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帮旅行
2002-10-1
云南人民出版社
埃德加・斯诺
143
李希文
无
提起斯诺，人们会首先想到他的《西行漫记》，不曾想到此前他还到云南探访，写下了随时间推移而弥足珍贵的《马帮旅行》哩。 云南，历史上曾是神秘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其神秘面纱被揭开一角，各国学者、记者才接踵而至，或调查研究，或探访旅行。探访旅行者中就有青年的斯诺。1931年，他由越南，进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探访旅行过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是用冷峻目光审视之后，以随笔《马帮旅行》客观地将云南独特的风光、民风、民俗、民情作了历史性的“定格”。 开卷，便仿佛穿越时间隧道，漫游于70余年前的云南。自然风光是那样的优美，“四周是茂密的森林”，“森林沿山坡而下，一直延伸到河边”，“也有的时候，在道路两边，几英里长的范围之内，全都是茶花，或数不清品种的大杜鹃，开着一大片淡紫色或白色的花朵”，“还有盛开的野梅花，它们一片片地生长在小山坡上，在风中就像一条条游丝，风静时又像朵朵娇美的红云”。山间有马帮行进的羊肠小道，并不时传来马帮的铃声和马驮的嘎吱声。云南的民风是那样纯朴和不可思议，有6个女儿的女主人听得作者25岁未婚，便慷慨地要送一个女儿给他做新娘。但云南人外出，即便富裕，“也只愿付最低限度的旅费”，“谁也无法说服他们多花一分钱”。云南民众是那样的凄惨，人们常被抓兵，“有些人被抓来当兵，还不让通知妻子儿女”，有许多人因此“沦为乞丐”。“年迈的父母，由于儿子事前未得到通知就被突然抓走，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在悲痛与饥饿中死去”。昆明是那样怪诞，它“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它“既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标新立异的民族主义、弄得稀里糊涂的本地人、不能正常工作的电话系统、不会亮的电灯、串串铜钱、纸币、野狗、皮革和古老的刺绣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城市被荒诞而绝望地混杂在一起”。 可以说，在中外文艺作品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云南描写得如此真实、传神、力透纸背，虽不是绝无仅有的，但应是罕见的。
书前上篇日程表（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海防，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北部新建的大港河内，法国在东京、安南、老挝“保护国”的首府进入南中国声名狼藉的云南府（昆明）景色壮丽的滇越铁路一支败退下来的中国军队为护送鸦片而遭击溃云南府的故事两位实力强大的将军逐鹿边陲在中国南方的云南府沿着云南境内古老的商路一出云南府，就沿着古老的马帮之路“爬楼梯”在云南高山环绕的大理府欢度中国的大年三十马帮离开大理前往中国永平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里过夜，主要是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了的波斯成语“通缅甸的黄金之路”上有一段里程相当危险在遥远而又人迹罕至的中国云南西部踏上直通八莫的“老路”登门拜访一位有教养的、会讲英语的统治者马帮到达柚木、大象和佛塔之邦缅甸下篇食生肉的国家龙云治下的生活旅途去缅甸的路上
食生肉的国家：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段具有挑战意味的旅程。在我初次访问云南期间，想从中国其他地区去云南，还只能靠步行或者骑马，而十年之后，云南却成了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空军基地。云南这个边远高原地区，其面积相当于德国和波兰面积的总和，而它与外界联系的惟一现代化设施，只是法国人修建的从河内至云南府的一条铁路。即使使用这条铁路，走迂回的路线，从香港到云南府也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旅行者们极少有走到铁路终点站的，因为火车常常遭到土匪的袭击。 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要“历险”，何况“云南”即“云之南”。这个名字本身颇具魅力。 我喜欢地图上云南的形状，它像个楔子，夹在西藏与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当中。当年忽必烈的蒙古骑兵队扛着牦牛尾旗子，就是从这里浩浩荡荡出境，所向披靡，直捣孟加拉湾的。这些情节我是从马可·波罗游记里读到的。我就是因为读了数百年前马可·波罗关于他越过西藏高原的记述，才树立起雄心，要追随他的足迹，沿这条路线进入缅甸。 “你们听我说，云南人是吃生肉的，”马可·波罗在书中写道，“就像我们吃经过烹调的肉一样。” 