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
2010年02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吴钩
227
无
洞见权力的隐微处秋风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欧美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官僚制十分发达，并对民众的政治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曾断言：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梁先生主要是从结构上说的，但这种结构特征其实是时间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就封建转向君主专制这样一阶段而言，中国历史是早熟的。周秦之变，实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周建立封建制，到战国时代已趋于瓦解，秦灭六国，建立“郡县制”。郡县制的实质即是皇权专制。欧洲的历史与此大不相同，野蛮入侵，导致罗马帝国崩溃。在此废墟上，文明化的野蛮人于10世纪开始建立封建制。这与周的封建制有所区别，但性质类似。直到16、17世纪，法国、英格兰等地才开始建立君主专制（absolutism）。但在英格兰，专制的历史阶段似乎是一跃而过，国王的专制欲望受到种种因素的强烈抵制，宪政制度在英格兰很快建立起来。这样的政制演进过程决定了官僚制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命运截然不同。专制君主与封建制下的国王的最大区别在于，从法理上说，他直接统治所有臣民。所以，在封建制下，人有自由但不平等；在专制下，人人平等但不自由。不过，专制君主事实上无法直接统治所有人，他必须借助自上而下授权的官僚体系对全国进行管理。中国的皇权专制持续了两千年，皇帝始终以官僚为权力治理人，官僚就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在历史演进中形成复杂而完整的中央、地方官制，官僚制可谓十分成熟。官僚的制度安排就成为社会治乱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基本的政治、社会活动主角是君、官、民。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控制与服从关系：官僚的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授予，皇帝对官僚拥有绝对权力，不论其权位有多高；当然，官僚之间也存在上下级关系，所谓“权高一级压死人”；而官僚，哪怕是最低级的官僚、甚至不入流的胥吏，对民众也可以行使某种近乎绝对的权力。欧美却与此不同。封建的治理是没有官僚存身之地的，这就像周代也没有官僚一样，那个时代的治理者是贵族、领主。英美两国倒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建立“文官制”的，但这些文官被置于宪政框架中，从而与中国皇权框架内的官僚制具有极大不同。法国由于君主专制的时间稍长，而有较为成熟的官僚制，但比起中国来，也是相形见绌。如此悠久而丰厚的中国官僚制传统，早就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政制、研究社会，都不能离开对官僚制及其影响的研究。因此，古代史学中专门出现了《文献通考》之类的典章制度史，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题也基本上是官僚制度在各个朝代的演变过程。明清时代，随着官僚制的烂熟，还出现了大量记录官场百态的笔记，晚清更出现了著名的“官场小说”，一些官场秘诀之类的著作也在坊间流行。到了当代，吴思先生独创“潜规则”一词，对皇权下的官僚制的运转逻辑，及其衍生出的独特政治文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潜规则”一词也成为一个广泛流行的词汇，甚至被当成动词使用。摆在读者面前的吴钩先生这本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官僚制下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细微而有趣的探索。作者提出了“隐权力”这样一个概念。也许可以说，“潜规则”与“隐权力”是一对孪生概念：官僚们通过潜规则获得隐权力，隐权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潜规则。当然，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文献中都是有依据的。制度至关重要，社会科学关于制度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之分。相应地，在任何团体中，大至国家，小至兴趣团体，都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分。“隐权力”的概念略近似于“非正式权力”概念。吴钩先生是这样解释“隐权力”的：在君主专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内，官僚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所以，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说是固定的。“隐权力”则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先前的官员之所以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就是因为，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在很多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为管用。因为，隐权力既不受正式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一个官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等于他的正式权力加上他的隐权力。当然，官僚的隐权力可能为正数，也可能为负数。隐权力为负的情况表明了这个官员实际掌握的权力已经小于他所应有的正式职权。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也有两个途径：第一，增加正式权力，即俗话所说的“升官发财”；第二，增加隐权力，比如结交权贵，获得官场要员的庇护；拉拢人心，谋取更多的私人性效忠。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后一种途径甚至更为重要。可以说，“隐权力”概念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观察和解释工具。借助这一工具，传统乃至当代政制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本书各篇就解释了很多常见的官场现象。读完这本书，读者当会发现，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官员无德，而是因为制度本身逻辑所致。对于作者提出的这一概念，我只想提出一点限定。非正式权力可能无处不在，任何社会治理都必然要依赖这种权力。相对于政府的权力，每个社会必然存在着其他非正式权力，如绅士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甚至学校校长的权力——有的时候，人们用“影响力”这个词来替换此处的权力。我们无法想像，一个社会仅仅由政府的正式权力来治理，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权力控制一切的完美的专制社会了。一个优良治理的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正式权力比较有限，社会由广泛的非正式权力来治理。当然，仅此尚不能构成优良治理的社会，但若非如此，则断然不可能是优良治理的社会。因此，非正式权力并不完全是坏事。本书作者在讨论政府权力与宗教权力的一章中也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按照作者的论述，隐权力主要是指官僚制度内部衍生出来的主要由官僚掌握的非正式权力。因此，本书的结论仍然应当被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中。也就是说，隐权力概念也许应当被限定于分析秦以来的中国政制，专制君主加官僚制的政制。它未必适用于除此之外的政制及非政治领域。本书作者可能是有这种意图的，因为本书作者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悠久的专制官僚制已经塑造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人人都不满于专制官僚制的腐败、滥权，但人人又似乎都向往着获得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人们普遍丧失了对政治本身的价值内涵的思考、关注与向往，而倾向于把现实的当作合理的来接受。不少通俗性论著对于本书所说的隐权力运作背后的规则，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本书作者的态度绝非如此。他则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虽然也是在讲述官场故事，但这些故事被置于政治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因而，读者读完这些官场故事，也就对隐权力的表现形态、获取方式、维系成本、运作方式等，获得了理性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悲悯情怀，他把隐权力的产生、横行乃至支配整个政府的运转，视为政府失灵的一种形态。这种政府失灵带给社会的是无序，甚至是王朝崩溃的灾难，君主、官僚、民众都是这种政府失灵的牺牲品。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也正在于证明以民主政治加现代文官制的制度组合，替代专制加官僚制的制度组合的必要性。因此，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本严肃的社会学进路的政治学著作。但它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读来很好玩。如果有读者竟然照着作者所讲故事中的官场潜规则去寻求获取隐权力，那作者一定会大为失望的。那不是他写作的初衷。（秋风，知名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隐权力的独特视野下，诠释权力体系的玄机 《隐权力》是吴钩先生率先提出“隐权力”概念并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文章多取材于明清笔记与官场小说，以生动的文字与故事，探讨一种隐藏在历史灰暗处却又非常强大的博弈力量。 作者根据大量史料，入木三分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官场现行”故事、官民博弈故事等，有如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传统社会的运行特点层层剥笋。许多读者所熟知的历史故事，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太平天国权力斗争等，作者都能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地讲出别番意味来，给人以“豁然开朗”的启示。如作者在剖析杨乃武历经九死一生的翻案事件时，画龙点睛地说：“帝国的司法救济制度是一个偏心的歧视系统，有的申冤者能惊动它，有的申冤者永远被它拒之门外。与杨乃武同案的毕秀姑，就是一个被帝国救济系统遗弃的失语者、无力者，横遭冤枉之后，除了自己喊喊冤，换来大刑伺候之外，没有一个人为她辩冤，只是因为她的命运与杨乃武捆绑在一起，杨乃武历经万难的申冤行动证明了葛品连并非中毒身亡，案情大白了，她才跟着得救了。”这里说的其实是隐权力在传统体制下的“作用”，读来令人感慨万端。 而作者提出的“与偏房共天下”的论断，认为历代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用“正室”指称正式的官僚系统，“偏房”指称由隐权力班底组成的非正式权力系统。这更是充满历史智慧的创见。 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还有一个特点：作者夹杂大量风趣幽默的笔墨，不少地方能将读者逗得发出会心一笑。学者秋风先生也说它“读来很好玩”。 《隐权力》一书中，作者在“隐权力”这个母概念下，也提出了一些子概念，如“权力经纪”、“黑权力”、“私信政治”、“政治偏房”、“权力值”、“权力赎金”、“食权者”、“送礼政治”、“盗户特权”、“假私济公的政治”等，以进一步丰富“隐权力”的解释力。作者希望“隐权力”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一些隐蔽的历史窗户。 不妨说，《隐权力》一书是继吴思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后，又一部既好看又人深度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读过吴思《潜规则》的读者，不要错过《隐权力》。
