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上三楼
2008-1
湖北人民出版社
徐城北
261
无
二十多年前去沈阳，在它一个三层书店中游游逛逛。正逡巡中，同伴中有人呼喊：“直上三楼！”我心一惊：对呀！如果在一楼买了书，捧着它上二楼；然后再于二楼买书。再捧着上三楼；最后三楼仍然买书，最后一总负载着下楼……这样是否太累了些？是否要做许多无用功？转瞬之间，一个《直上三楼》的书名跳入脑海，当时我就想：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似乎都应该采用直上三楼的办法。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在“十七大”开幕的那天，我从太原去大寨。1969年我去过昔阳县，远远见过陈永贵。次日去大寨，地头上碰见贾进才。三十八年过去，我重去大寨，还步步登上“重楼”，看了陈永贵的墓。山下有陈的半身像，仰望山顶，那里才是陈的墓地。上山要步行一个五个坡的斜面：第一个坡八级，表示他当了八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坡二十八级，他入党二十八年；第三坡七十二级，他活了这大的岁数；再上还有两个不短的坡面，不记得是什么含义了。我上去时还容易，可下来就费了大力，坡度相对陡，两边的铁管栏杆又太低，下坡总不能弯腰扶着栏杆走吧。陡然我望着坡下的大寨村，陈永贵当年的“爬坡”也有点“直上”的意味，他不只是三楼了，应该是五楼吧？大寨人说，老陈当年一人在村子、县、地区、省、中央一共五个层面同时任职，这在全国也只有他独一份了。这样讲，是否意味着“直上五楼”了呢？我不由得展开了思索…… 我由新疆，经河北固安调回北京，生活工作在文化艺术界，接触并体味着许多人的生活与工作。有了心得，便零散记录成文。现结成此集，请您指正。
作者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和徐盈的独子，从小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亲聆过父母和许多文化名人的教诲，获益匪浅；同时又因之而罹祸，经历崎岖坎坷——从新疆建设兵团到河北固安县，从县文化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但是，作者在蹉跎岁月中的奋起，又脱不开父母和文化名人的指点和帮助。 因此，作者近几年来，潜心回忆往昔之事，将自己对父母和亲身受教过的政府首长、文艺界著名学者和名伶的回忆落实成文，继而形成这《直上三楼》。 与其他写名人文章所不同的是，《直上三楼》所忆所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不是借鉴别人的回忆材料，因此读起来更加亲切真实。
徐城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戏曲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京剧院研究部主任，并多次获邀至CCTV《百家讲坛》主讲京剧文化、民俗文化等专题。 所著名类著作八址余册，主要作品有《梅兰芳三步曲》、《老北京三步曲》、《戏剧与中国文化》等。
直上三楼（代自序）第一辑稀客——忆王震将军地坛片语——忆母亲子冈慈眉善目老塾师——忆叶圣陶记沈从文先生艾青·鱼化石聂（绀弩）翁诗探第二辑解读萧乾启功的“内功”秋雨金克木拜见王季思命运的分号——忆冯亦代、黄宗英忆汪曾祺第三辑足音——遥感冯友兰清凉世界燕南园——记宗璞玉玲珑·陈从周丁聪的“小本本”画房钱——忆华君武朴素的魅力——记袁鹰悠悠天地两书人——记黄裳、姜德明秋钓江南忆文夫刘海粟的通感魅力天下真小——忆许姬传龙舒掌里写春秋——忆阿甲今之古人——忆翁偶虹忍将性命殉道去——忆范钧宏串门杂记——记黄宗江第四辑梅兰芳与京剧文化海派人杰周信芳到底意难平——忆程砚秋快意人生盖叫天俞振飞的两幅墨迹苟宅花树张君秋的生命四季新凤霞·话·画追忆“活曹操”袁世海第五辑我是《大公报》的孩子你是这样的人——忆张季鸾前辈报格与人格——忆王芸生前辈在“六指”中听相声——忆萧乾前辈对我仍然是谜——忆杨刚前辈不带帽徽的军人——忆朱启平前辈在陈永贵墓前后记
第一辑 稀客——忆王震将军 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我吃完晚饭独自在自家的小院里，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认识。来人穿着一件军大衣。胡子拉茬，领口上没有红领章，身后还站着个警卫员。警卫员身后停着辆“吉姆”汽车（官定的“部长级用车”）。 “彭（他念成了“盆”）子冈同志，是住在这里？” 见我没有异议。他不得同意便径直往里走。我不由得向后“让”了一步。同时给正在北屋的母亲递话：“妈，有客来了！” “哪位！”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拧亮北屋门口的灯，我瞥见母亲头上顶着一块干毛巾，想来她刚给煤球炉子擞了火——这是她冬天在家里的一贯扮相。 “——稀客！”来人大步向前，霎时进入门灯的照耀区。 母亲惊讶更兼喜悦的声音：“司令员！” ……我就是在这天一早，骑车刚把母亲写给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没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赶了来！ 母亲认识王震么？ 母亲和父亲早就认识他。当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汉刚入党，恰巧王震有事过武汉，他们见过面。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任中 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母亲则参加中央访问团来到新疆。返回后在报刊写过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兴，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1955年，王震 奉调进北京，担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垦部部长；1957年，我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此后虽在同一个北京，但从父母这边讲，已经自惭形秽了。 母亲写信给王震，是说关于我的事儿。 我1960年高中毕业。虽然功课很 好，却只考上一个二流大学，觉得挺堵 心。谁知这学校后来在高校调整计划 中属于“下马”行列，为缩减学生人数，于是便挖空心思让我退学。父亲找过学校，问可是因为他和我母亲的“问题”牵连到我。回答否，只说我身体不好，中学时体育免修。还举了一个与我同班的女生为例——她也身体不好，同样得退学。无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后不久，又悄悄被学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个十四级“革干”。用今天的话语形容，那女生纯粹就是个“托儿”！ 我回家之后，反倒因此发奋起来。一方面，母亲立刻去找了张庚（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副院长），请他准许我去那里旁听。母亲和张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汉认识的，张没二话，就同意了。
从新疆建设兵团到河北固安县，从县文化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本书是《大公报》著名记者子冈和徐盈的独子——徐城北先生的回忆录，书中所忆所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他将自己对父母和亲身受教过的政府首长、文艺界著名学者和名伶的回忆落实成文，继而形成这本书。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