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不知政
2009-1
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杨，范泓 著
278
无
广州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杨女士，记者出身的文史学者、南京范泓先生，多年来致力于钻研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对于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学者如胡适、陈独秀、陶希圣等人的学术成就与政治理念，以及他们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卓然有成的研究。他们把研究有关先父陶希圣的专文集结成书，身为陶氏家族成员之一的我，深感钦佩。我每读李、范二君的文章，常对他们发出这样的感叹：“你们对我父亲了解之深，令我兄弟们既生感佩，又觉汗颜。”虽然两位作者的研究领域与撰文风格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人、观察、分析与评述先父一生的播迁起伏.其细腻生动的叙事方式则一。他们参考并引用了许多外界从未得见的材料，如家兄陶泰来编订的二十五万字《陶希圣年表》、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介石下野前后先父的日记及一九五。年手稿《从徐蚌战争到昆明事变》、先母陶万冰如亲撰的《逃难与思归》、家信等，因此，这本书堪称目前研究陶希圣事迹内容最为丰富的文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长期以来，史学界囿于意识形态以及叙述模式的影响，对陶希圣其人其事，一直未能给予客观、中肯地诠释和解读，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对在大革命潮流中“从政学人”的认知态度。 本书作者在挖掘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同时，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注重历史事实的本原，以“求真求是”的理性分析，以及生动的叙事方式，来重新认识、评说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探讨陶希圣的种种社会活动和心路历程，不仅透视出乱世潜流下“知识与权力”在现实中互为冲突、消解的书生参政之局限性，而且也再现了这一时段中国政治领域异常活跃、党派斗争内外纠缠的复杂历史场景。 这是一本具有探索性的人物著作，较为客观、中肯地解读了被长期忽略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值得读者关注。
李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开放时代》学术杂志常务副主编。现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副研究员。
已发表《岭南文化的特征及其作用》、《50年代的院系调整和社会变迁》、《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张申府与黄埔军校》等二十几篇论文，出版《岭南文化》（合作）著作等。
序言上篇：亦学亦政的陶希圣 第一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一、从五四到五卅：思想开启与震荡 二、“武汉大风暴”前后 三、七年教授生涯：创立“食货学派” 四、弃学从政．卷入政治权力漩涡 第二章 《独立评论》中陶希圣 一、赞成胡适无为政治主张 二、与胡适民主政治主张之异同 三、鼎力相助《独立评论》 第三章 “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 一、新旧学联的政治冲突 二、被蒋介石看中并利用 三、在认知上更接近“改组派” 四、关键时刻政治上“走失” 五、“参政而不知政”中编：国民革命与抗战时期的陶希圣 第一章 希望与幻灭：1927年的陶希圣 一、二十七岁的中校教官 二、卷入“赤都”风暴 三、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 四、农民运动过火？ 五、农民并没有起来 六、翻腾风浪之际，希望在何处？ 第二章 向左、向右：陶希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1924年陶希圣有无入党可能？ 二、沈雁冰介绍陶希圣入党？ 三、另一种可能？ 四、陶希圣是左派同情名 第三章 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的历史与解读 一、“陶希圣代书《中国之命运》”说法不准确 二、蒋介石推出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三、“是为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和宣战书”是如何提出的？ 四、毛泽东第一次组织的对国民党理论宣传大论战 五、笔战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六、国共两党争论《中国之命运》的背后下编 与陈独秀、胡适交往的另一种记录 第一章 与陈独秀的交往 第二章 陶希圣眼中的胡适 附编（一）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陶事件”附编（二）名门之媛陶琴薰附编（三）骊珠之死陶希圣先生年谱简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真实的陶希圣 从若干历史事实来看，陶希圣之所以在后来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北大教授陶希圣弃学从政，未料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缠纠在一起，从而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是为人不齿的“汉奸”。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今天似不应再以传统意识形态规定性的认识要求和叙述模式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而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作出理性的判断。此章简要地介绍陶希圣亦文亦政的一生，大致梳理出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一、从五四到五卅：思想开启与震荡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陶氏家族自江西迁移至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至其父时已为十八代。陶希圣母亲揭氏家族本为黄冈县周山铺大族，在清末时亦即衰落。至陶希圣十三岁时，历经时局之变，其身家亦在摇荡之中。最明显的有三件事：一、陶氏家族累世务农，至陶父丁酉拔贡，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与洛阳县事；二、黄冈为鄂东大县，“以文风之盛著名”，其父入两湖书院，治史地，致力于经世之学；三、陶希圣三岁随家父至河南，自四岁至八岁从父就读于夏邑、新野任所。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废科举，陶希圣九岁随其兄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就读。在如此这般“废科举、讲新学”的际会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优为之，“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1915年，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十六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考试那天，他从草厂二条步行至前门，转东城，才到了北河沿译学馆，那里是北大预科的校舍。考试在一间小教室里进行，即国文与英文。初春的北京，依然严寒料峭。