吴钩，1975年出生，资深传媒人，青年学者，主要关注明清时段的政制与社会生活，尤喜以社会学与政治学为分析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明清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分析，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史社会学随笔。
序 ·洞见权力的隐微处 上辑：隐权力系统另一套权力系统 衙门的“爷们” 权力有值值几何 隐权力的维持成本 食权者的分肥原理 私接的权力管道张集馨一声叹息 与“偏房”共天下 下辑：隐权力博弈冤案是如何平反的 隐权力的比拼 隐蔽的特权格局 海瑞也有隐权力 张居正的权力软肋 出家人的隐权力 为权力而祈祷 洪天王的权力脐带 附录一·本书涉及的几个概念解释 附录二·本书涉及的几个货币换算 附录三·明清正式官僚系统 附录四·明清主要隐权力集团 后记
插图：另一套权力系统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什么是权力，从形式上说，权力无非是一种“命令—服从”关系。中国官场有句老话：“官大一级压死人。”话虽难听，倒也说明了权力的“命令—服从”关系是自上而下的，上级命令下级，下属服从上司。也就是说，在纵向上，权力系统存在着一个层级结构。那么，为什么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会有效呢？或者说，为什么“官大一级”就能“压死人”呢？这不但是政治伦理使然，而且从本质上说，权力就是一种合法的造福—加害能力，比如给下属升官或者降职，古人用“威福”来指称权力，是一针见血的。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下属当然要唯上级是从。中国还有另一句古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则是说明权力系统在横向上又存在着一个分科结构，同一层级的不同科别之间，不发生“命令—服从”关系，否则就有僭越之嫌。比如按明清之制，地方设藩司衙门，长官为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掌一省财税，又设臬司衙门，长官为按察使（相当于高级法院院长），掌一省司法，布政使不得干预按察使审案，按察使也不得插手地方钱粮。但依权力的层级原则，布政使与按察使均受巡抚（相当于省长）节制。一个正式、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在纵向上规定权力的层级，在横向上分立权力的界别，犹如一个“井”字形结构。中国据说很早就出现了成熟的科层制，但中国的权力运作，却时有反常：权力等级制上层的长官有时会受制于权力等级制下端的小吏，为了办好某件事情，长官甚至要向小吏行贿。《清稗类钞》中有一则“部吏索贿于福文襄”的记载，说的正是这回事。福文襄，即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安康，史书上说他“荷父庇荫，威行海内，上亦推心待之，毫无肘掣”，但这样一名“毫无肘掣”的权臣却受部吏（相当于中央部委的办事员）“肘掣”。有一次福安康打了胜仗回来，到户部（财政部）奏销军费，部吏竟向他索要好处费一万两银子，福安康大怒：“你敢向我索贿？”部吏说：“我哪敢向大人索贿呢？其实我是为您着想。您现在打了胜仗，皇上很高兴，报销的奏章递上去，很快就会得到批准。但户部的会计才十几人，而您的账簿有好几麻袋，等我们全部核对好数目，恐怕要一两年，到时候皇上的热情已过，会不会爽快批准就难说了，不如赶快做好。但要赶快就需多请人手，要多请人手就需多花销，所以我才向福大人伸手要钱嘛。”福安康只好给了部吏一万两银子，不到半个月，户部便将账目核好，按报上来的开支给予报销。假如福安康不行贿，这笔账就不知哪个猴年马月才能算好。“在其位”的官员有时无法“谋其政”，不在其位的人却能够借助某种隐蔽的权力通道而越俎代庖。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张集馨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找到例证。咸丰年间，张集馨到甘肃担任布政使，这本是主管一省人事大政的要职，但张集馨由于未能进入陕甘总督（甘肃的一把手）乐斌的圈子，事事受排挤，甘肃省每有官缺出来，跑官要官的人不去找主其事的张集馨，而是求按察使明绪替他们游说，因为明绪是总督身边的红人，由他出面，事无不成。作为布政使的张集馨就这样被晾在一边，人事大权“不能专主”，只好自嘲地说“殊觉可愧”。为什么大员会受制于小吏、不在其位者能谋其政呢？这是因为官场上，在正式的科层制权力结构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隐权力系统。什么是官场隐权力呢？我想引用乾隆—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的一段自述来说明。勒保说：我刚刚到成都府当通判时，因为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同僚们见风使舵，都对我爱理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也无人理睬。所以一直非常郁闷，只是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正是我十年前的故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我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我，有点失望。总督到了成都城外，我去拜见，又被挡了驾，更失望了。到了行辕（总督衙门），大小各官，纷纷晋谒，都得到接待，唯独没有接见我。我的名帖已递上去了，所以又不敢径自离去，天气闷热，直等得汗流浃背，心中愤恨欲死。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所以这声称呼，让我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立即整理好衣冠，疾趋而入。却见到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我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我下跪行礼，他则拉起我，说：“不要你磕狗头。”还叫他的随从帮我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总督越骂，我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显然表明总督不将我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我就有点飘然欲仙了。今日封侯拜相，也比不上那时快乐。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我与总督这般亲密，都感到震惊。我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我，我一回来，便拉着我的手，问总督有什么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我，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我套近乎。我勒三爷还是当初的勒三爷，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上面这则故事收录在清人葛虚存辑录的《清代名人轶事》中。勒保当时的官职是成都通判，相当于成都市副市长，在清代正式的权力结构中，通判是知府的佐官，正六品，协助知府理事或分掌粮运、督捕、水利等。我们假设通判的正式权力值是100，由于勒保之前受同僚排斥、上司冷落，他实际能行使的权限很可能只有50；但现在他与地方一把手的关系如此亲密，同僚转而要与他套近乎，他的实际权力值可能将涨到150。这部分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权力，我称之为“隐权力”。我们用一个等式来表示：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隐权力可以是一个负数，比如尚未与总督大人拉上关系时的勒保，隐权力即为负。隐权力为负的情况表明了这个官员实际掌握的权力已经小于他所应有的正式权力。正式权力来源于主权者对于各种职务的制度性授权，也就是说，一个官位不论由谁来充任，它的职权都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所以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隐权力则来自私人关系网络的权力辐射，它的权值取决于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亲疏差序，与本人的官阶、品秩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的官位，在不同的人手里，所产生的隐权力可能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职位不变，但置身于不同的关系网络，所获得的隐权力也是不一样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系网络并不是隐权力的唯一源泉，个人的威望、社会动员力、私自窃取的造福—加害能力等等，都可以形成隐权力。隐权力既不受正式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从隐权力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福安康要向部吏行贿。这是因为，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福安康位高权重，部吏则职卑权微；但部吏能够在公费报销的程序上制造麻烦，掌握着造福或加害大员的能力（隐权力），所以大员在一定条件下要听从他们“指挥”。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按察使明绪能够操纵甘肃官场的人事安排。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人事权理应由布政使专主；但在关系网络组成的隐权力系统中，明绪由于与陕甘总督关系亲密，获得的隐权力远非布政使张集馨所能比拟，以致张集馨都要对明绪礼让三分。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的官员对勒保前倨后恭。