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的修辞
2012-2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
200
王敏 译,刘训练 校
无
在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1949-）发表在《纽约客》（New
Yorker，1989年6月26日，第32-38页）上的一篇短篇小说中，一位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年轻女子持续不断地重复询问关于其雇主玛丽亚的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那样？”玛丽亚是美国人，四个孩子的母亲，热情洋溢，过分友善，有些令人讨厌。小说中，不同的社会和种族背景提供了这个问题大部分的答案。不过，当我读到这篇小说时，令我惊讶的是金凯德提出的问题--对他人大量的、固执的且令人恼怒的他者之异（other
ness of others）的关注--刚好是《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的核心。
一个人不仅与他同时代许多人的观点相脱离，而且与他们的整个生活经验相隔绝，这种令人不安的经历实际上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典型特征。在普遍颂扬民主模式的时代，总是唠叨西方民主国家运转的缺陷，可能有点无礼。但恰恰是某些壁垒的壮观而又令人激动的轰然倒塌，让我们注意到那些仍然保持完好的壁垒或不断加深的裂缝。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1915-），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早年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术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著有《经济发展的策略》、《退出、呼吁与忠诚》、《激情与利益》、《转变参与》、《反动的修辞》等。
译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 反动的修辞二百年
三次反动与三个反动的命题
关于“反动”的一个注解
第二章 悖谬的命题
法国大革命与悖谬结果的宣示
普选权及其所谓的悖谬结果
济贫法与福利国家
对悖谬命题的反思
第三章 无效的命题
质疑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变革程度：托克维尔
质疑伴随普选权可能发生的变革程度：莫斯卡和帕累托
质疑福利国家给穷人“分配物品”的程度
对无效命题的反思
第四章 危险的命题
作为对自由的一种威胁的民主
作为对自由和民主的一种威胁的福利国家
对危险命题的反思
第五章 三个命题的比较与综合
大纲一览表
比较三个命题的影响
一些简单的相互作用
一个更复杂的相互作用
第六章 从反动的修辞到进步的修辞
协同错觉和危险迫近命题
“让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
悖谬命题的反题
第七章 超越不妥协
论证的翻转
如何不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争论
反动的修辞--两年后的回顾
致谢
索引
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主要著作
译校后记
这样，马歇尔的方案直接产生了两种可能的、不同类型的危险命题论证： 1.民主危及自由。 2.福利国家危及自由或民主，或同时危及二者。 实际上这两种论证都已经被提出了，马歇尔方案的历史有效性和有用性将会由此得到强化。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各种命题可能特别眷顾某些国家。当然，其原因在于马歇尔依次发展式的方案来源于英国的历史，因此，不大适用于那些从公民到政治再到社会经济权利的[86]进步不那么稳定、依次或“有序”的国家。然而，由此产生的危险论证的变体本身就是有教益的。 同样，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考察将不仅强化马歇尔方案的持续有效性，而且进一步对它的简单性提出质疑。马歇尔省略了滚滚而来的、强大的“反动”浪潮，它们一波接一波地阻碍甚至逆转公民身份概念每一次成功的扩展；他也忽略了公民身份的这些扩展会以各种形式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他设想的历史进程是纯粹逐步向前发展的--公民身份和进步的每一个方面或每一个维度，将一个接一个地付诸实施，不会与前一个（或几个）方面或维度产生任何共存问题。①就这方面来说，围绕危险命题的反动论述发现了某些这种类型的真正问题，我们的考察将成为对马歇尔乐观主义的一个修正，并且关注那些是或者可能是相当真实的困境和冲突。 ……
无
