院助理主任的梅谷教授（Franz Michael）交给我一批康有为著作的微卷照片，那是由已故赖特女士（Mary wright）在40年代末，得自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的家藏。我发现此四大卷微片的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经出版，有的仍是稿本，大部分为我前所未见。由于梅谷教授以及院中其他同仁的鼓励，我开始对康有为的思想作深入的研究。恰在此时，康有为的外孙罗荣邦来我们的学院做访问教授，他不但给我极有价值的建议，而且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我因而在特殊有利的条件下，从事此一研究计划。早年当我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戊戌变法一章时，我只看到一小部分的康氏著作。对他思想了解得不够，使我那时无法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我现在有机会改正一些从前的误解。我的研究结果曾以论文形式，在《华裔学志》、《清华学报》、《崇基学报》上发表。我现在重印这些论文合为一书，以符合近代中国研究会同事们的期望。除了一些小改动外，文字内容如旧。第三至第六，以及第八章曾载《华裔学志》；第七章曾载《清华学报》；第十与第十一章曾载《崇基学报》。只有第一、第二和第九章是新写的。由于写作期问前后长达十年，并以单篇论文发表，不是前后相呼应的章节，因此书中重复与不一致之处难免。我已尽力免除这些弊病，但不可能尽除。这是我要向读者致歉的。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本书就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897-1981）现代著名政治学家。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著述甚丰，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等，现已编成《萧公权全集》。其学术路向是，立足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之变局，然后深入西方学术领域，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以折中调和、锤铸涵融，自成一家之言。从学术立场看，其毕生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并以此为基点，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中与融汇。
序言第一编 家世与生平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生平第二编 哲学思想 第三章 儒学新诂 第四章 以儒变法与以儒为教 第五章 哲学的整合第三编 变法蓝图 第六章 政治改革 第七章 行政改革 第八章 经济改革 第九章 教育改革第四编 大同理想 第十章 到大同之路 第十一章 到工业社会的迂回路跋：现代中国与新世界引用书目附录：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汪荣祖）译后记
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代表思想的两个层次。康氏大受惠于公羊学的前驱，但他比最勇于在经中求政治改革的人更前进。我们不问康是否真诚，他写《孔子改制考》是确有实际目的：劝导清廷改制，以及使其他学者相信——作为一个好儒者，他们不应该反对变法。他于1898年6月将此书与奏章一齐进呈光绪皇帝，是有意义的。因此，康氏致力于转儒学为变法哲学，不应该视为一经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应重视它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近代史发展上的实际影响。毫无疑问的；康氏在使年轻的皇帝从事变法，以及在他周围聚集一些愿为变法献身的才俊，获致某种成功。但他的成功是极有限的。他的异端经解导致许多学者与官员的痛恨，而戊戌变法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康氏大胆不经的观点对他的变法来说，功过参半。这些观点，不说敌人，即他的一些赞助人也不能接受。他的书出版以后，一直可闻大声抗议，特别是那些贬抑古文经的著作。④《伪经考》二书（1891年出版）在1894年被禁，即由于抗议的结果。⑤在《孔子改制考》中的见解更加激怒传统派人士，也使一些进步分子皱眉。张之洞曾对康氏的活动感兴趣，但至此他不再支持康。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由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1911年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萧公权先生名声早著，近代民国学者在海外读博士者迅速引起国际同行认可的论文写作如萧先生者实不多见~此书乃先生晚年绝大毅力写出，研究康有为思想的重要著作，特别推荐~
我的确不怀疑康有为是一个理想家，但也是个很纠结的“xx家”，思与为有着严重的背离。
非常喜欢这套海外中国丛书，萧公权的大名更是如雷贯耳，希望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也能尽快面市，市面上不好找啊。
萧公权的书，值得一看。该书印刷也很好！
建议大家不要买新星版，错乱之处会让人读后有精神错乱的，特别是诸如光绪N年。江苏人民这个版本没有这方面的情况，赞一个。
材料可信，观点深刻，赞一个
其角度与思考跟咱们有所不一样
萧公权的代表作之一。
萧公权大著，写得很好。但收到的书有污损。
书内容不错，就是纸质不太好，发黄了。还有封面有所破损。
此书与新星版《康有为思想研究》实为一书。据台湾联经1988年版，此述题为《康有为思想研究》，未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易为此名。
萧公权先生是政治思想研究的大牛 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 研究康有为 对于今天的社会是有借鉴的
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孔子和儒学逐渐地变为“一支广泛的思潮”。自儒家创始人死后，众多儒学学人，不断地对这个最高道德真理作出陈述与充实。二千多年以来，不同儒生、学人，如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诸名贤，他们对儒家思想内容解释和修订，都有着重要发展。直到今天，情形似乎仍然如此。
在十九世纪后期，又一名儒家思想者，“一儒家修正主义者”，南海圣人康有为。大胆而创新予以经典新的解释。这个开导性发展阶段，可以说是“在儒学史上占极重要地地位（九十五页）”。他一生致力进行哲学整合，以建立一“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说思想家（一百四十四页）”。在他身上，集合了先贤开拓理想和当时学人的冒险抱负。