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勒保还是成都通判；但他是新任四川总督的故交，总督对他非常亲切，在成都的隐权力系统中，他最接近权力中心，同僚对他，自然要“不看僧面看佛面”。钦差来浙江查案由于另一套权力系统的存在，如果仅仅获得正式权力的授予，可能处处受掣肘，就如那个尚未得到故交（新总督）眷顾时的成都通判勒保。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是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为什么先前的官员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因为人情关系网络是最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有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管用。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不怕县官，只怕现管”，“县官”自然指正式权力，“现管”则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权力。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个故事：一名原来失意落魄的候补道台，因为关系网络的改变，终于时来运转、升官发财。这是我们观察隐权力系统的绝佳案例。故事从某年钦差大臣率员赴浙江查办官员被参案讲起——看看一年容易，早已是五月初。一日，刘中丞正在传见一般司、道，忽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类似于中央政府公报），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臬台（即按察使）是“小军机”（军机处办事员）出身，最熟悉朝廷的办案内幕，他对刘中丞说：“据司里看起来，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来简放钦差，查办的是山东，上谕上一定说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备；等到到了山东，这钦差可就不走了。然而决计等不到钦差来到，一定亦预先得信，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刘中丞道：“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司、道听了无话。送客之后，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接到京信，也是一个要好的小军机写给他的，上头写得明明白白，是中丞被三个御史一连参了三个折子，所以放了钦差查办。刘中丞至此方才吃了一惊。上面的刘中丞，指浙江巡抚，按清代官制，巡抚领右副都御史衔，右副都御史古称中丞，所以巡抚又尊称为中丞。刘中丞从阁抄上得悉有钦差大臣要往福建查案，虽然当小军机出身的臬台提醒他，阁抄说查福建，实际上可能是查浙江，但刘中丞并不以为然，说“我们浙江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叫人说话”，当然这只是场面话，真实的原因是他另有更可靠的信息渠道，那就是中丞留在京城的个人关系网络，即如那臬台所言：“里头有熟人，没有不写信关照的。”可惜这回熟人的通风报信来得有点迟了，“歇了两三天”，刘中丞才接到要好的小军机写来的京信。阁抄与京信，隐喻的正好是一明一暗的两套权力系统：正式的权力系统与非正式的隐权力系统。简放钦差是正式权力系统实现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为了防止被查办的官员早做防备，中央政府在阁抄上放烟幕弹，但真实的情报还是会从隐权力系统泄露出去，用《官场现形记》的原话来说：“大凡在外省做督、抚的人，里头军机大臣上，如果有人关切，自然是极好的事，即使没有，什么达拉密章京，就是所称为小军机的那帮人，总得结交一两位，每年馈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预先关照，便是有了防备了。”在正式的权力系统中，那些小军机只是军机处的小吏，职卑权微，但到了隐权力系统中，他们因为拥有造福—加害能力，所以又成为封疆大吏巴结的对象。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外放的大员是要“服从”这些朝中小吏的“命令”的。赶到七月中旬，（钦差）业已到达杭州。探马来报，听说离城不远。文自巡抚以下，武自将军以下，一齐到接官厅，两位钦差只同将军（大军区首长）、学台（中央特派驻省的教育部巡视员）寒暄了两句，见了其余各官，只是脸仰着天，一言不发，便命打轿进城。其时内城早经预备，把个总督行台做了钦差行辕。钦差进了行辕，关防非常严密：各官来拜，一概不见。又禁阻随员人等，不准出门，也不准会客。大门内派了一员巡捕官同一位亲信师爷，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稽查：有人出入，都要挂号登记。这个风声一出，直把合省官员吓得不得主意。到了第二天，钦差又传出话来，叫首县（省治或府治所在县知县）预备十副新刑具，链子、杆子、板子、夹棍，一样不得少。随后又叫添办三十副手铐、脚镣，十副木钩子、四个站笼。首县奉命去办，连夜做好，次日一早送到行辕。各员闻知，更觉魂不附体。到了第三天，钦差行辕忽然给本省巡抚发来一份公文，大意是说：本大臣钦奉谕旨，来此查办事件。凡与此案有牵涉各员，请巡抚衙门给予撤任、撤差、看管。后面附着一张名单：两个实缺道员先撤任；一个支应局老总、一个防军统领撤差；五个知府、十四个同知、通判、知州、知县（都是府县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均先行撤任，交给首县看管；州县佐杂班子中，撤任、撤差的也有八个；武官当中也不少；此外，还有二名劣幕（恶劣师爷）、三个门丁要捉拿归案；又有某处绅士、某县书办，通通抓起来。足足有一百五十多名官员、书吏、绅士涉案。钦差发来的公文当中，但叫撤任、撤差，拿人看管，并不指出所犯案情。只是事关钦案，地方既不敢驳，又不敢问，只好一一遵照去办。这个信息一出，真正吓昏了全省的官，人人手中捏着一把汗。欲待打听，又打听不出，这一急尤其非同小可！钦差大人自从行文之后，行辕关防忽然松了许多。就有几位随来的司官老爷，偶尔晚上出门找找朋友，拜拜客。钦差的随员谁不巴结，他既出来拜客，人家自然赶着亲近，有的是亲戚、年谊，叙起来总比寻常分外亲热。起先只约会吃饭接风，后来送东送西，行辕里面来往的人也就渐渐地多了。两位钦差只装作不闻不知，任他们去干。钦差奉旨办案，挟天子之权威，在强干弱枝、中央集权的正式权力结构中，强龙压了地头蛇，地方官不能不小心伺候。钦差禁止随员出门会客，各官来拜，也一概不见，又叫人打造新刑具，这个架势显示了正式权力系统的公事公办原则。但钦差“只拉弓不放箭”，一连两日不见动静，煞有介事的关防严密也是虚张声势。到了第三天，钦差给刘中丞送去了一份涉案官员的黑名单之后，行辕关防就忽然松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钦差这一趟出来办案，目的并不在整饬吏治，而是想趁机敲诈地方官。这种摆不上台面的事情，又不好意思在正式权力系统里完成，所以钦差有意放松关防，准备物色一个合适的“权力经纪”来操办。落魄道台咸鱼翻身这个“权力经纪”很快就找到了——且说钦差随带的司员中，有一个旗人，名唤拉达，官居刑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的副司长），是正钦差的门生。师生之间，平时极其水乳。杭州候补道里头有一个管城门保甲的，姓过名富，同拉达是同榜举人，也中在正钦差门下。这位过富过道台，自从到省以来，足足一十七载。从前几任巡抚看他上代的面子，也委过他几趟差使。无奈他太无能耐，不是办得不好，就是闹了乱子回来。所以近来七八年，历任巡抚都引以为戒，不敢委他事情，只叫他看看城门，每月支领一百块洋钱的薪水(约七十两银子，这个工资相当高了)。每逢牌期、朔、望，虽然跟了许多司、道上院，不过照例挂号，永无传见之期，真正黑得比煤炭还黑。不料天无绝人之路，偏偏本省出了乱子，接二连三被都老爷参上几本。事情闹大了，以致放钦差查办，刚巧是他中举的老师。头一天去禀见，巡捕传出话来，说是钦差不见客。起初他还不晓得老同年拉达同来，过了几天，拉达先拿着“年愚弟”帖子前来拜望，叙起来知道是同榜、同门，因此非常亲热。拉达受了钦差的吩咐，有心要叫过道台做拉马，他二人竟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关防既松，钦差的随员偶尔出来走走亲戚、叙叙年谊，这意味着一个建立在关系网络之上、联结钦差衙门内外的隐权力系统悄然生成了。杭州候补道台过富因为与正钦差有师生关系、与钦差亲信有同年关系，自然进入了这个隐权力系统。我们已经知道，隐权力的分配不是参照官职大小而是参照人情远近，不是依靠公共授权而是依靠私人请托，不是服从制度安排而是服从庇主意志。根据这一隐权力法则，我们可以评估出过道台进入隐权力系统前后的权力值。清代的道台，正四品，略高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过道台又是正途出身，祖先在官场上也给他留了一点人脉，按理说，他的官应该当得比较顺当才对，“无奈他太无能耐”，烂泥扶（糊）不上壁，挂职17年，还是个候补，最后被安排了一个看管城门的破差事。可以说，过道台的正式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原来的隐权力资源也是根底浅薄的——“上代的面子”，人家可买账也可不买账。正式权力与隐权力加起来，勉强值“每月一百块洋钱”。但是，在钦差大臣进驻杭州办案之后，全新的隐权力系统生成，过道台的隐权力资源显然今非昔比了——前来办案的正钦差是他中举的座师，正钦差的心腹亲信又是他的同年兼同门，年谊加上门谊，人情叙起来非比一般，加之钦差又有意叫他俩亲近，于是“没有一天不碰头两三次”，亲热得不得了。虽然他正式的差使还是“看看城门”，但按照“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的等式，过道台的实际权力值绝不可与“每月支领一百块洋钱”的时候同日而语了。而且我们也可以断言：隐权力的改变，迟早将促成其正式权力的再分配。凡钦差行辕一举一动，本省大宪是没有不知道的。自从过道台、拉达二人要好，一班耳报神早已飞奔地报到抚台（即刘中丞）跟前了。这几天抚台正为这事茫无头绪，得了这个信，便传两司来商议。还是臬台老练有主意，说道：“既然过道台是钦差的门生，少不得将来要照应他的。大人不如先送个人情给他，一来过道台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没有不竭力报效的；二来叫钦差瞧着大人诸事都有他脸上，他也不好不念大人这点情分；三则过道台既同钦差随员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气。好在目下支应局、营务处、防军统领出了几个差使都没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两桩？这个人情是乐得做的。”抚院听了甚以为然，立刻应允。等到两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经写好，送到过道台的公馆里去了。过道台是多年不见红点子的人，忽然院上送来两个札子（相当于政府红头文件），还不知道什么事情，甚是惊讶不定。等到拆开一看，才晓得是委了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这一喜非同小可！这日刘中丞托称感冒，吩咐巡捕官止了辕门，凡官员来见的一概道乏（不见客），单传了过道台进去，又叫把他请进内签押房，以示要好之意。等到过道台进来，刘中丞已站在那里等候许久了。二人相见，打躬归坐。中丞穿的是便装，也没有戴大帽子。见面先让过道台脱了帽子，又问：“便衣带来没有？”过道台回称“没带”。中丞便同自己的跟班说道：“我的衣服过大人穿着还合身，快去把我新做的那件实地纱大褂拿来给过大人穿。”跟班答应着，去不多时，取了出来给过道台穿上。尚未坐定，中丞又说：“今儿天早得很，只怕没有吃点心。”又叫跟班上去拿点心，“我同过大人一块儿吃”。少刻点心摆上，二人对吃。刘中丞见过道台头上汗珠有黄豆大小，滚了下来，又赶着叫他宽大褂，又叫他把小褂一齐脱掉，吩咐管家绞手巾，替过大人擦背。当刘中丞得悉过道台与钦差大臣原来有亲密关系之后，立马依了臬台的提议，给过道台委了两个差使，一个支应局，一个营务处。