本书作者赫希曼（经济学界一般译为“赫尔希曼”）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曾以提出不均衡发展战略而享誉发展经济学家，学术地位远远高于以提出二元经济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同时，赫希曼的学术影响力超越了经济学界，而广及政治学和政治经济思想史。他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早年曾经在法国和西班牙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本书是其晚年赫希曼最杰出而且最优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该书分析了保守主义的三种论辩方式。在西方世界，保守主义致力于维护既有的秩序和习惯，而当这种既有的秩序和习惯基本上不错的时候，保守主义就能成为广得重心的政治思潮，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如此。然而，试图突破既有秩序和习惯的力量，在西方世界被称为进步理论，或称自由主义，一直是存在的。这种力量试图让更多的民众享受到自由与平等的好处。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保守主义就是一种巨大的反动力量。本书发展出犀利的分析框架，辨识出保守主义的三种论辩说辞，即悖谬说、无效说和危险说，以论证自由主义的进步要么达致其反面，要么根本不能达致其自己设定的目标，要么会遭致更多更大的危险。保守主义在反对法国大革命、普选权的拓展和福利国家上，均运用了这三种说辞。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赫希曼抽丝剥茧，对保守主义的论辩给予了语词温和但理据致命的抨击，因此激起了西方政治哲学界的广泛讨论。事实上，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着各种试图维持现有秩序和制度的言论。可惜的是，中国学者，几乎极少有人能够习得诸如赫希曼这样的学术武功。因此，中国学界和网络世界的很多论辩，例如关于韩寒的“反对革命”论，都显得不够高端大气。就这一点而言，赫希曼尚未在中国知识界成为尽人皆知的精英，实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杯具”。顺便说，美国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2007年设立赫希曼奖金，颁给那些在社会科学跨学科领域以及公共政策研究具有杰出贡献的学者。以一位健在学者的名字设立奖项，足以证明其影响力。赫希曼与2012年12月11日去世，享年97岁。
反“反民主”的战斗号角
好书需要细细品味
修辞学是一门政治学。这里头的问题很深刻。他是和民族性格有深刻关联的。现代修辞的深入研究希望能得到学术的深刻关切。
正如作者本人在书后所言，这本书批判的实际上是不妥协的修辞，这个在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存在的极端思潮。
但是书名最终取的还是反动的修辞，因为赫希曼在第六章对自由派不妥协的修辞的批判是在他本人一开是也没有料到的。毋庸置疑，赫希曼本人可能更倾向于自由派，但最终还是发现了，世上没有一边倒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作者本人在很多地方将保守主义中的极端说辞安到整个保守派的脑袋上，而由此进行的批判也不免出现很多的错误。
在第二章反驳悖谬论题时，说“人们不可能为了获取相应的社会安全或税收上的优惠资格而挖出自己的眼睛”（P.35），这种极端的情况当然不会常见，但其他形式的福利敲诈确实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同一章，作者说“失业保险也允许公认可以不接受无论条件多么恶劣的工作，而在这一点上，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发展”（P.36），作者显然无法预见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由于臃肿的失业保险政策造成的大量失业者退出寻找工作的市场的现象。工作即是生计，难以想象“不去接受无论条件多么恶劣的工作”竟然会是一种美德。
在第三章针对无效命题的论述，赫希曼的例子其实很好的阐述了保守主义者对于福利体系弊端的危险。而其在反驳时所举的例证：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共住房计划，也远远没有到conclusive的程度来孤立支撑他的反驳。
在作者着墨最多的第四章对危险命题的讨论，作者说“70年代中期，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就已经被广泛的宣告，会被超载折磨的难以统治和不堪重负，如果不是压垮的话；但是，它们继续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进，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或崩溃”。显然作者依旧是过于乐观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希腊新纳粹的崭露头角，以及美国hand-picking winner and loser的汽车业bailout的不可避免的实施，都代表着民粹对于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危险，远超过作者的乐观估计。
当然在第六章作者对自由派中同样的极端修辞的批判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产生，也受到当时欧洲的持危险命题的保守主义者对民主制度批判的影响。
赫希曼对三种反动的修辞的分析是精彩的，而正由于其反驳有些单薄，对这三种命题的介绍更成为了很好的保守主义思想的介绍。
赫希曼的火力所对准的，不是单纯的反动，而是反对任何改革的极端保守者，以及鼓吹巨变的极端激进者。这一点在政治分裂的美国来讲极为重要，双方的极端话语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媒体的版面，而温和务实的人被视为没有原则的妥协者：显然那些刷极端派网站的宅男们更有原则，也更了解世界。
而在于反对激烈革命这一点上，保守主义没有任何错.
