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
199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齐锡生
杨云若,萧延中
无
无
在所有军阀生涯或政治中，个人感觉这本写的最好，能够让我们很快熟悉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融入其中，使每个人感受到了当时社会动荡时期的不同民生动态、各色人等的不同心态！
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到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恰好他有了一个很彪悍的金手指
于是，小鬼子倒霉了！
看普通的打工仔如何成就霸业，铸造不朽功勋；
看普通的打工仔如何杨兵于海外，如何驱逐倭寇于国内；
看普通的打工仔如何建立泱泱华夏大国，如何扬眉吐气于诸国列强！
一切尽在我的军阀生涯，尽请期待！
所以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国内学术研究和人家的差距在哪里，这本书是1976年完成，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国内人的东西里只能看到一堆感言和传记类东西，很少能发现对社会现象进行本质化的精确研究。
而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教授已经能够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写出如此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军阀的历史背景，派系构成，力量来源，相互关系，一般准则，各阶段的发展，在每个方面，作者都提出了相当值得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并没有忽视人物的个性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却依然能从宏观角度找到那些无人能够逃脱的规则。
读这样的书对于我们自己学习一些基础的分析研究能力非常有价值，我们分析问题应该从怎样的基点出发，使用何种框架去考虑，作为启蒙读物很有用。
另外这本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似乎所有有关中共在这个时期的角色都精心地和谐掉了，唯一能说的只有国共合作破裂的影响和苏联对国民党援助这些外围事件，中共自身扮演的角色完全不能提及，明明连政委和发动群众方面的内容都写出来了，却依然只能牛头不对马嘴地安到国民党头上，让文章内容出现有趣的错位感。很显然不是作者犯了无聊的常识性错误，而是那些不符合官方论调的分析绝对不能触及神像本身。（说白了，俄国中国都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搞革命弄军队，区别在于列宁果断滴用军队回头搞了孟什维克，而陈独秀被人搞，哈哈哈。）神话必须按照典籍上面的方式去描述，对于过去犯下的错误决不能直接提及。然而就算不提，天窗在那里，读者还是会联想的。
这本书并不仅仅说了1916-1928，因为我们太容易从里面的行为模式，去预料到之后几十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毕竟，那么多在未来兴风作浪的著名人物，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学习的，看看军阀们统治能够做到的有限改进，国民党相对军阀的有限改进，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后来那个不能直呼其名的执政党无法一下超越历史，在成就之后进而犯下那么多的错误，实乃必然。时机未到，规则使然啊。
“军阀混战”是民国史研究最难啃的骨头之一，倒不是因为它寓意了多少深刻诡秘的历史走向，而是人物、派系、事件实在纷繁缭乱，一忽儿府院之争、一忽儿直奉互掐、一忽儿南北对垒，加之各方都喜欢发电报，纸上硝烟弥漫，熏得人云里雾里。老实说，即便翻完《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对大帅们的恩怨情仇，我依然不甚了了。不过没关系，齐锡生这本书的重点，就没放此处。叙述军阀源流、大帅轶闻并非他的志向，他是想从政治系统、社会环境等角度切入，阐明何谓“军阀政治”。
在这一大框架下，我以为，题为《军阀派系的构成》的第三章尤为重要。在这一章，齐锡生剖析了军阀的军队是如何形成、怎样运作的，接下去的几章，他又展示了由此而产生的组织动员能力。这，恰好有助于解开民国史上一个长期困扰我的：国民党的组织动员能力远强于北洋军阀，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又远强于国民党，为什么？
齐锡生启示我，答案正要从军队的“构成方式”中找。
至少从蒋廷黻开始，学者们就把军阀政治的源头追溯到了湘军和淮军。清廷的正规军事力量为八旗兵和绿营，但两者在和太平军的对抗中被证明已严重退化，迅速由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所取代。齐锡生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在军事指挥方面有才能的人逐渐地掌握了朝廷中的重要地位”。不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中兴名臣”皆有功名，属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崛起和“武夫当国”尚不能同日而语。真正的隐患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里指出的，湘军充满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上下级间多为人身依附关系，士兵只有对官长的“私忠”，而无对国家的“公忠”，成了“私有军队”。此乃日后军阀混战的“祸根”。
