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人生之道
2012-1
四川人民出版社
屈小强，笑颜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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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有一位叫姬昌的周人被商纣王捉来关在茭里。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据说此时的姬昌已经是一位耄耋老者，却不气馁。他利用在商朝国家监狱的七年时间，以心忧天下之志潜心研究，在伏羲先天八卦的基础上，用蓍草推演出后天八卦，初步形成尔后影响中国文化三千年的《周易》之《经》部。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被这部奇书吸引而日夜苦读（遂有“韦编三绝”关谈传世），并为此发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由衷感叹。孔子把他的学习心得连同前人对《易经》的看法汇编成书，这就是《周易》之《传》部的雏形。一般认为，《周易》的最后定型当在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际。后世将它列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现代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瑞士人荣格对其推崇备至，誉为“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 东汉郑玄注《易》，提出“三易”之说，即简易、不易与变易，以变易（变通、变化）为核心要义。《周易》就是讲变通、变化的哲学，观照人的生命和生活，关怀人的生存发展。《周易·系辞上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就是生命、生活中的辩证法，生存、发展中的对立与统一。《周易》合《经》、《传》两大部分之力，讲“自强不息”，善待自己，修身养性，“乐天知命”；讲“厚德载物”，善待他人，察微知著，“变通趋时”。《周易》六十四卦以环环相扣、相互作用、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圆状循环之象，教人如何对待人生，走好人生，圆满人生；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周易》乃是用醍醐之浆，提振人的思想、人的面貌；用智慧之泉，浇灌生命之树、生活之树。大哉《周易》！关哉《周易》！ 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不少成语，如“自强不息”、“居安思危”、“韬光养晦”、“否极泰来”、“三阳开泰”、“革故鼎新”、“洗心革面”、“义结金兰”、“殊途同归”、“求同存异”等，都出自《周易》。汉代有学者说过，《周易》是让人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大书——仅《谦》一卦，就大可以保国，小可以保身。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好这部大书，进而得以与人和谐，与自然和谐，我们特约请一批易学专家，以平视的角度、平易的手法、平实的语言，来讲易说易——既讲古人的故事，也说今人的故事；既讲中国人的故事，也说外国人的故事；既讲社会上的故事，也说身边人（包括父母妻儿、同事朋友）的故事，从而形成这套学易讲易小丛书。丛书细分为《与养生之道》、《与夫妻之道》、《与经营之道》、《与人生之道》、《与处世之道》凡五部，多侧面多层次地娓娓道来，期以金针度人，澡雪精神。 参加本丛书编撰工作的，除各书作者外，吴进、王晓琳、何俊华、干永昌、李君惠、朱小农、雷英、李霜琪、李蕾等同志也帮助搜集资料，或参与审校，以不同的方式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特对他们的辛勤工作予以感谢。
《周易与人生之道》从《周易出发谈人生之道，引导现代人感悟、理解、学习古人的人生之道，从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做出比较智慧或者正确的选择，是给读者奉上的人生心灵鸡汤！
龙德而隐，自强不息——《周易》中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定位
（一）天行健：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
（二）大哉乾：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
（三）雷风恒：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四）艰则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厚德载物，用涉大川——《周易》中的人生实践与人生技巧
（一）美之至：将爱洒满人间
（二）地势坤：宽容是一种美德
（三）君子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四）来兑凶：要讲真话，不讲假话
（五）中心愿：人无信不立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周易》中的人格独立与人格检讨
（一）君子贞：周敦颐与《爱莲说》
（二）独行正：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
（三）履道坦：漫随云卷云舒
（四）君子吉：清心寡欲，凌乎浮云
风自火出，天一生水——《周易》中的治家之道与生活智慧
（一）行有恒：常回家看看
（二）取女吉：恩爱两不已
（三）刚柔断：静里有乾坤
（四）旅之义：人生之美，绚若夏花