What is conservatism? Anti-revolutionary at all time, at all cost.
西闪/文
上世纪30年代，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常驻柏林。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以及犹太人的悲惨遭遇。1940年6月，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到纽约，弗莱在家中举行了一场募捐餐会，向他的贵格会（Quaker）教友以及哈佛同窗筹款，为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骨干募集逃难的经费。会上有人提出，营救的对象不应局限于政治人物，而应该把那些已经逃到法国的犹太文化精英包括在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成立一个“紧急营救委员会”（ERC），负责滞法犹太精英的营救工作。于是，1940年8月，带着一张200余人的营救名单和3000美元募款，弗莱只身前往法国马赛，开始了秘密的救援活动。
受制于反犹排犹的社会氛围，当时的美国政府不仅拒绝帮助犹太人，还对民间自发的救援多有阻挠，因此弗莱在马赛的工作一开始既孤独又艰难。好在一个绰号“闪亮”的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做助手，令弗莱的工作大有起色。
“闪亮”只有25岁，虽然年轻，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8岁的时候为躲避反犹浪潮逃到法国，就读于索邦大学。1935年，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21岁的“闪亮”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军战士。1938年，他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闪亮”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军身份参加陆军，抵抗德国入侵。
法国投降后，“闪亮”流亡到马赛，很快就与弗莱开始了高效的合作。他们找到了救援名单中的大部分犹太人，给他们代办签证，伪造证明，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等等。在完成原定任务的同时，他们也从不拒绝其他犹太人的求助。在弗莱眼中，他的这位年轻的助手简直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后来他在回忆录《无条件引渡》（Surrender on Demand）中写到，“闪亮”不仅聪明善良，个性令人愉悦，还是一个“非法活动的专家”。当他们给逃亡者使用的捷克护照失效时，“闪亮”很快开发出另一个伪造证件的地下渠道；当他们的经费彻底耗尽时，“闪亮”又迅速地搭起了募款私汇马赛的秘密管道；当逃亡者无法乘坐火车离境，他又悄悄建立了偷渡网络，以及沿途的接待地点。在他们的领导下，只运转了一年零一个月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等等，以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在其中。
当然很快，紧急营救委员会就成为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眼中钉。1940年12月，遭纳粹搜捕的“闪亮”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逃至美国纽约。“闪亮”走后，弗莱的工作也就陷入困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他（指‘闪亮’）离开之后，我尤其感到寂寞。我突然发觉我多么依赖他。不仅依赖他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也依赖他的陪伴。在法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做。自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完全孤独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1941年9月，被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当局视为共同外交麻烦的弗莱也被驱逐回了美国。然而弗莱没有料到，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了两年研究员后，“闪亮”又于1943年加入了美国陆军，并重返欧洲战场，从北非一直战斗到意大利。
1946年，31岁的“闪亮”刚刚退伍，就以联邦储备委员会（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为欧洲重建工作至1952年。只不过，彼时再没有人叫他的法国绰号，而是尊敬地称他为“赫希曼博士”，因为他的真实姓名叫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就在1952年，哥伦比亚延请赫希曼担任了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为国家政策出谋献计。两年后，“闪亮”自己在波哥大开设了一家私人顾问公司，继续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1956年至1957年，耶鲁大学聘请赫希曼担任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讲座教授。正是基于哥伦比亚的那段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在书中他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这本著述被译介到大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1958年至1964年，赫希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家经济关系，接下来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长达10年。1974年，他转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85年荣休。