马可·波罗可能说的是云南部落众多的土著。多少世纪以来，云南就像是中国南方的西伯利亚，是发配犯罪官员的去处。这也许就是这里的人为什么说北方话，而不是说中国南方方言的部分原因吧。自马可·波罗的时代以来，云南人的饮食习惯已经改变了，但在别的方面却没有多少变化，即使有的话，似乎也是变得更糟了。 一个进步就是那条铁路。那是法国人违背中国的意愿，以其工程技术力量建立起来的一项早期的奇迹。法国已把印度支那从中国分离了出来，北京担心修筑这条铁路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后果是有道理的。云南府位于海拔六千四百英尺的高原上，去那里需要三天的时间，穿过两百多条隧道。出了云南府，就只有石砌的驿道了。这些驿道自元代以来从没有重修过。 云南府，又称昆明或滇。到了那里我很快就知道，对于一个业余旅行者来说，要跋山涉水四百英里去缅甸绝非易事。作这样的远征，我一无金钱，二无科学知识，我有的只是好奇心和猎奇的欲望。美国驻云南府领事哈里·史蒂文斯，殷勤地留我住了几个星期。他竭力劝我放弃作这次唐·吉诃德式的远征。他担心，万一我被吃生肉的强盗抓了去，又要在他任上增加一次“事故”，而有这种顾虑的还不止他一人。 当我把计划告诉中国盐业专利公司驻昆明专员郭平侃(译音)时，这个大高个子官员大笑起来。他说：“哈哈，你会被杀掉的。上星期，我们就有三个实习生在从缅甸归来途中，被盗匪拦劫杀死了。我们有一队盐商就在舍资附近被拦劫；后来查明，原来他们自己的保镖就是土匪，哈哈!今天早上，我房东来找我，说他的商队在禄丰遭拦劫。禄丰离这里只有三天的路程。” 郭先生是山东人，他很看不起当地人。他用流利的法语和口语体的美语谈起了山东的情况。他说，他的家乡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好；然而，他从没出过国。他的外语是在“东边”的教会学校里学的。不消说山东省也是有土匪的；我在前面就说过，鲍威尔和奥尔德里奇小姐就曾受到他们的“款待”；但是郭认为，云南的盗匪与山东的盗匪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抽一支雪茄吧，刚走私进来的，哈!”他大声说着，递绐我一盒哈瓦那雪茄烟，自己拿了一支叼在嘴角上。“我干吗不抽呢?我是盐业专利公司的人，不是海关人员。再说，这还是省主席送我的哩。” 他对我说，在云南，盗匪和官员之间的惟一差别只在于后者是成功的盗匪。他身为盐业专利公司专员，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受外国人控制，他能得到这个职位靠的是上海的势力，而不是当地的势力。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朋友。不过，可别在文章里引用我说的这些话，哈!农民就是虾米，盗匪就是小鱼，当官的就是大鱼了!” “难道革命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吗?” “革命?国民党?告诉你，我就是个国民党员，但是，对不起，这里只是旧军阀打出新旗号的地方。就拿云南出兵支持蒋介石打广西来说吧。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广西方面封锁了运鸦片到广州去的道路。云南的将领十分恼火，因此拉起一支军队，为了“三民主义”开始远征，并有两千五百头骡子随军出发。驮上鸦片去那里卖!一旦鸦片脱手，他们就用赚来的钱购进法国货币。接着他们不发饷就遣散了半数士兵，因此这里的盗匪就增多了，你明白了吗?” 郭先生毕竟是个有办法的政治家。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我应邀出席了他为张凤春将军举行的宴会。张是云南驻军司令、国民党副主席。这一酒席上了二十四道菜，喝的是法国酒和香槟。饭后，张将军请我们看戏。他从上海带来厂一个叫胡汉玲的优伶。戏台设在一个长满木兰树的花园里、园里有一个优雅的小湖，四周张灯结彩。但是，在这迷人的壮观场面中，却有一伙穿着褴褛军装、不带武器的士兵，真是煞风景。他们在大门外围观演员和新贵们的到来。当我们进去时，张将军的卫兵把他们推到一旁去。 座位由石坎隔开，小贩们就在石坎上卖热肉卷、桔子、花生和瓜子等。在整个演出中，小贩们不停地在座位间穿梭卖东西。和平时一样，旁边还有些小孩子，熟练地在人们头顶上扔热气腾腾的毛巾，谁要就扔给谁。当晚演的是一出占典戏，除了外国人外，它的戏文观众都能背得出来。但是胡汉玲却出了一个新花样，他扮演一个正在被道上热烈追求的妓女。当出现舞蹈场面时，灯光全熄了。胡手执两根装有电池的魔杖在变魔术。就在他演得起劲的时候。后台骚动起来了。灯也亮起来了，戏园主走到张将军跟前说了几句话，像是求他点什么事，于是，我看到卫队长带了几个人冲了出去。 “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些被遣散的士兵要把园门毁掉，”郭用十分道地的英语向我解释。“张命令把他们轰走。”我们听到了机枪持续响了好几分钟，枪声盖过了台上假嗓子的尖叫声、饶钹的撞击声和胡琴的呜咽。当我们看完戏出来时，街上被遣散的土兵已无影无踪。只见一处黑暗的墙角横着三具饮弹的尸体。 当地人称张将军为“十个老婆的麻子”和“三十六匹马张”，就是说他有十个老婆和三十六匹马。老婆也好，马也好，他显然仍嫌不足，还想增加。因为。