支应局是晚清地方大员为就地筹款而设立的非正式财务部门，营务处则是晚清政府成立的军事衙门，相当于地方财政厅与武装部，都是肥差。怪不得过道台“这一喜非同小可”。为了表示与过道台特殊的亲近，刘中丞还闭门谢客，单独约见过道台，又是馈赠衣物，又是送点心，又是叫管家擦背，亲热得实在有点肉麻。在地方正式的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道台的顶头上司，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属僚示好。但是在隐权力系统中，过道台具有他刘中丞不具备的从钦差那里传递来的隐权力，如今正是钦差办案的非常时期，刘中丞需要假借过道台的隐权力来摆平事情，所以与过道台套近乎也是意料中事。以前过道台备受冷落，似乎是因为他办事能力差，老将事情搞砸，现在看来，真正的原因是过道台以前的隐权力不足以抵消个人能力上的缺陷。只要隐权力足够大，个人能力再小，肥缺美差都是一定会有的。有罪无罪取决于隐权力刘中丞给过道台灌了一通迷汤之后，才绕回正题——委托过道台打探打探钦差大人将如何向皇帝汇报查案的结果。过道台是个老实人，对中丞的“知遇”与“厚爱”受宠若惊，自然应承下来，花了二万两银子（当然是公款），从他的老同年拉达那里拿到了钦差奏折的底稿，这份折子列有二十多款，牵连到二百多人，自从抚院起，一直到佐杂以及幕友、绅士、书吏、家丁等。钦差利用查案的正式权力扩大打击面，目的自然是想抬高筹码，卖个好价钱——按钦差开出的折子，赎买这个折子（即不按原折子上报皇帝），要二百万两银子。二百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按当时白银对大米的购买力来折算一下：清末的米价是每石（一石约等于150市斤）约三四两银子，即一两银子可以购买到40多斤大米，按现在每斤大米两块钱的行情折算，清末时一两银子约合人民币80~100元，二百万两银子差不多有2亿元！我的天，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果然刘中丞不干了——过道台把钦差意思想要二百万的话说了一遍。刘中丞道：“我情愿同他到京里打官司去！他要这许多，难道浙江的饭都被他一个吃完，就不留点给别人吗？他既会要钱，我自然有我的法子，暂且把他搁起来，不要理他。”拉达听听无信，只得自己过来拜访过道台，探听消息。过道台无奈，又把中丞的话说了。拉达赛如顶上打了一个闷雷似的，歇了半天，无精打采而去。回到行辕，正钦差亦在那时眼巴巴地望信哩。拉达只得据实告诉。正钦差发了脾气，一定一个钱不要，吵着行文给巡抚，问他办的人怎么样了，立刻就要提审。这个风声一出，合省的官吓毛了。因为在价钱上谈不拢，刘中丞说“情愿同他到京里打官司去”，钦差也说“一个钱不要”，“立刻就要提审”，听起来好像双方都不打算在隐权力系统内解决问题了，都准备回到正式权力系统“公事公办”。其实双方只是嘴上嚷嚷，心底里谁也不想将事情弄僵。被“吓毛了”的地方官首先作出妥协：由藩、臬两司行文通知，让被参的官员凑份子出钱。藩台大人（即布政使）亲自拜会过道台，托他将银子磨少一点，又再三拜托过道台多加关照。钦差巴不得事情有了挽回，登时应允，限五天之内禀复。拉达出来又说给过道台，说：“老师叫你赶紧去办。”等到过道台到家，官场早已得信，门口的轿子已经排满了。有些府、厅、州、县老爷们（即市长与县长们）都落了门房；几个佐杂（即市县的副职与普通科员）都朝着门政大爷作揖磕头，求他在大人跟前吹嘘。也有撤任的，也有撤差的，有已交首县看管，自己不能来，只好托了人来说情的。所以这天自下午到半夜，过道台公馆里一直没有断客；而且有些人见不到，第二天起早再来的。真正合了古人一句话，叫作“臣门如市”。还有些接连来了好几天，过道台不见他，弄得没法，只好托了别位道台写信代为说情。又过上两天，外省的电报信也打来了，连信连电报，足足积了一尺多高。这两天过道台请假，不上院，也不到局里办公，专门清理此事。趁空便去同拉达商量。他的人虽忠厚，要钱的本事是有的。譬如钦差要这人八万，拉达传话出来，必说十万，过道台同人家讲，必说十二万，他俩已经各有二万好赚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钦差与地方官员的这场隐秘交易中，过道台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交易的中介。前面的引文曾提到，“拉达受了钦差的吩咐，有心要叫过道台做拉马。”“拉马”的意思也是交易中介。不过，将过道台的角色称为“非正式的权力经纪”可能更切中问题的实质。因为在帝制时代，主权归于君主，官僚系统里的百官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所谓“为君分忧”、“代天子牧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们难免会假公济私，将权力用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这种事情又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所以通常委托给亲信、亲属去办，受委托的亲信亲属于是就成了“非正式的权力经纪”，他们也是最典型的隐权力者。在我们转述的这个故事中，钦差受皇帝委托出巡地方调查、核实官员被参案，是公共权力的正式代理人，现在钦差为了中饱私囊，将部分权力转手给了他的门生过道台，过道台成为钦差权力的经纪人兼二级代理商。虽然按合法的权力分配，过道台并无半点参与查案的正式权力，但是现在，哪个官员有罪、哪个无罪、哪个罪重、哪个罪轻，还不是由过道台上下其手？这个时候，过道台是不是正式权力系统的候补道，是不是支应局、营务处的署任官，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私人身份——钦差的门生、钦差亲信的同年、钦差有意拉拢来的经纪人。过道台对经纪人“职责”的履行，当然是遵循隐权力法则，谁送了银子过来、谁登门请托、谁有关系网庇护，谁就可以得到法外开恩。难怪原来无人问津的家里如今变得“臣门如市”，说情的电报和信件也“足足积了一尺多高”。事情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了——正、副两钦差晓得大致已妥，便传谕随员们，把不出钱的人，什么候补知县、佐贰太爷们，以及绅士、书吏，提了几十个到钦差行辕，叫这些随员老爷们逐日分班问案。有该用刑的地方，丝毫不徇情面，该打的打，该收监的收监，好遮掩人家的耳目。如此者又有七八天。等到这边的人证问齐，那边过道台经手的银子也就送到了。正、副两位钦差，一面督率随员，查照原参各款，分别清理。哪个应该开脱，哪个应该参办，虽早有成竹在胸，只因头绪纷繁，断非一二天所能了事，因此又拟议了七八天，方才定案。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最后被参办的尽是“什么候补知县、佐贰太爷”等下层小官僚，而地方中高层，如道台、臬台、藩台、巡抚似乎都顺利地洗脱了干系，这提醒我们，隐权力的能量巨大，但并不表示正式权力不管用，只不过在正式权力既定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的等式，有无隐权力对官员实际上能掌握多大实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式权力大的人可能更容易营建半径更长的关系网络，从而假借到更多的隐权力。这大概也是浙江的道台、臬台、藩台们最终免于被参办的真实原因吧。结 语隐权力系统的存在对官场风气的腐蚀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上面“查参案”故事所揭示的：隐权力系统为钦差将正式权力体制内的纠错机制扭曲成私人的牟利工具提供了通道与载体。隐权力系统显然破坏了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在中国传统的正式权力结构中，很早就出现了都察院、御史台、科道等旨在监督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但是，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皇帝要简放钦差，马上就有熟人通风报信；地方官为保平安，也绞尽脑汁寻找熟人请托。所谓熟人，就是隐权力系统中的庇护者。正式的权力当然可能会被滥用来假公济私，但是隐权力本身就是为了“济私”而出现的，它不被滥用于搞腐败才怪呢！从更大的层面来说，隐权力系统也破坏了权力授受的公共性——不管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至少在形式上为进入体制的人创造了一个不因个人地位差异而特殊对待的相对公平的机会。但是，隐权力系统的生成，使得公共权力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制度的安排，而是看你是否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有门道、有面子、有人情，就如过道台在被发现与钦差有师生关系之后，才得以咸鱼翻身，从看管城门转到支应局、营务处任职。公职成了私器，只向特殊的关系户开放。隐权力系统还破坏了权力行使（即合法发生“命令—服从”关系）的理性秩序，科层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理性化，私人的情感因素在公共管理中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但是隐权力却主要依赖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并沿着这个网络而随意流窜，完全不受正式权力结构与制度程序的约束。如果说，以前的正式权力是专断的，那么隐权力无疑更加专断。其后果是强化了人们对私人的效忠与信赖，而削弱了对制度与程序的忠诚与信任。最终，隐权力系统将破坏整个正式权力系统。晚清礼崩乐坏、纲纪松弛、国家控制力逐渐丧失，与当时隐权力的泛滥是不是有因果关联呢？
后 记历史最大的魅力，于我而言，就是它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寻找一把能解开这些密码的钥匙，是我翻阅那些历史笔记的最大乐趣。记得多年前，当我读到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如看到一张贯通现实与历史的基因图谱。我愿意在吴思先生开拓出来的历史幽道中继续掘进。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源于我对“潜规则”问题的好奇。“潜规则”为什么能不绝如缕？为什么能与“正规则”分庭抗礼？它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强大的力量？在阅读了明清笔记中大量关于“陋规”（陋规可以直译为潜规则）的记述之后，我察觉到，“陋规”之所以禁而不止，乃是因为：帝国的官场上，由科层制所传递的制度性权力往往是不敷使用的，甚至是不中用的，官员们需要另谋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而“陋规”正是传导这种非制度权力的介质。我将这种非制度权力称为“隐权力”。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便是私人的关系网络。当然一个人的面子、威望、所掌握的伤害能力等，也构成了隐权力的重要源泉。坦率地说，当“隐权力”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幽道中探望时，我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它不但让我看到了“潜规则”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真实推动力。在我的概念中，“隐权力”可以给出狭义与广义两个定义。狭义的“隐权力”与官僚体制中的科层化权力相对，指一种主要由私人网络支撑起来的灰色权力。官僚需要积极发展隐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实际权力份额，君王也常常借助隐权力系统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扩张。