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欧洲(上、下)
1992-11-01
河南人民出版社
[法]艾田蒲译
许钧、钱林森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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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艾算是继伏尔泰后最彻底的亲华法国人之一了~而且情绪还总是很激动，措辞相当严厉，法国人一贯擅长的讽刺和狡辩，哈，跟老伏还有点像的~~
标题这句看到的时候乐坏我了~
ps 说我评论太短视为毛。。一定要长篇大论吗。。。
在上册第25页前言中：
钱学森-----应当翻译成“钱存训”
尼达姆-----应当翻译成“李约瑟”
恐怕很少人知道：导致当下美国金融动荡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核心逻辑，追根溯源起来竟出自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两百多年前，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将“无为”这个道家哲学概念加以理论化，用以阐明他的经济学思想。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的魁奈，一生都身体力行地狂热推崇中国文化。他这么做当然并非偶然，在他所处的时代，不用说整个巴黎、整个法国，甚至整个西欧，都曾长期陷入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之中，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过现在《功夫熊猫》上映引发的热潮。
所谓“中国之欧洲”，就是指下迄18世纪末的两千年间，西欧对中国文化的追寻、输入和消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热潮和争论。当然这种文化交流本身取决于一系列政治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直到蒙古人几乎征服整个内陆亚洲之后，西欧人才得以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在此之前，西欧和中国分处于亚欧大陆的两端，遥遥相对，彼此只不过依靠一些传说和想象来间接地了解对方，即使偶尔有联系，也不过是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的。
就像中国古代经常将“西方”设想为一个极乐世界一样，欧洲也长期把远东的中国想象成一个富裕、和平的黄金国，但它依然是遥远如另一个星球的。因此1301年《马可波罗游记》写成后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响的狂热：竟然有一个欧洲人真的去了传说中的中国，而且，它竟然比传说中的还要完美！自此在几百年内，这本不无夸大的游记就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往往也是唯一的史料来源，也为无数人提供了前往中国找寻黄金的动力——其中包括哥伦布，他坚信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结果发现了新大陆，不过他至死仍坚持自己发现的其实是中国。
“中国”一词上所笼罩的传说色彩，直到明末西方传教士逐渐深入中国后才逐渐得以改变。虽然他们的目击报告在今天看来仍包含不少误解和偏见，但它已足以引发轰动和震动。当时连教皇都承认，当世人谈起中国时，“吾人辄信此为寓言”，谁能想到大海、高山、荒漠、险道阻隔的另一端，竟有一个迥异于欧洲，而发达程度却不下于欧洲的文明，“是为别一世界”。
的确，中国是另一个世界。传教士进入中国，原本当然肩负着宗教使命，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发回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在新兴的印刷技术下得到广泛传播，反过来动摇了基督教在西欧社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西欧倡导理性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一发现如获至宝，因为中国独特的文明模式，为他们提供了整整一个向教会发动猛攻的武器库。如本书中指出的，不论佛陀还是孔子，都向基督教欧洲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难道在不了解罗马教廷的情况下也能非常神圣地生活吗？当时的传教士白晋也已清楚地看出：把中国称为“无神论”社会又无法否定其强盛，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当时反对教会的无神论知识分子的理论。因为一个无神论社会不但有可能，而且已存在，运作得还相当不错——那就是中国。中国另一个一贯的传统：允许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救赎的宗教宽容主义，同样与一神教的欧洲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在中国发现的一系列例证都猛烈动摇了教会的普遍主义统治基础。例如中国的历史记载之翔实可信世无其匹，但其中却并非《圣经》说的上帝创造世界，甚至看起来上帝尚未创造世界，中国人就已经存在了。因此1740年时，关于“中国纪年”的发现再次给了教会致命一击，使它很难自圆其说地宣称：整个世界都不过是距今几千年前上帝亲手创造的了，其整个理论体系就出现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缺口，因而开始崩塌。也正因此，教廷和正统派是当时欧洲最不希望出现一个“中国化的欧洲”的人士。