讽刺的是，为这“祸根”培土、浇灌、施肥并使之茁壮成长的，是清廷自己。
1900年清廷贸然向列强开战，经八国联军之役，为拱卫京畿而建立的近代化部队“武卫军”折损大半，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得到了扩充，从此基本掌控了清廷北方的新军力量。袁世凯出自淮军系统，却没有功名，是凭借军功、保荐一步步升上来的，直到入值军机处。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亦表明随着军功阶层的崛起，至袁世凯一辈终能出将入相，大大改变了原先的进身之阶。更重要的是，清廷在未准备好替代品的情况下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一下子隔断了基层士绅、青年学子进入政权的渠道，任其游离于中央之外，终汇入反清洪流。反映到军事层面，就是推动了军队构成方式的急剧变化。齐锡生归纳为三点：个人关系的结合、自身利益的考虑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第一点或许最重要。个人关系的结合实为人身依附关系，即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均由集团领袖（可以是家长、主人或顶头上司等）掌握，而怎样分配视集团成员与领袖的亲疏程度而定。这也决定了集团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计算——忠诚抑或背叛？至于意识形态，诚如齐锡生反复指出的，军阀都是实用主义者，极少考虑。
那么，个人关系的结合有哪些种类呢？首先是家庭关系。齐锡生指出，传统官场也讲究家庭关系，但能否进官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试，这有效阻止了家族主义的泛滥。废除科举使约束消失，“结果，在军阀派系内部，家族主义广泛流行，亲戚和家族成员能得到远远超过他们力所能及的重要职务。”例如，曹锟让他的两个弟弟分任直隶省长和26师师长，侄子任警卫旅旅长；云南军阀唐继尧，给予其兄弟高位；张作霖从小培养儿子张学良；连以廉洁著称的吴佩孚，也摆脱不了裙带纠缠。
军阀采用“裙带模式”，不仅为照顾家人。传统家庭中，“大家长”不容置疑地掌握了家族内部的分配，把这种权威“拷贝”到集团中，军阀的统治和管理便具备了“正当性”。此外，“家庭内部的团结和个人忠诚”的带入，“在政治大动荡的年代里，这是派系内部最有利于政治统一的因素。”
家庭关系之外，中国人最看重的当属师生关系（天地君亲师）。科举制度下就分外看重座师（主考官）和门生（录取者）的关系，所谓“门生故吏遍天下”是对一名官员的最高褒奖，这当然源于他对“门生故吏”的照顾和提携。
北洋军阀的前身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锻造的新军，其军官多出自北洋武备学堂。据齐锡生统计，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等至少有25人后来担任过总统、总理、督军等要职。保定军校次之，出了张敬尧、吴佩孚、唐生智等军阀，并形成了对民国军政界产生长期影响的“保定系”。改组后的国民党亦未能免俗，蒋介石即依靠黄埔军校崛起，也因此诞生了一个耳熟能详的称呼：校长。
老师把学生领进门，照顾之、提拔之、调遣之，学生的地位与财富皆拜老师所赐。这就比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增添了几分“恩主”色彩。而老师的学生越多，实力便越强。例如，段祺瑞担任过好几个师的师长，是北洋军训练计划的主要创始人，民国时又做过陆军部部长，在前期北洋系中唯冯国璋稍可匹敌。此后对段祺瑞形成巨大挑战的曹锟，亦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参加了小站练兵。继曹锟为直系首领的吴佩孚则属保定系，也曾入主中枢。相反，那些无名校可靠的地方军阀，多偏居一隅，对中央级别的政治斗争是无从置喙的。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军阀集团内部的“师生关系”，依附性远强于儒家范畴。齐锡生在第八章《军阀政治的行为准则》里分析，绝大多数军阀的社会准则是“通过民间传说和对正统孔子思想的通俗解释而得到的”（页152），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和戏曲。它们十分强调“忠义”，大哥要对小弟行悌道、小弟要对大哥绝对忠诚；师生关系更要紧，即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比喻成“兄弟”还是“父子”，均为对家庭关系的模拟，目的是加强依附性。这和帮会同构，而非正统的儒家思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本为帮会用语）。实际上，军阀和帮会也从来撇不清干系。
当然，忠义看上去美好，能否做到、多大程度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这也表明，至少口头上，它是各军阀集团认同并标榜的“普世价值”“共同底线”，明显地违背该准则会招致舆论谴责，如冯玉祥因频繁倒戈被贬称为“倒戈将军”。
个人关系的结合还包括联姻、籍贯等，不赘述。总之，依靠个人关系的结合，其牢靠程度有赖于个人关系的牢靠程度，而诚如前述，个人关系的牢靠程度有赖于军阀首领（即“恩主”）分配权力和利益的能力。
这能力首先来自地盘。齐锡生分析，地盘对军阀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有后方便于防御；有人力和资源保证，能补充消耗；能征集民工干些运输给养、挖掘战壕等杂活。“所有这些需要，都必须是在占有一块基地以后才能实现。”（页41）地盘还带来了一项巨大收益：土地税。这是当时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土地税几乎总是增长最快，在它上面还常常附加新的税收。”（页126）对军阀来说，谁的地盘大，谁的地盘肥沃、有兵工厂，谁的实力就强。段祺瑞正是输了“直皖战争”，竟从北洋军阀中的佼佼者沦为摆设“段执政”；冯玉祥也由于一没有个统治基地，1927年左右陷入了崩溃边缘；同理，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逐渐瓦解、消亡，就与其失去老家有莫大关联。相反，阎锡山对山西的经营贯穿始终，使这个“独立王国”支撑到了国共内战后期。