广义的“隐权力”指与国家权力相对的非正式权力，它通常掌握在士绅、“神媒”等社会角色的手里，是民间社会赖以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我的论述中，“隐权力”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而我对官场中的“隐权力”现象之所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只是为了强调国家权力必须有“合法性装饰”，否则，那便是一种“黑权力”。在“隐权力”这个母概念下，我也提出了一些子概念，如“权力经纪”、“黑权力”、“私信政治”、“政治偏房”、“权力值”、“权力赎金”、“食权者”、“送礼政治”、“盗户特权”、“假私济公的政治”等，希望能够丰富“隐权力”的解释力。当然，由于本书各篇都是独立成篇的文章，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将会更斑驳一些。只是在整理出版时，为了将书目的脉络稍为清晰一点，我做了分辑：大致上，上辑是对“隐权力”系统各个“构件”的一些梳理，下辑则侧重对“隐权力”博弈的解读。拙稿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吴思先生的宝贵指点，我心中非常感激。同时也感谢吴思、葛剑雄、张鸣等学者对本书所写的推荐词，我自知本书未必配得上诸位前辈的谬赞。特别感谢秋风先生为本书惠赐序言，序中美言，我也愧不敢当。也感谢磨铁图书公司、曹江凤先生和李含女士对本书的厚爱，没有他们，这本书不会这么快就出版。感谢我的忘年交老友陈章先生对拙稿的校勘。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更得到我妻子杨娜的莫大支持与鼓励，她还是拙稿的第一个读者，指出了拙稿的不少失误。我八岁的女儿吴桐也在我写作时给我鼓劲，并给我枯燥的写作过程带来了非常大的乐趣。本书献给她们。由于不管学识还是见识，我都无法保障我的观点与叙述毫无错漏与谬误，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与破绽，敬请各位不吝赐教、指正。谢谢！
隐权力：权力失控的表现南京大学教授 景凯旋从古至今，权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继吴思的《潜规则》之后，吴钩的《隐权力》一书也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官僚体制下权力的隐秘运作。二者都是采用随笔的形式，试图通过清晰表述的个别观察去把握历史。这种读史法不同于学院派的研究理路，着重正式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但却更契合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以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切入历史，着重探讨权力的实际运作方式，因而更具鉴古知今的作用，说这是一部关于研究权力的政治学著述也无不可。中国的官僚科层体制很早就已经成熟，远可以溯源到秦汉。这一体制是以法家理论为基础的，即以明典治国，所谓“法莫如显”（韩非语），从而建立起一套金字塔型的科层管理体制。翻检历朝政书，各级大小官员的铨选、职权与考绩皆有典章可循，帝国甚至还发展出一套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机构，由专门官员监督法令的实施，纠察内外百官，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即使如此，历朝官员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之事仍层出不穷，明典往往徒具虚文。就科层制度的形式管理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失控的权力表现，即作者在本书所称的“隐权力”对官场风气的腐蚀。所谓“隐权力”，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皇权时代在正式的制度性授权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主要来自私人关系网络的权力”。这种权力属于官僚系统的非正式授予，但却发挥着非常大的实质作用。正式的权力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衡量，“隐权力”则是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它的权值取决于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亲疏差序，与本人的官阶、品秩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的官位，在不同的人手里，所产生的隐权力可能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职位不变，但置身于不同的关系网络，所获得的隐权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不仅仅是正式授予的权力，人情关系在其中占着很大法码。作者引证史料，从权力的获得到权力的运用诸方面，叙述了官场熟人请托的诸多事例。官员们通过“年谊”、“乡谊”、“门谊”的资源，馈赠“冰敬”、“炭敬”、“节敬”的礼物等，以扩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这种请托自然免不了贿赂、贪墨。因此，“隐权力”的实质是一种公权私有化的表现。往往在位的官员无法施政，不在其位的却能够借助“隐权力”而谋取好处。该书自然也述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外戚专权。从国家正式权力的角度看，宦官、外戚当政显然都属于“隐权力”范畴。此外，作者未提及的后唐李存勖纵情声色，宠信乐工，依我看来，也属于一种特殊时代产生的“隐权力”。据《新五代史•伶官传》，当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籓镇，货赂交行。”结果伶人郭从谦指挥禁卫军作乱，李存勖中流矢而死。由最高统治者放纵的“隐权力”，不仅会侵蚀官僚科层制系统，而且往往还会使得昏庸的皇帝“身死国灭，为天下笑”。“隐权力”概念的提出，对于认识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角度，它可以使读者认识到皇权制度下权力运作方式的一面，有时候甚至是更真实和更重要的一面。可以说，“隐权力”与“潜规则”有着密切关系，正如秋风先生所指出：“潜规则与隐权力是一对孪生概念：官僚们通过潜规则获得隐权力，隐权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潜规则。”二者其实都是制度性权力的扭曲，反映了官僚阶层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向往与追求。 在我看来，“隐权力”乃是权力本身的衍生物，且非传统中国所独有。卡尔•波普尔曾说过这样的话：“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在这个意义上，“隐权力”也是一种增加的权力。专制社会的特点就是权力的来源不在民，官僚们皆是代皇帝牧民而治，故其拥有的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封闭的权力，而不是受到分权制衡和社会监督的开放的权力。因此，“隐权力”的存在是专制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权力越是不受制约的时期，它所衍生出来的“隐权力”现象就越多，最终侵蚀正式权力系统本身，造成纲纪松弛直至统治崩溃的结果。通过对历史的解读，让今天的读者更加坚信民主法治的重要，我想这正是作者的本意所在吧。 延伸潜规则的隐权力知名网友 五岳散人剖析中国式社会的书不少，最近一些年里，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是其中翘楚。两个表现可以证明这点：“潜规则”一词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习语；血酬定律成为一种衡量社会成本的方式。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是要用权力来运作的，这种权力被另外一位姓吴的人写了出来——吴钩，新近出版了一本叫做《隐权力》的书，说的就是在潜规则之下的权力运作方式。潜规则本身并非是正式的规则，但这是有效的规则；同样，表面上的权力未必是真正的权力，能够在背后运转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吴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公式：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应该说这个说法是能够被日常生活所证实的，包括一直为所有人国人明白而外国人最近才明白的中文“关系”二字，都是可以包含在隐权力当中。当然，作者提出“隐权力”这个概念，并非是换个名字来表述已经存在于社会当中的种种权力背后的“关系”、“面子”，而是更深入的阐明了其中运作的关系。比如说上级官吏对待某个相熟的下属时，所特意或者无意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就构成隐权力的基础。但这个忽然被其他人所认知的关系本身并不能直接使得下属的官职升高，而是在同样的官职之下，其管理的权限会增加。在生活里，我们也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状态的流风余韵。在某个酒席宴前，某位本身就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只要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算沉于下僚，或者同坐者社会地位相似或者略低，往往从这位口中听到的都是上官的名讳，以及他们之间吃饭或者握手的交往，以及各种从某上位者口里听来的小道消息。这未必是成心进行炫耀，而是在表明自己所掌握的隐权力是如何的强大，以此来谋求更大的发言权。实际上说，隐权力就是一种权力不正常的授予过程，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发生在授予委任状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以及所有的场所——不是有那么句话嘛：一起扛过枪、一起受过伤、一起嫖过……这些都是资本与隐权力传递的场合，而且相当有用。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权力授予的过程当中，很多正式的权力其实是在流失的。吴钩的这本书写到：经过正式授权的上级官僚，往往在流官制的体制之下不能战胜已经具有各种关系的隐权力系统。明清两代，中国的庶政并非掌握在封疆大吏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师爷那个系统里。而其他朝代也经常被小吏所控制。我们知道，隐权力并非是我们这里独有的状态，无论古今中外，权力本身都是一种羞涩的东西，它的传播与发展，往往都是在幕后进行的。而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特性，所有追求政治文明的地方，对待权力的运作都是基于两种考虑：公开透明，以及限制，也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句“把权力关进笼子”。而“公开透明”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基础。如果没有受到限制的话，隐权力就会造出一个更大的笼子，让一帮傻孩子看着那个看上去似乎关住了权力的小笼子套在其中。如何才能做到或者趋近权力授予与使用的公开透明？有些地方直接用正当的手续也就是了，我们嘛，最好先看看书，认清其中的脉络，免得生活在其中被蒙蔽得麻木了才行。吴钩和他的“隐权力” 评论员 彭联联我与吴钩认识，是在五六年前，当时他说要以“隐权力”为主题写一点东西，没想到五六年后，谈隐权力的文章结集成书了。不过，对此我既感到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因为吴钩是一个潜心于文字、潜心于观点、潜心于思想的人。