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社会
2009-7
湖北人民出版社
孔定芳
383
无
孔定芳博士早年师从熊铁基先生问秦汉史，后负笈京城，与祖武共学，究心清儒学术。二○○五年，远涉南洋，以博士后研究学人身份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李焯然教授同治明清文化史。二○○八年学成返乡，报效祖国，执教于中南民族大学。近者，欣悉定芳博士结撰之大著《清初遗民社会》竣稿，行将送请湖北人民出版社付梓，嘱祖武撰文共勉。谨以近日读书札记一则奉附骥尾，以与定芳教授唱为同调。黄宗羲为清初遗民社会中之学术大家，所著《明儒学案》，匠心独运，洵称不朽。一部六十二卷之《明儒学案》，上起《师说》，下迄《蕺山学案》。何谓师说？顾名思义，乃黄宗羲业师刘宗周对有明一代儒林中人的评说。《师说》所论一代学人，冠以明初方孝孺，而《蕺山学案》案主则是刘宗周。方孝孺于明初死节，刘宗周则于明亡殉国，同是儒林中人，一在明初，一在晚明，后先辉映，光照千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选择这样一个布局，恐非寻常之属辞比事，抑或另有深意寄寓其间。黄宗羲之于方孝孺，评价极高，不惟取与南宋朱子并称，目为“有明之学祖”，而且径称“千载一人”。据云：“先生直以圣贤自任……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在黄宗羲看来，方孝孺的历史地位远非朱明一代兴亡所能范围，因此，他引述明儒蔡清的话说：“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黄宗羲之所以要用“千载一人”来作方孝孺的历史定论，实为其师说之发扬光大，源头乃在刘宗周。一如蔡清，刘宗周之评价方孝孺，亦用了四个字，那就是“千秋正学”。
本书试图以明遗民为视点，尝试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与明遗民待清态度的变迁二者之互动为切入口，来阐述明遗民在清初的历史演绎。文章的取径始终围绕着两个断面：一方面，在清初，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由了从冲突到调融再到整合的历史流变，另一方面，与之相偕应，明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亦发生了从抗争、不合作到徘徊、分化再到亲附合流的蜕变。纵向上，揭示清初满汉文化整合与明遗民变迁的双向互动与基本规律；横向上，展示明遗民与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多层面的内在牵连。
孔定芳，1963年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师从熊铁基先生；200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师从陈祖武先生；2007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出站，师从李焯然先生。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思政学院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明清学术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编《中国古代史》(上中下)，合著《当代科技革命与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等，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明遗民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和“道统”合法性的较量》、《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等论文数十篇。
序说 一、释题：“清初”的时间界域与“明遗民”之义界 二、学术前史：明遗民研究之回顾第一章 明清易代与遗民意识的发轫 一、易代之际明遗民的心理氛围 二、遗民意识的发轫第二章 满汉文化的冲突与明遗民的抗争 一、民族矛盾的凸显与满汉文化的冲突 ——以剃发易服为焦点 二、武装抗清：明遗民的“举义” 三、文化抗争：社会批判思潮的勃兴第三章 满汉文化的调融与明遗民的徘徊与分化 一、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与满汉文化的调融 二、遗民态度的松动与遗民群体的分化 三、从“保国”到“保天下”第四章 满汉文化调融的限度与明遗民的反复 一、满汉文化调融的限度 二、明遗民的恢复期待 三、“三藩之乱”中的遗民动向第五章 满汉文化的整合与明遗民的淡出 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与满汉文化的整合 二、清廷的遗民策略：以康熙“博学鸿儒科”为视点 三、遗民态度的蜕变：由反清而附清第六章 关于明遗民与满汉文化问题的若干历史认识 一、关于明遗民现象和明遗民文化的历史评价 二、清初满汉文化整合的三阶段及异质文化整合的一般规律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隐居林泉或以游为隐也是大多数明遗民一种“处”的方式。据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集》所录《明遗民录》载，易代后遗民山居者大不乏人，如余增远避兵稽山，余绍祉寄情溪山，何星文与弟隐居宁湖，朱明德隐烂溪之滨，左国材隐龙眠山，包捷隐阳山，丘维屏、李腾蛟隐翠微山，丘上仪隐紫云山，王馀佑隐五公山，王仍辂、张士楷隐丹山，王琦隐安宁山，方世瑜隐清凉山，文德翼隐商山，吴有涯、薛寀隐邓尉山，吴鼎芳隐霞幕山，李孔昭隐盘山，柴绍炳隐南屏山，孙奇逢隐苏门山，徐波隐天池山，徐枋隐吴门山，尚有诸多悠游山问，行迹不定者，真乃不胜枚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遗民之隐于泉石丘壑，所基于的原因和理由是复杂的。