除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赫希曼还有多部经典著作。就像他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进出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的书名那样，他的著作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领域非常广阔，往往跨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多重边界。例如他的名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就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则用历史学的方法对观念演化的过程予以厘清，而《转变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在理解集体行为方面，也比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L. Olson）更加深刻。
赫希曼认同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观点，认为“对直接经验的解释是任何思想得以成立的惟一依据，而思想的起点是对这种经验的分析与观察。”所以他既反对空洞无物的各种形而上学假设，又鄙夷那些流行的表面客观实则狭隘的理性主义理论。他不相信人类的本性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公式来概括，也不赞同人类的追求、付出与牺牲用所谓“偏好”来形容。他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历史境遇、社会背景、个人经验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把握人类行为的方向才有可能。事实上，在他的诸多考察中，人类行为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铁律，反倒具有某种“自我颠覆的倾向”，总在希望与失望的摇摆之间，在进步与反动的往返当中，实现曲折而多变的前行，一如他的自传书名：“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
赫希曼如此强调人类研究中各种因素的的复杂作用，毫无疑问，缘于他丰富而多彩的个人经历。这种对生命体验的高度重视，将他的鲜活思想与众多“转椅理论家”生产的苍白理论永久地区分开来。他是人类进步的探索者，而不是单纯的鼓吹者。他总是提醒人们，如果不能清晰地辨识“考虑周详的愿望” (thinkful wishing)与一厢情愿式的“如意算盘”(wishful thinking)，不能充分地理解和体察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任何人类知识上的进展都会得而复失。也因如此，赫希曼从来不是正统的经济学家，而是所有人类奥秘探求者的同伴，乃至向导。不少学者将赫希曼放在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以及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等人组成的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学界，赫希曼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还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称做“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都是基于类似的理由。200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目前得主有三位，依次是政治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每一位都符合赫希曼的思想家原型。
最近，赫希曼的又一部著作《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引进国内了。在这本书中，赫希曼集中处理的是保守与进步的修辞学（rhetoric）。他注意到，对应于人类历史上几个重要的进步时刻，那些反对者——即保守者或反动派（均无贬义）所做出的反对往往是情境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本质上是刺激-反应型的，没有恒定的反对原则，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反对对象，并且几乎总是陷入一个不断自我筑垒的循环之中。换句话说，人们的反动更多地是缘于面对风险的复杂心理而采取的拒绝进步的断然态度，反动的话语往往也是基于“论证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s of argument）而塑造出来的一套套专横而不妥协的修辞，并不涉及反动者的欲求、道德和信念。
赫希曼认为，正面攻击反动派的心灵或人格很可能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相反，理解反动派的修辞，从而冲击他们脆弱的逻辑，反倒可能促使壁垒的瓦解，达到沟通融合的目的。因此，他归纳出三大类反对进步的“反动修辞”：悖谬论、无效论及危险论，试图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缴反动派的械。在《反动的修辞》中，他用激情与简洁兼具的论述达成了这一目标。