康有为带着强烈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精神出现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踌躇满志正是时代和治下人民的氛围和心态。他以一种危险的姿态试图变革，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也的性格。众所周知，他自信而乐观。在萧公权审慎的讨论，康人生最重要的事件戊戌变法中，是他的自负导致戊戌变法的成功变得更加渺茫，但也由于他的这种性格，致使变法成为了可能。
他的乐观，与其说是出自天性，不如说是来自儒家的宽容。他的自信，或者说他的自命不凡，也许还是由传统儒家训练的默化培育出来的。在《儒家之道》一书中，倪德卫注意到孟子的某种背景思维教育，以一种方式培育：当行动是正确的时候，通过“心的满足”的自我加强，在道德上就变得更强。这个观点和问题，是适用于像康这样儒家学人的。加之康认为自己具有非凡的德智能力，带有这样的优越感，也带着认为自己拥有上天赋予的使命，走进了他的信念和事业里。当这种力量上升到自我膨胀并受其支配时，谦慎自然就不常在康有为的身上了。于是，拥有强烈自信心就成为他显著的性格特征。这个因素，影响着他一生的运行轨迹。在这个轨道上，除了个人的生活，还有所处在的社会，并包含着一段思想和历史。
但康有为的这种信心，并不能给他的奋斗的理想注入多大的生命力。他的理论确实够“现代”，可现实却没有同他的理论一起向前跨进。无论是哲学整合，经济改革，还是改革行政，重整行政效能与民主，都并没有按照他的价值愿望建立和开展。他的那个“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一百四十七页）作为改革的中心目标的尝试，同样地淹没在那个时代无数的，或精神，或军事，或生活的运动里。
为他写传的一位作者指出，他戒杀生却食肉，谈一夫一妻却娶妾，论人类平等却用仆奴。康有为也注意到其身的言行不一致，他解释说，“盖理论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二十四页）。康的这种辩护并不见得就是纯粹自我的，因为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个人的。个人的理论与实际有所相悖，是由于任何人（包括圣人）在构建一个理论或者体系时，他所创造的好像只是作为现实秩序的合理延伸。意思是，康氏的“新规则”不是在当下发生的，它是预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想象）产物。而在现实世界的生活和实践方式里，可以不以此为准则。
就儒家本身的特点和发展上，其宗教性的面目是复杂而多元的。就中华传统文化上的特点和发展，就更是复杂和广阔。但康有为“像他的反对者一样，错误地把儒教（仅指道德而言）等同整个中国文明，忽视非儒家的学说。（四百四十九页）”另一方面，任何一代儒学学人，无不是对儒家分作若干概念，而且很明显的会受到其中一支影响，从而不同程度地摒弃其它分支学说。公羊派学说立论对康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以看出，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康的信念就不那么开放了。康总是避免乃至无视同时代人自已的影响，也是受于这种信念。他的自负，所受的教育理所当然地认为，除心目中的圣人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和观点能够引导自己。 但是，在墨子的《尚同》中有这样的观点，如果统治者能被劝说的话，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强迫和劝诱机制，他们会有其简化大众的决心问题的手法。在这里，康有为似有踵其墨子之迹而前行的理念。
可能是康最重要的著述，《大同书》，有关成书的年代，世人一直都对此纠缠不清。这大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制造出来的暧昧混乱。萧公权详正的比较了各方说法，也同意了钱穆晚至一九零二年左右的推论。并提到在此前康已经存在类似大同书思想里的萌芽，和确定书成时间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时间甚至生命结束时，康有为对《大同书》的出版和宣扬，都一直隐而不彰。明显的理由是因其书中的思想与传统价值格格相左，康察觉到些见解将有“陷天下于洪水猛兽”的危险性之可能，故拒绝出版此书。梁启超曾喻乃师《大同书》的影响为“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三百二十八页）。
康有为的深谋远虑跨跃时代的，他的大同理想也是超越现实的。他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因远离现实世界而成为空想。他也深信，“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能建筑在旧废墟之上的。（四百四十九页）”毕竟，任何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是因其持续性，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徐徐展开。这或许不用完全依赖过去，但则难以平空超越过去和现实。某种程度上，他的大同新世界是没有考虑到可能预见的现实和未来，他既把现实与理想分开，理想变得空想，考验他的则只有困境与不可能了。他也曾看到当时的政治生活，而他所设计的道路，也不可谓是不正确的观察。但他高估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没有基础的民主，他变革手段或者工具，是不可靠，也是难有效果的。 并且，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之关联性，也将是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任何改革方式的实施。他何尝不意识到，“一个妥善的政治秩序如果不能建立，他所说的一切改革毫无实际意义”（二百七十二页）。无奈的是，现实的确不曾给予一个良好的秩序给他和他的理想，“一个高贵的理想注定要变成为一个失落的目标。（三百零四页）”
身怀不切实际的理论确实在无奈的境地里寻求希望。也许只在很小一部分上，康氏大同哲学的支流殊途同归于已在中华大地上飘荡的马列幽灵；而在部分上，大同哲学汇入了西方诸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海洋。
一九二七年，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儒家集大成者病亡，这不仅是上一时代中国思想史重要一部分结束，同时，大同思想的希望也暂时消失到无形无踪。通往那大同之路的大同世界主人，或许只有在历史学人的艺术编织过程中才能出现；或许在若干时间后，在果真“美丽大同新世界里”，得到不朽。像余英时指出章学诚和载震是刺猬，我们也可以这样形容康有为。刺猬的特点是，他不仅知道一件大事，而且只思想一种观点。他四十多年奋斗目标，他坚信，是人类终极价值和共同目标。我们知道，人们许多美好的努力与目标，并不完全在于多有意义和价值，有时还是为了一种信仰，那怕这种信念脱离实际，甚至也不显得高尚。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写的不错。
最近在复习走向共和。
更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