军阀首领靠下属抢地盘、守地盘，下属依赖首领对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这种共生关系更让进身之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人大量入主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核心，士绅日益边缘化，“绅-军政权”蜕变为“军-绅政权”（陈志让语，详见氏著《军绅政权》）。最明显的例子，论威望、资历，进士出身、曾任清廷军机大臣的徐世昌均在段祺瑞、冯国璋之上，然而他没有军权，因此虽能在北洋的派系斗争中凭元老身份扮演居间调停的角色，却无力左右时局。
那么，这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以权力利益再分配为导向的结合模式，其凝聚力、组织动员力如何呢？先说齐锡生的一个颇为有趣的观察：由于军阀集团是个人关系的结合，而军阀与军阀之间也有个人关系，由此产生了两条行为法则：“军阀在战争中并不互相杀害，胜利者并不杀害或监禁被打败的对手。”原因是“大多数句法军阀不愿被报复，他们不愿意排斥将来会有合作的可能性”。（页158）
这些与刻板印象迥然不同的“军阀行为准则”，从侧面反映了军阀集团的本质特征与扩展界限——以个人关系的结合恰似费孝通所归纳的“差序格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其组织动员能力和现代政权相比有天壤之别。果然，《中国的军阀政治》第四、五、六章从招募新兵、训练、武器和战术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其局促的状况印证了上述观点。
在“鼎新革故”这种传统的框架中，众军阀或许能通过长期混战，产生“一天下”的王者。可时代不同了，1924年，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改组为准列宁型政党后，获得了旧军阀所无法比拟的组织动员能力，最终至少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并且在实质上也确实建成了一个比北洋政府更有力的中央政府。
可以说，军阀时代奏响了“枪杆子为王”这一中国现代史的基调，但作为初创者，它很快被取代。而后来者强就强在“组织创新”上——它给枪杆子套上了“驾驭系统”，既使其能充分发挥，又有力地掌控了它。
这是一项解释性研究。目标是中国的军阀主义，其方法是通过对军阀的角色、能力、活动等方面进行评估，最终得出一个军阀的行为规范。本书作者有很强的理论建构意图，试图找出混乱背后的逻辑。
一、两条主线：
本书索然以近代中国的军阀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该书中存在两条非常明显的主线，一条是北洋军阀“权力均势”的形成、结构和运作机制，另一条则是国民党力量的崛起。前者为明线，后者为暗线，但两者在该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1、北洋军阀的“权力均势”
关于北洋军阀的“权力均势”，首先是军阀的构成研究，齐锡生认为可以将中国军阀时期的军阀概括为“星型结构的派系组织”，这种星型结构是一种恩主与若干个被保护人的关系，被保护人高度忠诚与恩主，但是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和服从关系，每一个被保护人又可以作为新的恩主，形成新的恩主与被保护人关系，因此可以将此类星型结构看作是以第一级恩主为中心的放射性个人关系网络。
影响星型结构中的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关系紧密程度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个人关系，一般而言恩主与别保护人之间总是具有某种联系，例如家庭、师生、同事、同学、同乡等等；二是利益关系，即不同实力的军阀能够为下属提供不同的利益，根据提供利益的大小，可以将军阀分为大军阀、督军和小军阀三类，作者认为这一因素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影响，但强度不如上一个因素大；三是思想上的联系，具体而言是指军阀个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思想指向，例如儒家的忠孝思想和仁爱思想等等，作者认为这种因素的影响也是含蓄和不明确的，往往在前两个特别是第一个因素相同之后，才能看出后者不同而导致的亲和力的强弱。 齐锡生认为，判断某一军阀能力大小的标准就看这种恩主与庇护关系的亲疏远近。
其次，所谓的军阀政治，就是上述星型结构组成的诸多军阀之间的行为关系，作者假定军阀的最大目标是保有自己的实力和底盘，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利益诉求（几个意欲统一全国的军阀除外，例如段祺瑞），但是这样的军阀政治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军阀们往往被驱使去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因为他们的力量越强大，他们的政治地位就越有保证。但是他们越强大，他们需要满足下级日渐增长的报酬也越多。因此如果要保有和防守某地区，就需要该军阀具有更多财源与更大地区，而它们反过来又造成更多的防守需要。