逃避战乱和清廷捕杀、远遁以完发、家园破毁而不得不山居等，只是部分原因，或部分遗民隐居的理由。因为一方面遁于山、隐于游本身并非安全的隐居之举，清初禁网密布，即使山中亦逻卒多有，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八载，邵以贯偕黄宗会“遍走山中，然所在多逻卒，而两人冠服奇古，频遭诘难”。顾炎武北游亦常遇逻卒盘查，不免心怀惴惴。另一方面，国亡而主动毁家遁于山的情形的大量存在，使得国破家亡而被动隐于山不能构成遗民隐遁的主要动因。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明遗民之隐于山，全身避祸的性命关怀是其浅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儒者情怀、为故国亡友一洒悲泪、潜结豪杰欲有所为的终极关怀为其底蕴。前述遗民之游怀即已阐明此一意蕴。故而，与其说林泉为遗民安身立命之所，倒不如说是寄寓悲情的所在。这正是易代之际的明遗民迥异于承平时期之逸民隐士的独特处。“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①，逃禅乃明遗民隐遁的主流生存方式之一。明季清初遗臣庄士遁入空门“为僧者不可殚纪”。陈垣专就云、贵两省遗民逃禅者撰述《明季滇黔佛教考》，仅此所记即已为数不少。就现存的几种《明遗民录》所载的二千余遗民中，逃禅者即达近三百人，占了整个遗民人数的7％左右。而此仅为史有明文者，因为逃禅者多半变异姓名或隐姓埋名，或本就不为撰述《明遗民录》者所知，故遗漏缺记和不可知者当不在少数，难怪时人云“何处无寺？何人非僧”了②。明遗民这种群体性的披缁为僧行为，在遗民史上是极其独特的时代现象，其意味颇可玩味。本来逃禅亦是要剃发的，而剃发在清初是一个甚为显赫的民族冲突焦点；加之佛教乃异民族宗教信仰，此在清初“夷夏之防”凸现的时代氛围下，佞佛必多蒙訾议；再则，在心怀“后王之待”的遗民那里，拯世济民的经世思潮蔚为风气，逃禅务虚毕竟有悖遗民宗尚。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改定而成的。2002年，受了业师陈祖武先生学问的感召，我慕名投考到先生门下，得以为及门弟子而亲炙教诲。博士毕业迄今已有四个年头，现在当我提笔撰写这篇《后记》之际，四年前的一幕幕浮现眼前，而我之于先生的感恩知遇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先生给予我的关爱与呵护实在太多太多。我的这篇论文凝聚了先生太多的心血。入学之初，先生即嘱我阅读清史文献，在阅读中发现和拟定毕业论文题目。我之与“明遗民”的遭遇，正缘于阅读谢正光、范金民合编的《明遗民录汇辑》。读着那些明遗民的传记，我的心为其遗民人生和人格所震撼、所感染，我的研究冲动和灵感也为之所激发，遂决意以明遗民为博士论文的考察对象。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在接下来的史料爬梳中，我发现，尽管有关明遗民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然而有关明遗民之事却甚难钩稽，诚如有志于研治明遗民的黄裳先生所说：“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故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加之我那捉襟见肘的清史背景，令我在面对论题时颇有无所适从之感。要不是先生的悉心启沃、点拨与鼓励，我肯定没有勇气直面这样的挑战。问学先生门下的三年里，我最渴望也最令我兴奋的，是每周一次的踏进先生的办公室，请益于先生。自然，明遗民问题成为我们师生每次谈论的中心话题。从资料的寻绎、观点的厘定到框架结构的设计，先生都一一亲予指授。
《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是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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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取径始终围绕着两个断面：一方面，在清初，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由了从冲突到调融再到整合的历史流变，另一方面，与之相偕应，明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亦发生了从抗争、不合作到徘徊、分化再到亲附合流的蜕变。纵向上，揭示清初满汉文化整合与明遗民变迁的双向互动与基本规律；横向上，展示明遗民与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多层面的内在牵连。
内容很丰富，史料充足，是了解清初遗民状况的一本很好书籍。此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进行修订整理后出版的，所以不是很合适一般读者。
文史相证，视野比较开阔，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博士论文扩充版
希望了解明末清初的朋友可以详细阅读
遗民研究的好书，史料做得非常扎实，视野也很开阔
这书对人的启发很大，作者的笔力也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