在这个过程中，控辩双方实际上都在建构自己的“中国”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因此那个中国无关真实。以伏尔泰为例，他一生都推崇中国以反对教会、质疑《圣经》，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和孔夫子的理性主义，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和平富裕到简直完美的国度，但他本人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很不透彻，对宋明理学更是一无所知，也不认识一个汉字。一定程度上受法国“中国热”的影响，当时英国学者亚当•弗格森（他被认为是英美社会学的鼻祖）竟也在他1767年出版的《文明社会史论》中感叹“中国的政策是普通政府改良所希望达到的部署的最完美榜样。”那时距离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只有70年。
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易地指责双方都对中国存在大量夸大不实的误解和偏见，但除了要考虑当时的交流条件（想想即使全球化的今天，了解异文化也照样存在偏见），也要看到：他们无非是将中国作为加强自己说服力的一个例证。伏尔泰并不是真的喜欢中国，他其实只是反对教会。
因此，关键在于：中国为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当时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学者如莱布尼茨等已经意识到：在发现中国之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思考问题和治国了。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原来不按照教会和国王说的那一套，也能过得很好，甚至更好。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曾像先知一样宣布“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制度模式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近年来却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因为中国遵循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模式（所谓“北京共识”），居然也大获成功，这就大大降低了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我们也不能忘记：两百多年前当欧洲援引中国思想加以自我革新时，中国社会却对此一无所知，对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明，如果说不是无动于衷的话，至少也没能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和波澜。说到底，一种文化的输入的发明，只有当那个社会已经准备好支持它的社会推动力时才有价值。因此中国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虽然早于德国人谷腾堡400年，可这项发明只有在欧洲才引发了一场迅猛的变革，而中国在七八百年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雕版印刷。因此谈论一项革新、发明、或新思想的引进，决定它命运以及最令我们时刻深思的是：这个社会已准备好了吗？
你已经说了“伏尔泰并不是真的喜欢中国，他其实只是反对教会。”
中国在这里不过是一个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形象而已。
伏尔泰利用它来反教会，德里达用它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文中最后引用印刷的例子太过牵强，因为印刷只是一种技术而已。
就是一种文化对立观，张隆溪先生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无为而治’只用在国内经济上了吧？对外政治呢？‘无为’是大度的，这个太......
to说有就有： 印刷只是一种技术而已？ 没印刷术圣经就不可能家家常备了，更不用说对圣经的解释权了，宗教改革就不知道要咋来了。
NICe
to来希：印刷术就是一种技术，你说的是它引发的结果。
“因此中国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虽然早于德国人谷腾堡400年，可这项发明只有在欧洲才引发了一场迅猛的变革，而中国在七八百年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雕版印刷。”
本文作者也是在技术层面讨论印刷术的。
我不知道回应什么
或许更该坦然些吧！
自由市场的思想怎么又跟老子扯上关系了？中世纪地中海沿岸自由市的贸易实践，加上英国自然法对于私产的尊重保护，形成了独立于国家好教会的市场规律。哪有老子什么事？自我陶醉罢了。西方思想始终是自成一体的发展。确立政教分离，形成民族国家，重建自由主义，才后来居上。宋朝曾经企图在制度上突破，失败之后，中国人从明朝开始全面退缩保守，幻想在新时期仍然用量的积累战胜质的进步，到了晚清幻想崩溃，道统全灭。现在中国人就不必再在祖宗身上找自信了吧。早就不是他们的那个天下了。