我在昆明时就听说他想霸占一位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女方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就派了卫兵去绑架。她翻墙逃到一个英国圣公会布道团里躲了起来。后来，布道团的牧师约翰·沃森亲自护送她乘火车去印度支那，她才平安无事了。 “十个老婆的麻子”深信惩恶要从速。哈里·史蒂文斯领事告诉我，就在我列昆明之前不久，张就公开处决了五十三名“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几名是妇女，被杀者全都没有经过审判。张邀请美闷和其他国家的领事到现场观看。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些外国领事接到了排外的印刷品和恐吓信，张想让他们知道，他的政权与此无关，他的政权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私人财产。第二，前任美冈领事曾抗议旧式的施刑方式砍头太野蛮。张想让人注意，他已采取了现代文明而人道的施刑方式。这次施刑是朝不满分子的后脑勺开枪的。 龙云治下的生活 张凤春是云南的三条“大鱼”之一。另外两条是省主席龙云和他的表弟“绥靖主任”卢汉将军，这些大鱼原先都是小虾，后来成了“小鱼”。他们在荣升国民党的地方长官之前，都曾被他们的前任指控为“土匪”。龙云的外号叫“笼中虎”，因为他一度被对手擒获，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任人向他扔石块或吐唾沫。这种做法我以为早巳绝迹，后来我才知道，在国共内战的时期仍然经常被采用。有人营救了龙云，使他幸免一死。后来他的表弟卢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又搞了一次政变，把他出卖了。那场阋墙之争激怒了龙云，他一气之下转而支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 但是，此刻他们沆瀣一气，大发横财。我从史蒂文斯领事和别人那里得知，他们的主要财源是紧紧地把一家半官方的富滇银行控制在手里。几年以前，云南还使用极好的银币，此时已全部改用纸币，只有西部边缘地区是例外，在那里，人们还使用中国最美观的清朝旧钱币。这些新纸币没有保证金作后盾，光靠武力维持。因此，这些纸币只有在军阀统治的地区流通，凡是不接受纸币的人动辄被按“反革命”论处。在国民党执政的后期，差不多所有地区都是这种情况。下面谈到的在云南已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做法，也同样在全国各地盛行。 在云南，“大鱼”都当了国家银行的董事，同时他们还以商人、地主和投机者的身份，从事私人商业。例如，他们控制锡矿的产量和鸦片的专利权，他们利用银行贷款买下锡矿和鸦片，然后又转卖出去，如此一买一卖，完全不用动用自己的钱。他们知道纸币不可避免要贬值，因此每次币值下跌之前，他们就抛出纸币，囤积别的商品或外币，币值暂时稳定时，他们就抛出囤积的商品和外币。过后，他们又抛出手上的纸币，囤积其他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接着又以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储存”更多的外币。到了中日战争和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变得十分普遍。那期间，美国政府为了支撑国民党急剧贬值的金元券，人为地抬高金元券对美元的兑换率。统治阶级的家族及其追随者就借此机会把数以百万计的美钞存人外国的银行。 昆明到处是鸦片烟味；所有的市场上都卖烟枪和烟灯；鸦片就像大米一样容易买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母亲哄孩子不用自己的奶头，而是绐他一根涂了鸦片的甘蔗。道德败坏和贫困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儿童的虐待。中国各地的儿童都在遭受剥削，但是剥削程度最残酷的莫过于云南。 我采访了一所教会学校的英籍校长理查德·兰克斯特，他对我说，“云南全省大约有五十万奴隶。仅在昆明，少说也有两万名。他们在商店、工场和家庭里什么样的苦役都干。主人或主妇们可以任意处置他们。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厂头’或者‘奴仆’，给人家当牛做马。我们传教土的太太们开设了一个收容所，收留逃跑的丫头，打算请几位体面的中国妇女帮着照料他们。哪里知道，连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家庭也全都蓄有婢女!” 在收容所，我跟十多个八岁到十六岁的女孩子谈过话。她们让人家参观她们的财产时的自豪表情我至今还有印象。人家给了她们牙刷、筷子、饭碗和廉价的衣服等东西，她们喜不自胜。她们在逃到收容所或被赎出来送到这里以前，甚至连遮身蔽体的破衣服也是属于主人的。一个九岁的女孩被人用铁棍打得下肢瘫痪了。另一个孩子因头部受了打击，几乎成了聋子。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曾被转卖过四回。她最后的那个主人有一次整整一个星期不让她吃饭，然后用绳子绑住她的拇指把她吊起来，说是惩罚她“偷懒”。 由于被迫种植鸦片和普遍吸鸦片，农民的贫困化加速了。