吴钩给人的印象是个不拘细节的人，爱抽烟，留一点小胡子，但与他交谈一两次，就可以感觉到其内心的丰富与外表的随便不相称；吴钩很直率，其实他深谙人情世故，却不喜逢迎；他也能随遇而安，有漂亮的文笔，但对工作并不挑剔，只要能够坚持，就尽可能坚持下来。我知道，这种人实际上在内心是有所秉持的，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心无旁骛，所以就不在意在别人看来值得在意的东西，即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吴钩提出的“隐权力”概念，与吴思的“潜规则”在词形上和内涵上都有着明显的关联，了解了“潜规则”，也多多少少可以意会一点“隐权力”。潜规则何以能够发挥作用，吴思在他的《血酬定律》中作了解释，即所谓“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但这种解释还是稍嫌简略，不能道尽中国官场权力斗争的幽深微妙。在官场，残酷的权力斗争总是打着冠冕堂皇的道德旗号，血腥的暴力总是披着忠孝仁义的外衣。统治者既要吃人，又要让被吃者服服帖帖，当然就要玩这套把戏。所以潜规则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和表现并不是那么简单明了，非白即黑，它总是呈现出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表象，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捉摸。打个比方，你说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可是有时候却是“道德最高者说了算”。海瑞就是如此。随着海瑞道德声名的鹊起，不仅同僚怕他，万历爷也要让他三分。有人为了博得“忠勇”之名，讪君卖直，故意三番五次以最激烈的言辞触怒皇帝，而皇帝还真是步步退让。其实，这其中并不矛盾，需要的是探微寻幽的解读。用吴钩的概念来解释，就是海瑞也具有“隐权力”。一个新概念的创造，就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新发现。概念是思维的结果，反过来又可以指导、优化思维过程和方式。“隐权力”一词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方便地认识和解释上述疑惑。权力之所以具有强制力、掌控力，是因其背后有暴力作为支持。但权力又并不等于暴力，在权力和暴力之间，往往还有一个曲折隐微的过程，所以，权力的行使不像暴力的施行一样令人恐怖，有时候反而温情脉脉、温文尔雅。道德之所以能够对最高权力产生巨大的强制力和控制力，正如作者所言，道德有时候也是一种“隐权力”。具有以国家机器作为支撑的世俗权力之所以有时候在道德偶像（如海瑞之流）前“服软”，实际上是权力者需要伪装自己。因为一个不符合正统道德观念的皇权岌岌可危。 “隐权力”的产生具有多种途径，如正统权力、道德力量、黑社会暴力、金钱诱惑力、人性趋向等等，而且往往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我感觉，最值得探讨的和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厘清“隐权力”与正统权力的关系问题。诸多腐败问题，都是由正统权力异化为“隐权力”后所导致。我们常常说限制权力、监督权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避免正统权力转化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隐权力。 不知吴钩兄以为然否。
台面上的意见博弈，台面下的势力较量暗盘操作的人情关系网络深藏着妙不可言的玄机“潜规则”为什么能不绝如缕？为什么能与“正规则”分庭抗礼？它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强大的力量？细读《隐权力》一书，你就能找到翔实的答案。一．什么叫“隐权力”“隐权力”是吴钩先生率先提出并进行系统阐述的一个历史分析工具，也是继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之后又一个颇具解释力与本土色彩的创造性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潜规则”无独有偶，“隐权力”也许不久将风靡于世。借助隐权力这个分析工具，我们首先可以观测到传统官场上与社会上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与权力博弈格局。比如，为什么身份低贱的吏役能够恃势欺人？为什么被认为“不得官心”的海瑞能够屹立不倒？为什么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能够权倾朝野？按照吴钩先生的描述，一个官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等于他的正式权力加上他的隐权力。在君主专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内，官僚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说是固定的。“隐权力”则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先前的官员之所以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就是因为，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当然，一个人的面子、威望、所掌握的伤害与造福能力等，也构成了隐权力的重要源泉。在很多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为管用。因为，隐权力既不受正式权力结构的层级限制，又可以随意越过正式权力的横向边界。说到底，隐权力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博弈力量。官僚需要积极发展隐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实际权力份额，君王也常常借助隐权力系统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权力扩张，在传统中国，甚至民间社会要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也需要凭借隐权力。所以隐权力这个概念，更可以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权力博弈游戏，它揭示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中，那种惊心动魄的真实推动力。可以说，“隐权力”概念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观察和解释工具。借助这一工具，传统乃至当代政制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二．“隐权力”的特点概括地说，隐权力具有以下特点：一，威力巨大。很多时候，隐权力甚至比正式权力更为管用。官场上，由于隐权力的存在，如果仅仅获得正式权力的授予，可能处处受掣肘，因为官场上的腾挪空间，并不仅仅由正式权力系统划定，更是受到隐权力系统的规制。二，隐权力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宠幸、太监的配合、羽党的拥戴。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青词”；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地位，也是因为“青词”写得比严嵩好；张居正欲把持朝政，则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进而言之，隐权力的分配不是参照官职大小而是参照人情远近，不是依靠公共授权而是依靠私人请托，不是服从制度安排而是服从庇主意志。三，隐权力缺乏合法性，摆不上台面，只能“隐形存在”。缺乏合法性的隐权力，是一切权臣的原罪，权力越大，罪过也越重，即使强势如张居正者，死后也被清算，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他自己以隐权力饮鸩止渴的结果。四，如果说，正式的权力可能会被滥用来假公济私，那么，隐权力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济私”而出现的，所以它不被滥用于搞腐败才怪呢！三．“潜规则”与“隐权力”的关系吴钩先生自言，他提出“隐权力”的概念，来自对“潜规则”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潜规则”为什么能不绝如缕？为什么能与“正规则”分庭抗礼？它的背后存在着哪些强大的力量？吴钩观察到，在帝国的官场上，由科层制所传递的制度性权力往往是不敷使用的，甚至是不中用的，官员们需要另谋一种非制度性的权力，而“潜规则”正是传导这种非制度权力的介质。他将这种非制度权力称为“隐权力”。潜规则与隐权力的关系，其实可以先从权力与规则的关系说起。所谓权力，其实就是一种制定规则的力量；所谓规则，也是权力博弈的结果。潜规则总是由于权力落差所造成的，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来说，有权者对于无权者来说，都是作为规则制订者或主导者出现的。打个比方说，知名导演对于二线演员而言，存在权力优势，所以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潜规则”。 而隐权力的出现，可以改变原来的权力落差，使落差更加悬殊（如果原来的权大者、有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或者缩小这种落差（如果原来的权小者、无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总而言之，隐权力可以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生成新的潜规则秩序。秋风先生评论说，“潜规则”与“隐权力”是一对孪生概念：官僚们通过潜规则获得隐权力，隐权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潜规则。
《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 吴思：作者独具慧眼。“隐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用到妙处，甚至可以凭借小学算术把这些现象算清楚。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我一直认为，学习了解历史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文字的障碍，而是在于如何读懂那些文字的真实含义，或者是如何透过文字，看清它们背后的历史真相。在这方面，非专业的作者往往拥有自己的优势。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阅历和见解，对史料作出自己的解释，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开拓出全新的视野。吴钩的《隐权力》一书就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和视野，无论你是否赞成，都值得一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鸣：走社会科学的路径，研究历史，而且制造新名词，这是吴思的研究路径。吴思之后，又有吴钩。话说得明白，道理讲得透。“潜规则”无独有偶，“隐权力”也许不久将风靡于世。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隐权力”概念为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观察和解释工具。借助这一工具，传统乃至当代政制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一把官场解剖刀——杂文家 陈章近年来读过不少振聋发聩的随笔集，《隐权力》是其中之一。该书别具特点。如果说，《官场现形记》是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清朝的“官场现行”；《隐权力》则是一本根据大量史料，入木三分地分析中国历史上“官场现行”的学术著作，是一把锋利的官场解剖刀。不过，这本严肃的学术理论著作，作者夹杂大量风趣幽默的笔墨，笔者读该书时，多次被它逗得发出会心一笑。学者秋风先生也说它“读来很好玩”。隐权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然人人眼中所有，笔下所无。更兼作者在该书中加以充分量化，以致《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都为之赞叹说：“作者独具慧眼。‘隐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用到妙处，甚至可以凭借小学算术把这些现象算清楚。”因此我认为，这一名词，也将如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所说，与吴思的“潜规则”一样，也许不久将风靡于世。