我只能感慨某些事物确实是应运而生，所谓真理也不过是相对于时机而言，早不得，晚不得……没有永恒的
估计你看 天朝遥远 这本书印象很深刻
自由市场的思想与老子本来的确是风牛马不相及，“无为”在中国也没有发展出自由市场思想。但历史有时就是令人哭笑不得，魁奈偏就借用了“无为”来表述自由市场思想须“自由放任”。这可以说是经过错误的引用和判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就像哥伦布大大低估了大西洋的宽度，结果反倒因此找到了美洲。魁奈的事详见谈敏著《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这固然并不值得国人骄傲，但也不必因此否认历史事实。
至于印刷术的问题，它当然是一种技术，但它之所以那么重要，正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就像现在谈论“网络改变生活”，也总有人可以说，网络不过是一种技术，哪有改变人性本质？怎样才叫改变，改变什么，这些地方每个人都有歧义，不澄清这些，对话就没法进行了。
中国的文明模式与欧美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给予西方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相当深远的冲击
正如欧美模式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冲击，同样巨大
人们探寻与言说他者的目的，总是出于认识自身、反思自我的需要。这种需要会超出他者本身所涵的意义，被“过度阐释”为重新建构自我的材料。因为言说他者的行为总是带有其历史性和社会性动机的
“一种文化的输入的发明，只有当那个社会已经准备好支持它的社会推动力时才有价值。”
赞同
哥伦布不是为了找印度去的吗
很高兴楼主试图进行对话的努力
不过我认为进行对话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我之所以提到印刷术的问题，是因为对楼主文章的最后一段持有疑虑。显然，楼主最后一段是为了得出“一种文化的输入的发明，只有当那个社会已经准备好支持它的社会推动力时才有价值。”这个结论，但楼主却错误地引用了印刷术这个例子。
“因此谈论一项革新、发明、或新思想的引进，决定它命运以及最令我们时刻深思的是：这个社会已准备好了吗？”
我注意到楼主在这里用了“革新、发明、或新思想”这个列举，其实你真正想说的是“新思想”吧。你自己也注意到了印刷术是一种“革新、发明”，与“新思想”是两回事，因此不得不用一个毫不讲逻辑的列举，只证明了“一种‘革新、发明’的输入的发明，只有当那个社会已经准备好支持它的社会推动力时才有价值”，却 把“新思想”纳入到这个论证过程中，得出了你想要的结论。
呵呵，你看来是将我的答复视为“顾左右而言他”了。谢谢你的补正，你对这些细节的界定显然比我更谨慎和严格，因为在你看来印刷术就算是一种“革新、发明”，但却不是一种“文化”或“新思想”。好吧，这么说吧，我只是意图表明：人们对“新事物”（不论其为新技术、革新、发明、异文化、新思想）的心理接受机制是一致的。
胡扯，自由放任当然不是源自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Laissez-faire最早是源起于17世纪法国财相Colbert某次宴请商界代表，席间问客人对政府有何要求，商人们异口同声说，Laissez nous faire！这就是自由放任一词的由来。几乎同一时期，各国的商人们都出于市场的本能逻辑产生了这一诉求，于老子何干？
古之将古,来之未来兮!
相对论,可以解释这一切!
物理相对,化学反应!
西方启蒙运动早期的确对远东的中国充满美好的想像。欧洲文明走出中世纪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改革”，但是欧洲人情感上不会直接向异教认输，就把更遥远的“中国”作为更文明美好的世界来想像。同时他们也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思想源头，借助阿拉伯人的图书馆，他们找到了希腊理性，所以有了文艺复兴。而到了黑格尔时代，已开始建立文化自信的欧洲人就开始严厉破斥伏尔泰时代的“中国神话”了。
就像中国古代经常将“西方”设想为一个极乐世界一样，欧洲也长期把远东的中国想象成一个富裕、和平的黄金国
这个类比举得很不恰当。没有中国人会把“西方极乐世界”当成世俗的“西方”。“中国”文化从周朝起就形成了“夷夏观”，三代的文明其实是源自夷狄，但战胜者的政治宣传要尽力贬低战败者的文明，蚩尤的形象从“古天子”被逐渐妖魔化为“世之贪者”，其实青铜器上的“饕餮”本是良诸玉器上的“神人像”。“中国”概念建立起来后，四方都被视作野蛮之地，东称夷，西称戎，北称狄，南称蛮。清朝时，对欧洲诸国国名音译都加“口”之旁，也是看成夷蛮的。
嗯,有些迁强~胡说八道嘛!
强烈同意LS~
维舟此文与萨伊德东方主义有些异曲同工。：）
中国现在引入西方文化和哲学和两百年前在西欧的中国热，在性质和目的上，也异曲同工。
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准备好了吧。
美国金融动荡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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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危機不是因自由放任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