把土地转卖给在外地主的情况有增无减。当时，在云南平原上有土地的农民不到三分之一。在当地市场上，一个女孩只能卖五美元到十美元不等，不过这比一个雇工一年的积蓄要多，他们每天的工钱只有四美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很穷苦的农民出于无奈把多余的女儿卖掉，但是，除非是在大饥荒之年，实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他们极少出卖儿子。在云南，大多数男孩都做苦役。 在个旧的半官办的原始锡矿里，奴役童工的方式是罪大恶极的。孩子们一到那里劳动，往往患上佝偻、疥癣或脚气病。锡矿里的竖坑和坑道很狭窄，背着矿篮的童工，要匍匐前进才能勉强通过。许多童工因此变成畸形残废，而被抛弃。美国传教士贝克专门救助这种小可怜虫，他和他的妻子收养了许多这样的孩子，照料他们，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并教给他们有用的手艺和技能。 云南府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是令人憎恶的，但是她的自然环境却很优美。这座历史名城，有着古老的城墙，有着一切边远城市应有的色彩和令人陶醉的格调。这里既是铁路和公路的终点，又是商队的出发地。马匹和骡子从石砌的城门进进出出；狭窄拥挤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这里既有狡诈的商贩，从外地来的人，又有当地给太阳晒得皮肤黝黑的男男女女，他们分属于十几个不同的民族，穿着色彩鲜艳，而且往往绣有美丽图案的服装。袒露着宽肩膀的藏民，跟他们的狗一样邋遢，他们在街上东游西逛，张大着嘴巴，目不转睛地盯着文明的内地运来的劣等货色和电灯一类的稀罕东西，出神地望着电影院和蒸汽火车头。那里的电灯光线十分昏暗，在一片明灿灿、十分耀眼的煤气灯光中，不免黯然失色。远山如黛，那个地区资源丰富，景色秀丽，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仿佛惟有人是卑微的。 尽管有可能遇到盗匪的危险，我还是去了缅甸。不过，倘若不是遇上了博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博士，我是决不会去缅甸的。洛克证实了地图上未曾标明的云南西部地区是世界上真正的乐园之一，那里生长着数百种在国外尚无人认识的植物。从而使云南在植物学界名声大噪。在云南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不是传教土，洛克是其中之一。他正准备出发去别处考察。这次活动是由全国地理协会发起的。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六七个全副武装的纳西族人。他邀我同行，这时史蒂文斯领事的反对就无济于事了。我接受了邀请之后，弄到了一匹小马，租了几头骡子，买了一些生活用品。接着，我又到处想办法弄一件自卫武器，最后，我居然从一个传教士那里买来了一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当我去找郭先生，请他通过盐业专利公司驻云南西部大理的办事处给我兑换点白银时，他大声说：“你到底还是要去了!别担心，要是你给土匪掳了去，我会给你出赎金的，哈!哈!”他要求我给他寄一些我沿途拍摄的照片。他送我到门外，我临上马时，他又叮嘱了我一番。 “别忘了，”他说，“当盗匪的，无非是为了几个钱。别跟他们争吵，把你身上的钱给了他们，他们也就不会伤害你了。”说罢，他从长衫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绞盘”牌香烟，对我说，“把这带上。他们也喜欢抽烟!一路平安。祝你好运气。哈!哈！” 郭先生真是个人物。我喜欢他。 旅途 我们沿盗匪出没的崎岖小道跋涉了两个星期，才到达巍峨的苍山、白皑皑的峰峦矗立在洱海边，那里是通往昆明．西藏和缅甸的道路的汇合点。 和约瑟夫·洛克博士一起旅行，真是受益匪浅。他曾在中国的西南和西藏东部考察和收集标本多年，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谁都熟悉。这会儿，他又在探索新的植物。 洛克是第一个测量中国最高的山——大雪山的主峰贡嘎山真(贡嘎山终年积雪，堪与珠穆朗玛峰和干城章嘉峰相比)的人。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探险家、制图家、人种学家、作家和摄影家。我们沿途见到的灌木和乔木，都是他的朋友，他都叫得出它们的拉丁学名，有的树木还是他给取的名哩。他已经“发现”了数十种花和植物，其中有许多种杜鹃花是西方闻所未闻的。他采集了大风子树的种子。他把这些种子带回夏威夷，经过他精心的栽培，首次在亚洲以外培育出了大风子树苗。长期以来，大风子油是人们所知道的惟一能治疗麻风病的药。麻风病和甲状腺肿一样普遍，在云南是十分常见的。洛克随时都带着品种齐全的药物箱和一袋医疗器械，而且，他还是个巡游牙医。他是个不可知论者，十分鄙视福音传教士，然而，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成了传教士。 “花钱派这些灵魂拯救者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处?他们只能在愚昧之上再增添一种无知而已。”