无
感觉这类创造新词汇的书籍已经俗了，而且写的没有吴思的深刻，正本书简直就是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不停引用
这本书揭示了一些现象，具有实在意义。看问题比较深刻。
在作者博客上看到本书曾入选《新京报》“春季好书”，转一下作者的入选感言，供读者参考：我想打开一扇历史的窗口吴钩《隐权力》一书进入读者法眼只有二三个月时间，不过“隐权力”这个概念体系我已酝酿了五六年。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对中国历史社会的摸索兴趣。中国漫长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就如面对一间庞大而暗影憧憧的密室，我想在上面打开一扇窗户。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都是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历史社会这间大密室的窗口。我希望“隐权力”也能够成为一扇这样的窗口，可能它不如前者那么亮敞，但至少，可以提供多一个观察的视角。我将“隐权力”定义为一种缺乏合法性、躲在幕后操作、能量巨大的非正式权力，它不是来自正式授权，而是通常由人情关系、个人影响力、个体所掌握的加害—造福能力等因素自我繁殖出来。“隐权力”也可以理解为“潜规则”的孪生概念，但凡有潜规则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发现隐权力的影子。坦率地说，当“隐权力”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密室中探望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它不但让我看到了“潜规则”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出版后，受到了一些关注，一些朋友也写了书评或读后感。我注意到，也有一些朋友将“隐权力”看成了官场上的“厚黑学”，这令我有点儿不安。我更愿意“隐权力”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社会（而不仅仅是官场）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中国传统乃至当代政制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古今中外，隐权力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中国历史社会上，“隐权力”与“潜规则”一样蔚为大观。我希望能够说清楚它的形态与结构、它的产生与运作机制、它的正负效用。我还想说明，隐权力是一种征候，如果说它的盛行显示了某些不正常，那么病根应追究到整个正式的权力机制与权力结构。 我希望，那些通过暗盘操作影响权力运行的隐权力能够被清除到最小化，而那些合理的非正式权力则可以获得合法身份，从而摆脱隐权力的尴尬。如果小书能够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则作者深感幸甚。小书能入选《新京报》“春季好书”，也是我的荣幸。感谢所有关注与喜爱小书的朋友们。 阅读更多 ›
真正的学者，真正开启心智。
看潜规则更像是看历史，看隐权利更像是看现在。历史总是在一遍一遍的重复，非常值得读的好书。
这本书非常值得一看，作者从隐权利如何运作角度出发分析古代官场生态，折射当下！
只能说句将就还可以
刚看完第一章，感觉此书非炒作之作，是作者用心研究、有独到心得的一本书。表现出与作者年龄不符的难得成熟。
看到标题，总想起吴思那本鼎鼎大名的《潜规则》。后来去看作者吴钩的博客，有这么一段：“历史最大的魅力，于我而言，就是它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寻找一把能解开这些密码的钥匙，是我翻阅那些历史笔记的最大乐趣。记得多年前，当我读到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如看到一张贯通现实与历史的基因图谱。” 不错的书，值得一看。 尤其是看过吴思的《潜规则》的，应该会感兴趣。
权术不是一般人能玩的~~一般人通常看到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但事实上暗箱操作究竟有多么恶劣、多么让人咬牙切齿~~~当了解之后，真有点绝望的感觉，权术被这么个玩法，老百姓还怎么活呀~~~
真没想到，书全新，质量非常好，而且折扣还打得这么低，大赞！书的内容也很好，一直是我想要的，但是早已经断货，很多地方都买不到了，居然让我在这里淘到了宝贝……很高兴！
在“亚马逊”购物不止一次了，几次的购物感觉，可以说是“从忐忑，到良好”的一个过程。因为年龄较大的原因，对网购感觉有点虚幻，但从“亚马逊”购了几次书后，感觉踏实下来。“亚马逊”的服务、提供的货物质量，还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店家的声誉。但是书里的内家，就是作者的事了，那不是店家的责任。提供的书里，没有错别字，没有缺页，没有破损，没有病句，没有不通顺的语句，这样的商品... 阅读更多
速度很快，书是正品，不错！
本以为本书会对隐权力进行论证分析，结果就是举例的堆切，感觉像是在听故事，不像分析型的图书，看了也没什么收获
感觉和吴思的《潜规则》比起来，此书就是小学生的水平。
挺有意思的一本书，要想靠近权力中心，有时真得动动脑子。
非常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作者若斜斜自己的建议就更好，但是这要求，似乎很难办到吧
顺着《潜规则》的思路走下去的，总的来说还是讲出了点东西。
这本书我是硬着头皮读下来的，为的是不浪费我的十几块钱，但真写的很一般，只是找了一点野史，拿来凑了凑，没有什么营养
读书破万卷，认真读完每本书。
上下两册双响炮
主题很有趣很有启发的一本书
隐权力，这个词太精典了
吴思推荐的一本书
图书打折买的，还没看。
台面上的意见博弈，台面下的势力较量
很独特的角度，不错
书质量非常好,非常满意。
前些年，学者吴思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官僚政治的独到分析，以社会科学式的手法解构历史，并创出了“潜规则”一词，令原本欲说还休的种种官场逻辑豁然开朗，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潜规则”一词也从此滥觞于各大媒体，成为至今不衰的流行词汇。如今，又见《隐权力》一书，一样的造词方式，一样解读官场政治，让人不免有点“莫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疑问。不过，看看给本书推荐的不仅有“潜规则”之父吴思，还有秋风、张鸣，都是我相当喜欢的学者。这几个人联袂推荐，此书应该不会让人失望，因此决定拿下。
全书一开始，作者便以一个“大员受制于小吏”的例子，向读者说明官员的权力有时与其在官方权力层级中的地位并不相符。甚至一些原本并不在官僚体制内的人员，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假借到权力。一品大员的门子，却可以让许多正式官员屡屡碰壁。“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这种权力与其理论配置有差别甚至倒错的现象，在官僚体制烂熟的明清屡见不鲜。基于此，作者大胆提出自己的“隐权力”设想，并给出“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的权力计算公式。这种炮制新概念，并将博弈论等社会学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的手段以吴思开了先河，吴钩也是有样学样。不过应该承认，他学得挺到位。“隐权力”及其计算公式的提出，对官场内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不对等的现象给予了很好的阐释。之后“权力值”，“权力管道”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隐权力”这个原初概念。官员的“权力值”与其实际收入相符，符合官场的利益准则。而“隐权力”的大小，其实就取决于一套不同于官僚系统中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机制，而是以距离当权者远近为决定因素的“圈子体系”。难怪人们会说“越接近权力中心，就越有机会获得权力”。
一个概念构建是否成功，就看我们能否通过这个概念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隐权力”一出，以往官场里那些高深莫测的怪象便一一真相大白。此时，你会明白，为何胥吏可以狠过主子、为何官场人情是如此重要、为何有些人身在其位却无法施展手脚，为何有些人明明不是官场中人却可以呼风唤雨……“隐权力”和“潜规则”，是官场硬币的两面。后者催生前者，前者又巩固后者。可以说，“隐权力”的概念是成功的，因为它的出现，让我们得以解构畸胎的官场，洞悉权力运行的真相。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说是本书最大的可圈可点之处。
不过，在对概念的继续展开方面，作者似乎有些冒进。先前作者导出隐权力的概念，主要是通过对明清官场小说和历史笔记中相关事件的分析和探讨。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却又高度畸形，高度腐朽的时代。因此，选择这一时期来进行分析是不错的，正如观察病理现象要从病人看起。但是这种采样毕竟缺乏发展的眼光。“隐权力”究竟是何时开始泛滥在帝国的官僚机制之中呢？作者虽然在对“偏房政治”的讲述中论及了由汉至清的权力发展，但这种权力斗争之中的权力分配，和以权力贿买为目的的“隐权力”在目的和表现形式上还是有所差别的。书的第二部分里，作者更意欲将民间权力、道德感召力乃至神权都纳入“隐权力”的范畴。这种对“隐权力”概念所指的扩大，固然能丰富涵盖面，但也会有使概念泛化、空洞化，并失去原先定义精度的危险。作者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后记里将隐权力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不过恐怕更好的方法还是把已论证的概念巩固，使其精确化更为稳妥一些。
当然，我们塑造概念，终究是为了更好认识事物。在作者令人信服的分析之下，隐权力作为“正式权力通过个人渠道向周围泄露”的本质及其对权力体制的破坏作用一目了然。时至今日，“隐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并不值得骄傲的“历史遗产”而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在官员们应接不暇的酒席宴会中，从林立的“驻京办”中，从醉酒撞死人者“我爸是李刚！”的嚣张言语中，你都可以觉出它的存在。作者在这里讲“隐权力”，并非是传授什么“官场秘笈”，而是让我们思考，如何才能杜绝私人对权力的滥用，如何才能够建立一套稳定的权力机制？恐怕每个读过此书的人，都应该好好想想。