3.“甲申之变”后的遗民情结 明代大文士张岱一生疏散，我行我素，却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崇祯十七年（甲申年，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六月即定鼎北京；翌年四月，再破扬州，陷南京。南明弘光朝大学士、权奸马士英畏敌怯战，又欲降清；继而见风使舵，上表正在浙东的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请求谒见。时张岱在台州，即以“东海布衣”身份上书鲁王，请缨率兵诛杀马士英以谢天下，获准。不料马士英“宵遁江上”，托庇于同乡、严州总兵方国安，致使张岱无功而返并遭斥逐。马士英亦得鲁王任用，驻守钱塘。张岱深感鲁王“莞尔小朝廷”难成大事，失望之余，终挂冠（时任兵部职方部主事仅二月）而去，隐人嵊县山中潜心写书。他仗剑报国不成，遂转而用史笔警世。他计划中的纪传体明史《石匮书》已进行十有七年，尚待完稿。正是这种自觉的文化担当，使他不能像他的好友黄道周、王思任、祁彪佳等一样，以死殉国，而是选择了做前明遗民，去为故国存史。何况这也是死节战友的嘱托。（他在《陶庵梦忆》卷八中曾记祁彪佳托梦与他：“尔速还山，……完《石匮书》。”）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贼贼为野人。……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琅嬛文集》卷一） 张岱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为躲避清兵搜捕而居无定所，四处辗转，时常“午炊不继”）完成的长达284卷、近四百万字的纪传体明史《石匮书》（包括后集），是他一生的骄傲。他自述“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匮书》一书。”（《陶庵梦忆》原序，金忠淳辑刊《砚云甲编》本）清人金忠淳认为：“《石匮书》纪前代事尤备。”（《砚云甲编》）。清人伍崇曜更指出：有名的《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撰，成书于官修《明史》之前），“多得自宗子《石匮藏书》暨列传也。”（《陶庵梦忆》跋，伍崇曜校刊《粤雅堂丛书》第二集） 张岱虽是多产史家、作家（一生著述近三十种，近千万言），但三百余年来，因曾为抗清复明运动的骨干，至死都不承认清朝（他曾让其“史学知己”李长祥为他预造的墓穴题墓碑日：“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始终坚持大明子民身份），其绝大部分著作只能以手稿或抄本形式藏于民间，故今人所见，唯《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四书遇》、《张子诗秕》、《石匮书后集》等七种而已。这七种书除《石匮书后集》叙崇祯朝及南明史事（《石匮书》则从明初述及天启年间）系史著外，其他均为散文小品随笔杂记，所以，张岱在国人眼里，是以文学家或散文家的面目出世的。现代人写史学：为历史学家立传，或不著张岱，或一笔带过，这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在明清嬗替之际的著名遗民文人中，张岱年纪较长，或可视为前辈。他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年龄相差不大，当为同辈。他们爱国愈深，则对山河依恋愈烈；其笔下诗文，亦愈加沉郁感人。顾炎武早就以天下为己任。他31岁时（1644年），发生了“甲申之变”，李自成人京，明朝灭亡，接着吴三桂引清兵人关……顾炎武遂在家乡江苏昆山多次组织、参加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在此期间他写有不少诗文，以托物寄兴，吊古伤今，表达出建功立业、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清兵南下之际，他在《感事》中，对南京拥立新主寄予莫大的希望：“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在《京口即事》中，述史可法督师扬州，把他比作“击楫正中流”的祖逖。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祸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而死，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与清廷不合作态度。 顾炎武对明末明心见性、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学风很是不满。他眼看神州荡覆，宗社成墟，认为这是导致明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专心追求实学，而不作旁骛，所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即此。他从27岁起开始编纂两部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清军入关后，他更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试图实现反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 顾炎武像陆游一样，始终不忘光复河山。他在51岁时有诗云：“平明遥指五云山，十九年来一寸丹。合见文公还故国，应随苏武入长安。”诗中引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春秋时期，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走，在外面流亡19年，历尽苦难后最终回国继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另一个是汉武帝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羁留在异国他乡达19年，吃雪吞毡，最终也回到祖国。顾炎武这首诗作于康熙二年，即1663年，离1644年北京沦陷正好19年。这19年来，他没有一刻不在为实现自己的志愿而奔波。“十九年来一寸丹”也是对自己所走过的坎坷悲壮历程的最好概括。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先后数次招请顾炎武参加；而“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无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就是他对清廷的回应。 顾炎武晚年在陕西华阴买了50亩土地，决定在那里垦荒。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看来，顾老先生更看重的是华阴所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参见郭新榜：《匹夫常有四海心》） P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