他常常这样说，“他们中有的人在家时都不该让他们随意行动，更不用说派他们来‘拯救’中国人了。就拿约瑟夫·布朗那个家伙来说吧，他嫌基督教里派别还不够多，他自己又另立门户。在信笺上端用中文印上布朗救世军协会的字样。你猜猜管事的都有哪些人?会长：上帝；副会长：耶稣基督；司库：约瑟夫·布朗!真不要脸!” “就算这样吧，”我总是争辩说，“这种行径对云南并没有什么害处。” “没有害处?这种人比土匪还坏。有一对天主教翻滚派夫妇曾来过。这两口子在一所基督教学校时，在梦幻中见到一位天使，天使要他们来这里‘拯救’中国的汉族和西藏人。他们相信祈祷可以医治百病，不相信药物和手术。他们劝人‘要信上帝，信仰可以除百病’：想想看，他们竟然要用这种办法治疗肺结核、梅毒和麻风!这种玩艺儿西藏的喇嘛和巫师不比他们逊色。尽管街上到处是要饭的，他们也没能说服任何人皈依基督教。” “不过，”我说，“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至少它对治疗精神病有用吧?” “连他们自己的小儿子的病也治不了。有一天，我听说，那孩子病得很厉害，我明知他们不会听我的话，我还是去看了那孩子。那孩子得了阿米巴痢疾，已经瘦得皮包骨了。我对他们说，我有土根素可以治好他的病，可是他们不让我给孩子吃药。我发脾气了，临走前我怒斥他们：‘你们简直是罪犯!是蓄意谋杀。’他们说：‘只要主同意他活下去，他就能活下去。主会倾听我们的祷告的。’ “我只能说，他们用他们那种洋腔洋调的中国话祈祷，恐怕连上帝都听不懂。十天以后，他们到底派人来找我了。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对我说：‘我们在想，要是为你主的事业出力，主也许不会介意的。’可是，太晚了。一小时之后，孩子死了。他们连哭也没有哭。‘这是主的旨意，’他们一再说，‘主需要他，主自然是有理由的。’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自负，居然充当起上帝的代言人来了呢?仿佛是上帝自己不会说话似的!” “云南府英国圣公会那个叫华生的传教上怎么样?我看他像是个行善的传教士。” “噢，他是个医生，那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那些‘拯救灵魂’的人；比方说我们在云南府见到的那些提着口袋出城的福音传教士吧!”他轻蔑地哼了一下说：“他们真是疯子。”他指的是那两个耶稣再生论者，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要出门，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全省各地去传教。除了口袋之外，他们什么食品也没带，也不带铺盖。他们说要“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你以为中国人会听他们那一套吗?他们会说，‘看这些洋鬼子吃的什么玩意儿。要是牧师们吃我们拿来喂猪的东西，那基督教也好不了!’”他又哼了一声。“这两个小伙子要是能活着回来就算运气了。”天哪，他的话不幸言中了。这两个“小伙子”本人倒是安全回来了，但是，在他们外出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却在昆明被人谋杀了。一天夜里，他们的厨子既喝酒又抽鸦片，头脑晕乎乎的，趁她们熟睡时割断了她们的喉咙。那年月，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洛克从不走近中国人的小旅店，经常是在树林中或寺庙里宿夜。他带的用具一应俱全，包括可以折叠的洗澡桶和全套炊事用具。旅途中，他的随从人员一部分开路，另一部分断后。由厨师带头、帮厨和管家打前站，他们一找到视野开阔而阴凉的所在，就把豹子皮铺开，摆好桌椅，铺上干净的台布，然后摆上碗碟、刀叉和餐巾。等我们来到时，饭菜也差不多准备好了。我们的晚饭往往有好几道菜，饭后还喝点茶和酒。如果我们在村子里过夜，全村的人都会跑出来，蹲在不远的地方望着我们。要是碰上我们想在寺院投宿，这很容易办到，只要给和尚一点小费就行——洛克的纳西族随从人员就先给武圣和观音等的塑像彻底掸尘，把地冲洗干净，然后在佛像脚下把帆布床给我们支好。 洛克总是说：“如果你想在这荒郊野地居住，你得让人们相信你是个重要人物。尽管这一来要花费不少钱，但是看来还挺有效。当地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洋大人’。” 我们遇上了藏民商队，他们在头一天遭到了土匪的袭击，被抢走了几驮毛皮。藏民们说他们杀死了四个土匪，把他们赶跑丁。他们有点发愁，因为他们是奉达赖喇嘛之命给省主席龙云送礼去的。再往前走了一段路，我们又遇上一大队贩盐的商人，他们也遭了抢劫。我们沿途经过的村子，不是刚刚摆脱土匪的骚扰，就是依然在其威胁之中。有一回，我们留宿的村子在清早四点受到了匪徒的袭击，第二天我们跟着半心半意追赶土匪的当地军队上了路。 “他们是去分赃的。”洛克轻蔑地说。 乡吏们给“洋大人”和我派了二十到五十名卫兵做我们的保镖，而我们也留意给他们充裕的鸦片钱。此外，我们自己的小队人马也有相当数量的弹药。洛克不相信强盗会发善心，而我自己认真想想以后也不相信这一点。洛克带着六十头骡子和马，对盗匪来说，这可是一笔很有诱惑力的横财。他还带着大量的给养和值钱的科学设备，以及价值一万美元的银子，这是我们上路之后我才得知的。他打算在“野外”至少待一年。他因此每天都要认真考虑可能遇到的危险。