陶希圣与其他考生所带墨盒与毛笔皆被冻住，不得不放在煤炉旁烘烤。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即《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家境颇裕，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生。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其场面催人沸血盈腔。5月4日，天安门大会之后，章宗祥挨打，赵家楼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陶希圣随大队伍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移先生遂被团团围住。张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对白话文运动无甚兴趣，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在校园中亦流行，“但白话文，或者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兼容并包的北大，“学生们喜欢听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五四之后，陶希圣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此时的中国，颇有点看取晚来风势、“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亢奋或无奈，“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学生青年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也都感兴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尽管后来陶希圣不愿对所亲历的五四运动作褒贬式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着或多或少的开启与震荡。在陶希圣看来，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视所有思想流派，“因为从五四运动起，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流派，都是掘挖北洋军阀的根基的锄与犁”，他惟笃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更加“大度包容”。不过，陶希圣犹然一书生也。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又在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赶至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六三大游行，则庆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复杂矛盾的性格初见端倪。 这一年陶希圣二十岁。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于陶希圣是一次重大的鼓励。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觉醒。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是一本具有探索性的人物著作，较为客观、中肯地解读了被长期忽略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值得读者关注。
无
喜欢这种客观的讲述方式，冷静，深刻，且不乏文采。除了这本陶希圣，范泓的另一本人物传记《民主的铜像——雷震传》也很好，台湾版比大陆版更好，从内容到印刷。
挺不错的，最经有时间看书，多存点年后读吧，年夜饭打算加道菜了
把图书馆的书弄掉了，这是补上的。
《参政不知政》：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这是《乐府诗集》中的一首，讲述了疯癫丈夫不听妻子的苦劝兀自渡河，结果溺水身亡，留得怨妇在悲痛欲绝中拨弹箜篌，一曲凄恻之后亦投河殉情。范泓将此作为一个隐喻，暗示了陶希圣从政之痛。
1899年，陶希圣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我赞叹黄冈人杰地灵，倒并非归因于应试教育和功利心的杂交产子“黄冈兵法”，而是一连串在现代史上足以荣耀故里的名字，熊十力、殷海光、王亚南、李四光，如果加上毗邻地区，则还有汤用彤、徐复观、黄侃、胡风、闻一多等等。在一个新旧交替剧烈的时代里，少年陶希圣的受业亦是新旧参半，在考入北大预科后，他师从沈尹默、沈兼士；及至如火如荼的五四到来之际，陶希圣作为法科学生随众参加了游行，不过没有像段锡朋、罗家伦、匡互先等学生领袖那样风头劲健，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热情起伏不定的非坚定分子，他能在五月至六月的大会之余潜心研读罗马法，便可见个性中潜在着不由自主畏惧、抗拒群众运动的因子。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担任编辑的陶希圣，从南京路巡捕房应负法律责任的角度写下的论文被《东方杂志》的惨案专刊排为首篇，在时代的愤怒与哭泣中，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声音，但绝不是主流。
之后的陶希圣去过大学讲坛为稻梁谋，辗转几次，最终来到了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在宁汉合流之前，武汉一度是左翼革命的中心，清党之后，让时局搞得心灰意冷，遂辞去公职专心治学。彼时的他，在左右夹缝中并不艰难地生存言说，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这是对其最凝练的概括，期间又创办《食货》，以社会学专家的身份冠盖满天下。但他真正踏上弃学从政的道路，要到十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抗战爆发，从一个大学教授、普通党员一跃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然而在那般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连一向洁身自好的胡适都欣然担任了驻美大使，我还能怎样苛责陶希圣的从政决定。
那一年，胡适难得激奋地说：“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向反对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国民党。”多年后，胡适又说：“不管有种种弊端，这个政府是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中心。在支持这个政府和做一名海外异议分子之间，假如一定要让我选择，我选择支持政府。”
文人从政，注定是场悲剧吗？尽管在此类问题上，许多人的分析都会用萨义德的话来为此注脚论证，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然而，萨义德本人的孤僻乖戾是出了名的，我敬畏他，但并不觉得这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公民很可爱很阳光灿烂。而且，对于高陶事件的两主角陶希圣和高宗武来说，除了文人从政这一命题外，尚有附逆的争议显摆在眼前，民族大义、公正滔滔之类的概念化作满眼的情欲挡住人们的视野。事件的定局很简单，1940年1月21日，曾追随汪精卫的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一举震惊海外，这也标志着两人与汪伪阵营的割席断交，从一座城池走向另一座城池。但在很多人看来，正义之举无法弥补你的大节有亏，从此你的身子不再清白干净，因为烙上了“汉奸”的字样，即便你曾附逆短暂一天甚至一分一秒。