然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赫希曼再次表现出他那自我颠覆的倾向。针对“反动修辞”的敌手“进步修辞”，他也展开了分析与批评。并且他指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修辞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毫不妥协——这种专断的、拒绝沟通的话语特征妨碍了人类的合作和进步。
很显然，赫希曼对待智识的诚实态度只会令反动派和进步派都心怀不满。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一致性是心胸狭隘者的魔障”，只有热爱人类、视野广阔且深具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才敢于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尚未解决的矛盾，赫希曼就是这样的人。
很简明扼要的一部著作…怎么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辞。
其实不管是保守、反动还是进步 关键在于把握”度“
君子和而不同啊！
另外，作者的英文很流畅，读起来挺有感觉 ！
样书已经出来，可惜好像赶不上年末的书市。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早年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术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著有《经济发展的策略》、《退出、呼吁与忠诚》、《激情与利益》、《转变参与》、《反动的修辞》等。
“一本才华横溢而优美流畅的著作，它惊人的简洁，却极具深度……赫希曼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反动文化的读者指南》。”——斯蒂芬•霍尔姆斯（芝加哥大学）
“这是一本令人叹服的明智、原创与辛辣的书，带有赫希曼惯有的智性幽默和对自由价值的高度信奉……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位杰出心智的登峰造极的风采。”——斯坦利•霍夫曼（哈佛大学）
“本书作者赫希曼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本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经常令人意外的知识领域，欲漫游于这个让心智丰腴的愉快地域，读者不需要具备特殊才艺，仅需要常识和关心。”——吴乃德（台湾中研院）
赫希曼的著作都是小书，但“这样的小书，探讨的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适合任何学科的学生”。——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本文作者：林繼文（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有人說，專家就是「對越來越少的事情知道越來越多」的人。偉大的學者，卻能把深刻的道理，濃縮成人人可懂的簡潔標語。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家中，阿爾伯特‧赫緒曼就是個中佼佼者。他的名著《叛離、抗議與忠誠》（ E xist,Voice, and Loyalty ）中的三項主題，已成為具有豐富象徵意涵的標籤名詞，滲透到許多著作裡。《反動的修辭》這本書，儼然具有同樣的架勢。作者以其對於「對稱性的執著」，再度選擇三個簡明的主題，構築出關於「進步／反動」論述的壯麗賦格。
本書根植於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有人想反對一件聽起來很理想的事情，有哪些說法可用？答案有三種可能：這件事的結果好壞難卜、這件事根本難以達成，或這件事可能會帶來不好的副作用。赫緒曼把這三種說法細緻化，提出三種反動論述的修辭：悖謬論，指原本用意良善的行動可能導致反效果；無效論，認定改革的行動完全沒有作用；危害論，主張改革反而會危害先前社會進步的成果。作者最令人折服之處，在於將這三個簡單的修辭還原在歷史脈絡中，呈現反動勢力如何對抗過去兩百年來興起的三大進步力量，亦即自由權、民主政治與福利國家。就悖謬論來看，法國大革命所證明的不過是個人意圖和社會結果之間的巨大斷裂，普遍民權只會讓民主政治更難運作，福利國家則讓貧窮更制度化。對無效論而言，法國大革命的戰果早已存在於舊體制，普遍民權只是另一種形態的菁英統治，福利國家並沒有嘉惠窮人。危害論者，宣稱民主政治不利於法國大革命所爭取來的自由權，福利國家則同時危害民主與自由。
赫緒曼雄辯滔滔地批判了這些反動論述，卻沒有明示自己的立場。對此，我們只能根據反動論述的反命題間接推知：對悖謬論的反駁，顯示作者相信人的理性能決定社會行動的後果；如果無效論和危害論是錯的，就表示社會行動是有效果的，而且正面大於負面。這表示赫緒曼既反浪漫主義又反結構主義，而較接近行動派的啟蒙主義者。這點，從作者曾投身救援反法西斯運動者的經歷，可以得到印證。
閱讀本書，等於是重溫近代政治社會思想史，但這種經驗卻是輕鬆愉快的。赫緒曼擅於用簡潔概念直指問題核心，即使沒有專業背景的讀者也不太容易迷路。本書的譯筆相當流暢，且顯露出譯者本身就對論題有清晰的掌握。不過，在台灣閱讀此書，不免令人有所感慨：赫緒曼所關切的對象，畢竟是能對基本價值進行思辯的社會。一個社會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就不會產生偉大的進步論述，更不會激盪出偉大的反動修辭。這樣的社會，既不會有真先知，也不會有假先知，只有算命仙。
不同意。你只是自己把保守派的那一點點大家都知道的好處放到最大罷了，那根本不是本書的重點。而且，美國跟希臘目前的危機正好就是充滿保守色彩的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
赫希曼这本书其实主要在批评双方的极端派，就像我后面说的，也是他自己在书中承认的，当年就得罪了很多左派的同聊。美国和希腊的危机怎么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呢？
读完了书再来这一看，更觉作者是个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