有几次，他在和他的纳西族“参谋”研究了情况之后，准备停止前进或往回走。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决定增加保镖继续往前走。 当地的匪徒并非蒋介石称为“赤匪”的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叫做“白匪”的人：破产的农民或被遣散的士兵，他们只是靠打劫生活，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背景。匪首如果幸免于死而又发展了势力，当局就会把他们收买过去，封他们为地方指挥官。后来，在其他省份有许多这种土匪头目参加了国民党，有的则“改邪归正”参加了共产党。多少年来，每逢乱世，中国的军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走过这些崎岖小道四年之后，云南成丁红军求生存的战场。那时，红军正在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后卫部队同追赶他们的中央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云南人有句俗话：“汉人占平源，寨民占高山，土匪占大路。”然而，真正统治云南的却是鸦片。云南府和大理之间的平原地区，将近一半的土地都种上了用来提制鸦片的罂粟。此后数年，各种鸦片税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罂粟的种植面积，通常由地方官吏确定，而种植面积的比例要看他们为谋得职位所花的代价而定。农民要逃避种罂粟，得向“禁烟局”缴纳“罚款”。 我们的骡夫每天夜里睡觉都要抽鸦片。不过洛克不许他的纳西族保镖抽。烟瘾最大的是几个四川轿夫，是洛克在得疟疾骑不了马时雇用的。轿子用竹子和藤条编成，固定在四根竹竿做的轿杠上，座位设在中央，上面盖着一块油布，轿夫一前一后，各抬两个轿杠。在中国没有公路的地方，轿子可算是旅客们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了。 云南人为了赚钱，什么都愿意干，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就是不屑于抬轿，抬轿子成了四川人独占的行业。洛克雇了四个轿夫，分两组轮换着抬。他们裸露的肩膀上都长了一英寸厚的老茧。他们惟一的私人财产就是拴在布腰带上的烟枪。晚上，他们除了吃黏性很大的米饭外，很少吃别的东西，一吃完饭，他们就抽鸦片，晕乎乎地进入梦乡。然而，他们体力惊人，抬轿子的姿态优美，可以颤悠颤悠地连抬几个钟头而不知疲倦，他们迎风吐唾沫，使洛克大为恼火，可是一听到他们即兴编的号子，洛克也禁不住笑了。 “云南人是狗，用脚抓虱子”。在前面的轿夫大声说。 “他们不是人，他们也说话，但说的不是人话。”后边的轿夫应道。” “靠一边呐，”前头的哼着，“来了一个大人物。” “为啥，只是个龟儿子宫!人他奶奶哟!”后头的大声应道。 有时，一个只是哼着， “哎，哎，哎，哎，哟，哟，唷，”——另外一个就接上来，“和一小一妹一子一睡一哟。”中文里的“妹子”和“阿哥”也是一种亲昵的称呼。 有的骡夫赶骡时，也会哼起在云南府学的一些戏曲唱段。但是，他们往往忘了词儿，于是就从头到尾用“妈的”来代替……“妈的”是中国最常见的骂人的话……不过，我用不着在这里赘述这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作家鲁迅写了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妈的”的历史、盛行的情况及其艺术性。对中国的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英文版的鲁迅作品集 中找到这篇文章。这本书是我和鲁迅结交后编辑出版的。 我们过着奢侈的生活，并且雇了大队人马保护财产，这和周围贫困老百姓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渐渐为此感到难为情。洛克退烧后，把轿夫打发走了，我感到好受了一点。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像他们的外表一样可悲呢?道教教义不是劝乞丐要养志，要服从命运安排，并把它看做是完全合理的东西接受下来吗?这些轿夫认定他们四川人是比云南人高一等的种族，像我这样连“人”话都不会说的洋鬼子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这一事实难道我可以忽视吗?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信念更能使人心满意足吗? “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洛克说。“革命总有一天要爆发，而且，它将是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到那时，我希望不在这里，可是，我不责怪他们。看看我们要带回丽江去的那个孩子吧!他才十四岁，就被抓去当壮丁顶替别人，因为那人的母亲用钱买通了官府。人家用绳子套着他的脖子，把他带走了，然后发给他一支枪。这会儿他从广西回来了，胳膊也断了一只，一个人爬回来的。他到我这里的时候，那断了的胳膊上都长满了蛆!