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高歌猛进中，国仇、家恨、民族耻辱、身边的或者无穷远方的人们流离失所、血流遍地，面对这样一幅千疮百孔的苦难画卷，一个良知尚存的人的确很难再不能不挺身而出，逼仄的历史空间容不得半步的逡巡犹豫和唉声叹气，抗战还是投敌，你必须做出选择，尤其是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万人注视着你的表态，浑浑噩噩为生机奔波的普通民众也许会甘愿在沦陷区里忍辱求生，就像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里面复原的那么一个市井社会。但心中都还是大体有个爱憎分明的立场，对于卖祖求荣那样的勾当，与良知上、于传统因果报应说上，皆不敢越雷池半步。
即便如汪精卫，在告别革命意识形态的日子里再给他一个脸谱化定义，总觉得十分不妥，胡适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生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汪作为总理遗训的坚定守护者，人品正派，作风清廉，拥有充分的政治责任感和出色的口才笔才，按照西方标准，这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政治家，更以美男子的形象获得良好公众的眼目印象。年轻时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更是传颂甚广，这都是笃实的政治筹码。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以两人的现有职位和地位，追求地上权力与财富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和声名，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温情主义者对胜利无望的一种妥协态度，既然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一场现代化的钢铁战争，那么就幻想走和平路线，主和与投降之别却从最初的泾渭分明走向暧昧，最终无奈地沆瀣一气，胜利了成万世功臣，败了便成千古罪人，但整部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成王败寇的录像带循环播放。及后的世界大战爆发，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的参战，并非所有人能预料到大概。所以温情的人在悲观主义的花丛中嚎啕大哭，带着斑斑泪痕尝试走向为人不耻的这条路，假若成功，多年以后，也许历史会原谅自己，他们这般安慰，强作欢颜。但这批人都失算了，只不过陶希圣和高宗武抽身而退得早，而且及时。那么周作人、胡兰成又该如何评价呢？历史真的太复杂，人性更是繁芜难断。
文人从政，是一出公竟渡河的悲剧，也是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其实悲剧的来源有二，“文人”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之气纠缠不去，现代公民意识不够健全；中国的政治土壤又非干净，连胡适倡导的程序正义都往往当了愤怒民意的替罪羊。也许对于陶希圣而言，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韦伯所言“卡理斯玛”型人物，个人身上超凡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构成了权威，不由使人产生皈依和信赖感，所以陶希圣之前会跟着武汉大本营的老大汪精卫出走，之后又为蒋介石捉刀《中国之命运》。当然，韦伯对于权威的服从的正当性依据分析出了三种，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所幸宪政之下是个法制型的结构，人们信服成文法规甚于任何个人名望，让他者如痴如醉一往情深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里很难展现在公共政治空间里，要有，也只存在个人闺密的联谊中。
在缺乏宪政保障的社会里，从政的知识分子或者与体制抗争不断，或者与时代大潮离心离德，一边是专制政府，一边是乌合之众，清醒的个人改做如何选择，或是堂吉诃德，或是帮闲帮凶。所以还是胡适说得准确“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我觉得陶希圣和汪精卫一代人的悲剧，大抵在此，一意孤行以为天下之事舍我其谁，殊不预见到民主政治下一个平庸的政治经理便可撑起大局，只要他遵守游戏规则，剩余的由选票来说话。换句话说，陶希圣作为一个有自我理性和时代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的从政是文人和当局双向选择的结果，而并不仅仅是被时局和掌权者用人策略选中的结果，其悲剧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亦非个人理性可抵御。陶对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自信一直在支撑他自己，唯一正真糟糕的地方是他受英美宪政的熏陶不够。
所以，文人从政演化为一个悲壮的宿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民主制距离成熟遥遥无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再怎么风生水起，壮士还是要义无反顾前往的。陶希圣从政的积极意义，在此彰显莫甚，知识界的精英为一个威权政治源源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保证体制母体不被官僚统治的陈血、病血败坏。当然，人若是想起唐德刚的三峡论，也就可以将悲观心理抛掷到爪哇国，两百年文艺复兴、一百年启蒙运动，与此漫长的筚路蓝缕相较，昙花一现般的风云际会，清季革命产生病恹恹的民国宪政，已是极不容易了，尽管千窍百孔。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们各自抱着种种目的和动机纷纷加入体制的修补，才使得民主宪政逐步走向成熟，没有实践的挫折，目标永远是一纸空谈，跟乌托邦排排坐。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里分析到，政治制度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那么，何为代议制，“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代表中有精英、贵族，也有草根，所以美国最初便早早设立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相对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随着长此以往受着良好的宪政训练和国民教育事业的普及，现在的两院，庶几是精英们济济一堂了，所以会有粪青说美国政治也是世袭制啊，君不见议员里面子承父业，可是他们的双眼何曾看到议员产生的程序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而非接班人任命说诸如“你办事，我放心”那样的荒诞不经。以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才智和美德，来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照此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文人从政这一命题的实现。
作为脸谱化效应的一种强化和延伸，在大战时期一味诋毁对方，并非中国仅有，根据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我能看到这样的荒诞一幕，“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老牌的文明国度尚且如此，因为那是一个被无理性仇恨包裹的时代，对立两方彼此恨不得食肉寝皮，要在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接收到熟悉之人死亡消息的环境里重新用平和的理智打量硝烟背后的世界原貌，近乎奢侈的难，人该如何踌躇满志应对一个失子母亲的半夜恸哭？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后的重新定位，能做好做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很多了。
成稿于09-03-03
非常精彩。
从政的知识分子往往是被夹在大独裁者和乌合之众中间了。
评论得很到位。
很精彩
虽然可以简单的说的很明白，但是你很复杂的也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