都是对古人“小说”《官场现形记》等等历史官场小说的分析，大段大段的引用古文以及翻译，真正的自己的思想不足。而且，吴教授也是毫无胆量的，只能描述清朝官场的种种现象，对于现代社会公务员体制下的各种隐权力只字未提，当然，如果他提了可能就无法出版了。
唯一的贡献莫过于提出“隐权力”的概念以及定义的维度（当然这维度各有个看法），按照吴教授的说法，发明了“隐权力”的测量工具（其实就是一个概念，也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标准）。吴教授在“隐权力”这个母概念下，也提出了一些子概念，如“权力经纪”、“黑权力”、“权力赎金”、“食权者”、“送礼政治”、“盗户特权”、“假私济公的政治”等，我读来也有些混乱，种种设想和推测都是摘自古人小说，隐权力概念的体系并不清晰。而且，吴教授说的那些都是已经知道的，很像明白某种事情以后反过来在古人的书中找印证，看的过程痛苦不堪，很多无用的篇章。
很尴尬的事实是，我以为这书是吴思的新作品，，匆匆买回来，才发现作者是吴钩。。。。悲剧了。。。
看在同姓吴的份上，以及书店不给退的份上，姑且当做睡觉前的读物来看看吧。
突然想起了古人说，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如厕阅小词。。。
无意中得知小书《隐权力》成了国家图书馆第六届文津图书奖的参评图书，不知是出版社推荐去参评的，还是哪位热心的读者推荐的。现在正是投票与初评阶段。欢迎各位投票。这里非为自己拉票，诸位可以给自己喜欢的图书投下一票。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图书评奖活动，每年举办一次，第六届评选活动将评出获奖图书10种和推荐图书50种（均可空缺）。评选范围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的大众读物，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普及类图书。获奖图书通过社会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产生。
链接地址：http://wap.nlc.gov.cn/waptest/wenjin/books?jie=6&vt=3&page=41
昨天在公交站小书摊，果然找到了盗版兼伪名的《隐权力》，封面上特别标注有“吴思最新力作”字眼，这不仅不尊重我的版权，也对不起吴思先生。更令我气愤的是，盗版者在书中塞进了近100页的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是谁写（不是我，更不是吴思）的私货，文字乱七八糟。下图为盗版书封面
小书《隐权力》侥幸入选《新京报》“春季好书”，遵编辑嘱写了一段简单的感言：
我想打开一扇历史的窗口
吴钩
《隐权力》一书进入读者法眼只有二三个月时间，不过“隐权力”这个概念体系我已酝酿了五六年。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对中国历史社会的摸索兴趣。中国漫长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就如面对一间庞大而暗影憧憧的密室，我想在上面打开一扇窗户。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都是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历史社会这间大密室的窗口。我希望“隐权力”也能够成为一扇这样的窗口，可能它不如前者那么亮敞，但至少，可以提供多一个观察的视角。
我将“隐权力”定义为一种缺乏合法性、躲在幕后操作、能量巨大的非正式权力，它不是来自正式授权，而是通常由人情关系、个人影响力、个体所掌握的加害—造福能力等因素自我繁殖出来。“隐权力”也可以理解为“潜规则”的孪生概念，但凡有潜规则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发现隐权力的影子。
坦率地说，当“隐权力”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密室中探望时，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它不但让我看到了“潜规则”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幕后推力。
《隐权力》出版后，受到了一些关注，一些朋友也写了书评或读后感。我注意到，也有一些朋友将“隐权力”看成了官场上的“厚黑学”，这令我有点儿不安。我更愿意“隐权力”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社会（而不仅仅是官场）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中国传统乃至当代政制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
古今中外，隐权力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中国历史社会上，“隐权力”与“潜规则”一样蔚为大观。我希望能够说清楚它的形态与结构、它的产生与运作机制、它的正负效用。我还想说明，隐权力是一种征候，如果说它的盛行显示了某些不正常，那么病根应追究到整个正式的权力机制与权力结构。
我希望，那些通过暗盘操作影响权力运行的隐权力能够被清除到最小化，而那些合理的非正式权力则可以获得合法身份，从而摆脱隐权力的尴尬。如果小书能够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则作者深感幸甚。
小书能入选《新京报》“春季好书”，也是我的荣幸。感谢所有关注与喜爱小书的朋友们。
《隐权力》碰上恶心盗版
小书《隐权力》出版后，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同时也是想看看读者反应，我经常会在百度与谷歌上搜索一下“隐权力”。虽然说，吃鸡蛋的人对产蛋的母鸡是不感兴趣的，但厨师不能不关心食客的口感，对吧？
有时，我会搜到一些网友将《隐权力》误解成吴思作品的信息，比如有位叫茅永民的朋友在他的博客上说，买了“吴思的《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作者很被我欣赏，近来他的书我几乎都读了，特别是《潜规则》给过我震撼。”我原先以为是网友看花眼了，因为“隐权力”这个概念与“潜规则”有些渊源，小书出版，也蒙吴思先生写了一段推荐词。
后来，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个网名叫“中戏女生有毒”的朋友说，“今天买了一本盗版的吴思的《隐权力》，8块。吴思怎么一直吃潜规则的老本啊。还是那一套，真没劲。”这才想到，《隐权力》被盗版了，而且被“包装”成吴思先生的新作来卖。
我既气恼盗版商连个署名权也不给，也对吴思先生无端被拉来当“卖点”感到歉意，所以给“中戏女生有毒”发信说：“这本书不是吴思所著，所以吴思并没有吃潜规则的老本，而是我在沾潜规则的光。”
“中戏女生有毒”稍后再发微博说：“之前买了本《隐权力》，当作是潜规则作者吴思的新作。后来有人跟我说不是吴思写的。再仔细一看，确实是我错了，作者不是‘吴思’，是‘吴恩’。”
我一看真是哭笑不得，这盗版商做得真绝。有朋友跟帖说，他们没有将作者写成“吴承恩”已是手下留情了。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以为是作者“吴恩”借吴思的名头炒作。
前几天下班，在公交站看到一个卖盗版书的小书摊，跑上前一看，果然发现有一本盗版的《隐权力》，便花了10块钱买下来（向摊主还价8元，不卖）。
这本盗版的《隐权力》粗看起来，与正版书差不多，只是没有了腰封。但只要一翻开，就会发现盗版书的纸张、印刷、装祯、排版，质量远远差于正版。令我有点莫名其妙的是，盗版书的文章小标题都用了繁体字，难道这是盗版商的“推陈出新”？
我注意到，盗版书署名为“吴思”（不知与“中戏女生有毒”买到的是不是同一版本），封面上还赫然印着“吴思最新力作”字样。这不仅不尊重我的版权，也对不起吴思先生。更令人气愤的是，这本盗版书的后100页，全是盗版商私自添加进去的、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不知是什么人写的文章，与“隐权力”毫无半点关系，文笔也十分拙劣，东拼西凑，乱七八糟。我当时看了，简直如同吃了苍蝇般恶心。
有朋友戏言安慰：有盗版证明此书火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小书火不火我不敢断言，但盗版商的行径如何令人高兴？全不知情的朋友，如果真的以为那些文字是吴思新作，岂不是大大损害了吴先生的清誉？半知情的朋友，知道《隐权力》是吴钩写的，却不知那盗版书后部分的垃圾文字乃是盗版商拼凑的，这也坏了我的名字。
现在盗版猖狂，连出版方似乎都无计可施，我也拿盗版商无办法。只好出来澄清一下，同时也请喜欢、关心小书的朋友，购买正版书。谢谢。
潜规则本身并非是正式的规则，但这是有效的规则；同样，表面上的权力未必是真正的权力，能够在背后运转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吴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公式：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应该说这个说法是能够被日常生活所证实的，包括一直为所有人国人明白而外国人最近才明白的中文“关系”二字，都是可以包含在隐权力当中。
当然，作者提出“隐权力”这个概念，并非是换个名字来表述已经存在于社会当中的种种权力背后的“关系”、“面子”，而是更深入的阐明了其中运作的关系。比如说上级官吏对待某个相熟的下属时，所特意或者无意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就构成隐权力的基础。但这个忽然被其他人所认知的关系本身并不能直接使得下属的官职升高，而是在同样的官职之下，其管理的权限会增加。
文中引用和文言翻译的篇幅有点多了，但不影响其阅读。隐权利是一条线索，历朝历代莫不如是。对当今在中国的为人处世也很有参考价值，----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记得，秋风先生在序里提到这么一句话：“潜规则”与“隐权力”是一对孪生概念：官僚们通过潜规则获得隐权力，隐权力的行使又生成和支持着潜规则。
我个人觉得很有道理，潜规则和隐权力相互渗透，相互体现。隐权力藏在所有的角落，也影响着整个官僚系统的发展，也是官僚们在潜规则的情形下获取的实际权力的一部分。潜规则和隐权力，一对孪生概念，有着差异，也有着相通之处，是了解明清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把握现代社会形态的一个窗口。
政治斗争打黑化，反腐化，甚至以前的文ge，92年邓深圳之行，步子再大一些，都是政治or路线斗争而已，不过很多残酷了些……
以一个名义，做另一种勾当，这，多正常的啊。
为公家做事，但是又得考虑自己的私利，这个就是一对矛盾，怎么造一个本来是公家的，然后转化成私人利益的一个工具，这些是权力拥有者思考的事情。
毛的第一卷写到，列强的不同利益诉求，就决定了会有很多夹缝可以生存，这个在各方利益中找缝隙，的确先要有眼光，而能活到最后看到自己胜利的，实在，太难了，很多人是看懂了，但是，也仅仅是看懂了，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样来说，文GE算不算和万历一样，是向官僚体系开炮呢？
你真的是作者？如果是的话，就谢谢你的书，写的不错，让我联想起一句话：中国历来都是封建社会，现在也一样
对了，我买的是正版
我正是作者，谢谢你的捧场。欢迎多批评。
我买的是正版。拜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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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下单买书，但是都是业务书，这本刚刚看到介绍，等下周下单吧，要不书看不过来
研读过《潜规则》，期待《隐权力》。
无非利益的另一种极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