再想想昨天我告诉你的那桩事：一个老太太眼看着两个儿子都让张凤春手下的人用绳子套着脖子给拉走了，她只能等着饿死，因此投湖自尽了!这种事情人们还能忍耐多久呢?” 去缅甸路上 离云南府越远的乡村，环境越宁静，景色也越秀丽。到第十二天，我们骑马朝历史名城前进，一千七百多年前，诸葛亮曾在这里凭着能言善辩和军队，征服了掸国。整个上午，大雨滂沱，我们不停地攀登，一直到中午才登上九千英尺高的山巅。然后，我们这一行就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下山。这条山路如今成了淤泥的河床，从这里流下的污泥浊水，淹没了当年的忽必烈大道。 不时有骡子因不胜重负趴倒在地，赶骡人一面咒骂，一面使劲拉它起来。骡背上的货物全盖着一块黄油布。赶骡人也都戴着用油布包边的大草帽。这些大草帽在雨中看起来宛如一朵朵硕大的葵花。只有轿夫不戴帽子，光着背，赤着脚。领头的驴，身披彩带，铃儿丁当作响，跟赶骡人的悲歌相应和。我们往下走了三千英尺后，来到了平原，但见茅屋重重，炊烟袅袅，从纸窗里透出了过早点着的灯光。风儿飘忽不定地掠过湖边的稻田。山腰间林木茂密，郁郁葱葱，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峰回路转，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来到了一座寺院。在那里，我们观看了一个年轻的和尚用黏土塑造一尊佛像。 翌日，我们骑马到了大理平原，苍山群峰隐约可见。峦峰一色白，显得威严秀美。这座有城墙的古城上空笼罩着一片沉寂。靠近山麓的山坡四周，有成千上万座坟墓，其中有许多精致的石棺，墓门对着湛蓝的湖水，石棺周围桉树成阴。墓碑上刻有掸语、阿拉伯语、满语、藏语和汉语等的碑文，这和中国东部的土坟岗大不一样。一千年前，大理是一个鼎盛的独立王国，这些碑文就是那个时期前后的达官贵人留下的所剩无几的遗迹。 在故都新近打扫干净的石砌街道上，我们遇到了一条红绿相间、身长一百多英尺的巨龙。中国的春节刚刚开始，商店关门，人们还清了债务，可以吃上松糕和甜米饭了。灶君面前也供了香火。黄脸的商人们，身穿黑绸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帽，彼此见面时鞠躬作揖，双手笼在长衣袖里抚摩着精致的玉器；他们一笑，就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酒的气味和鸦片的气味。双颊通红的顽童们，穿着棉袄和开裆裤，乐呵呵地在放风筝。妇女们穿着绣袍，一双缠过的金莲巧妙地塞进了比巴掌还小的鞋子里，三三两两站在那里聊天。她们的孩子们睁大着眼睛，在那里吃红色的蜜饯苹果和糯米团。老头们蹲在太阳底下，手里端着铜的或银的水烟袋在吸烟。喝得醉醺醺的藏民，袒露着上半身，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大喊大叫，骑着烈性马穿过人群。赶骡人紧紧拉着他们受惊的牲口，生怕骡背上的货物掉下来，同时为自己不能及时赶上热闹的庆祝活动怨这怨那。上面说的那条龙正在人群中腾跃。这条龙是从传说中的龙王宫洱海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狂欢的。表演者数人藏在纸糊的龙头和长长的龙身底下模仿传说中的龙的习性和动作。 大理的商店里出售玉石、翡翠和琥珀，售价只及他处的一个零头。大理石遐迩闻名，是在大理开采的一种纹理十分美观的石头。把大理石切成薄片以后，其纹理很像天然风景或人物形象使人产生遐想，因而在东方各国受到珍视。但是，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个肯卖给我几件大理石纪念品的商人。玉石和琥珀在节日期间，都被藏了起来，人们看不到也买不到。我是在再往南走了一程之后，才买到几条玉石和琥珀项链的。从大理开始，我就和洛克分手了。他要往北和往西走，而我则要去南面。幸运的是，除了离开大理的头两二天路上遇到点麻烦之外，去缅甸的路上没有遇到土匪。我有了我自己的“厨师”，一个经过教会训练的青年人，他能讲几句英语。我们搞到了四条骡子，两匹小马，两个赶骡人。通过这两个赶骡的，我们和一队受到很好保护的去腾越的商旅结了伴。新年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和洛克在大理握手言别。我当时想町能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没想到我们后来还是见了面)。然后，我用中国话说了声“走”!我们就出发到马可·波罗称之谓“金牙人”的地方去厂。当年，那里的人镶金牙显然完全是为了好看。 我真希望能够把我所看到的雄伟的湄公河和萨尔温江附近地带的荒凉而壮丽的景色详详细细地描绘一番。我在那一带走了两个星期，看到了火红的树木点缀着浓密苍葱的森林，瘴气弥漫的百丈深渊，走过了参天竹林中的幽径。暮色苍茫，竹林里传来神秘的呜咽。快到缅甸的低洼地丛林中，长尾鹦鹉和猴子唧唧嘎嘎的叫声不绝。我可以叙述商队处理事情的本领和他们省吃俭用的作风，旅伴们一路的情谊，肮脏的旅店(现在没有洛克同行，我开始经常在这种地方投宿)；黎明前的宁静以及柴火、皮革、汗水和炭火等发出来的闻起来很舒服的气味。我可以讲讲我在保山看到一个老绅士要奶妈给他挤奶当早餐；一个来讨药的麻风病人；一个赶骡人在自己腿上扎一段绳子“医治”梅毒；在盈江，一家旅店主人殷勤地想把女儿给我。我还可以讲讲我遇到的那些阿拉伯和犹太人血统的中国人是怎么会来到那个地方的。在湄公河以南，你越往前走，田野越青翠， 自然景色越秀丽，土著居民穿戴也越丰富多彩，峡谷里稻米生长良好，物产富饶。 这段旅程快结束时，我下了决心，总有一天要重返这块人类学的奇境。我们这次路过这些部落居民祖辈居住的地方，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他日旧地重游时，我要进一步了解这些部族的男男女女的情况：勤劳的苗人；充满反抗精神的克钦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相信他们的耶和华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每个人，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侬人，美丽的侬族妇女们裸露着上身；侬人以及性格温和的暹罗人和掸人——他们是三种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的后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这里抵制汉族的同化。 不过，所有这些经历都是留着写另一本书的材料——一本关于云南的书，我开了个头，但一直没写成。 西南在某些方面是很独特的，但是，后来我得知，政治情况却与西部和西北部各省大致相同。在后来的数年中，因粮食问题更加严重了，减少了鸦片的生产，修筑了几条肮脏的公路；官员和土匪之间分赃更为均匀，因为后者多数已成了军人。除此以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云南府成了美国空军基地为止，情形极少改变。 我离开八莫郊外芳草萋萋的丛林小道时，但见伊洛瓦底江在远处闪闪发光。我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我会乘军用飞机只用两个钟点的时间便飞越了这个河源水流湍急、道路崎岖的地区，而我走过这里却花了一个多月的日子。然而，迅速的飞行享受不到旅行的乐趣，想到我是为数极少的徒步从中国到达缅甸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之一，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历史无情，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才能确保它的价值。
无
从云南回来之后，买了几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版书系”的老书，想趁着旅行的记忆未退，加深和提炼更多的感悟。加之自己对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局面和环境有浓厚的兴趣，收这套丛书自然成了上上选。
看过施蛰存的《石屏随笔》和滇缅公路总指挥谭伯英先生所著的《血路》，再加上这本《马帮旅行》，二十世纪初云南带给我的感受，缤纷而又一致。
那个时代的云南（south of the clouds , Snow 语）杂乱而又迷离的社会环境，令人无比的遐想。既有传承千年的古老历史，又有民风迥异的少数民族，有动荡的政局，强力的军阀，又有后方“奢侈”的平静生活，有杀人于无形的恐惧瘟疫，又有先进科学的盘山血路。云南！ 你几乎可以用任何词语来形容他：鸦片，雨季，瘴气，山贼，异族，艳丽，颓废，宁静，悠远，奇异......
他似乎并不存在于中国西南的一隅，而是坐落在世界的尽头，一个歌舞升平处处惊奇的异域之地。
想想作者能在那个时代的云南南北穿越，雇佣一支马帮，深入掸邦，缅甸，穿越那些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那些原始雨林，那些各种异族人的领地，那些土匪，那些村庄，那些瘴气弥漫的坝子......这一切令人钦佩，欣羡。闭上眼，我仿佛能听见云南南部充沛的雨季，雨水流淌在古老的茶马古道上，望见马锅头戴着一顶插着一只艳丽野雉毛的软皮帽子，矫健的头马每迈出一步，便晃起一阵脆耳的铃铛声。
时过境迁，在那个时代生活的人们还有作者Snow 大都早已化入尘土，而那个纷乱迷离的时代，最终也如弥漫在山峦间的瘴气一般，慢慢散去。
但好在将这些静止的文字串联起来时，你还能触摸到那个时代：那些皮肤黝黑，身材标致，妆容艳丽的妓女：那些捧着烟斗，精神萎靡，却又质朴热情的农夫；那些步伐平稳，面容沧桑的马锅头。你甚至还能辨认出，那领口绣花边的是白族妇女；那面容慈祥，长发盘头，束麻质上衣的是掸族妇人；那骑着长毛马，身披羊毛，腰间佩银剑的，自然就是藏人......
静止排列的文字中，仿佛你又回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异境。
书还不错的说
作者，本身为新闻工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和对细节的敏感度，都赢于一般人，比如云南妇人哄孩子的不是奶头，而是涂了鸦片的甘蔗头 。而且作为一个外国人，有能接触上层人物、权势阶层的便利，对当时的局势动荡、军阀们的斗争的观察描述，比一般的课本史料，深入生动
译文也还不错，流畅生动
〆(・∀・＠) 已阅。
我觉得思诺的想像力挺牛B的
谢谢，柚子的评论。
而且斯诺看中国的视角非常平民和人性，和那些来中国的记者有意无意的那种俯视态度比起来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