最后，虽然存在着上述悖论，但是并未能阻止中国的近代出现军阀之间的“权力均势”格局。作者所谓的权力均势实际上是借用了国际关系的一个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军阀政治，权力均势是指这样一种体系：“有若干行动者存在……没有有力的超国家机构。这些行动者是自由和独立的额角色，他们主要关心自己的力量和其他暂时利益，除了不可预知的变化因素，如技术上惊人的进步或外来的进攻以外，这个体系的均势是保持还是破坏，只由这些人物决定。” 因此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新的破坏体系均衡的势力出现，那么这个权力均势体系就能够最终得以维持，显然在作者看来，国民党就是一个不同于军阀势力的新力量，因为国民党有坚定的方针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且国民党放弃联盟原则、和超国家组织原则，国民党决心摧毁这个制度，不仅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望，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其思想上的任务。
2、国民党力量的崛起。
齐锡生认为，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打破北洋军阀形成的权力均势格局，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军政分离。国民党实行严格的党管行政和经济，在制度设计上成立了财政部，在政策上实行了预算制度的中央集中，这就破除了地方独大这一晚清政治的最大弊端，此外，国民党还在自己的统治区内统一了货币，这一切都使得国民党的财政情况好于那些竭泽而渔的对手，用作者的话说“除了国民党外，大部分派系执行的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其次是国民党具有近代化的政治纲领。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号召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制，并且高举以反对满足统治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以及以反对外国列强裂土分疆、经济殖民为核心的反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与军阀们依靠雇佣兵获取实力的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民党诉诸于人民群众的支持。
最后是“以党统军”政策。国民党的军事政策是在部队官兵当中灌输该党的政治纲领，试图用思想而不是金钱支撑军队的运作，并且为此特别设立了黄埔军校，在军校中对学员进行思想、纪律和政治教育，提高军队指挥官的政治觉悟，国民党还仿照苏俄制度，在军队中推行政治委员制度，从制度上实现以党统军的政治策略，通过一种新型的连坐制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国民党的“东征”中显示出了以党统军的政治优势。
二、两个有争议的问题
1、国民党是否属于军阀？
在齐锡生的著作中，作者从没有称国民党为军阀，而且从对国民党的分析来看，作者认为国民党代表着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与星型结构的军阀组织毫无共同之处，这也是国民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同样在军绅政权方面有深入研究的陈志让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蒋介石本身不合法，而且蒋所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摆脱派系的控制，蒋本身就是一个最大派系的头头，此外，国民党的指挥管理不统一、政权操纵在军人和新兴资产阶级和绅士的联合政权手里，因此仍然是军阀。
应该说两位学者的观察角度不同，所用概念不同，是导致对国民党判断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齐锡生从结构视角出发，揭示了军阀的星型结构，而国民党在很多地方都与此不同，因而作者并未将国民党作为军阀看待。而陈志让则是从合法性的视角，以及结构背后的实质运作机制入手，因而能够发现国民党的很多军阀特征。应该认识到，只要双方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理解，都是一项好的研究，而不同的方法论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启发，因此双方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2、农民纷纷当兵的真正原因。
齐锡生与陈志让的研究都发现，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军绅时期，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大量的农民纷纷投入到军队之中。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批的农民您投入军队呢？齐锡生的解释是因为贫困，齐在研究中指出，“人口土地比率失调、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的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 投入军队不但能够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能够有余钱寄回家里，贴补家用，此外由于军阀之间的战争伤亡不大，人们发现投资回报率较高，因而纷纷投入军队。
陈志让也认为贫困是农民选择当兵的直接原因，但陈进一步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陈指出，恰恰是由于军阀之间的战争所导致的兵荒马乱、农业萧条，以及军阀对农民的无情压榨才使得大量的农民沦为无业游民。 因此，应该说正是由于军阀政治所产生的军绅政权，才导致了中国农民的大量参军热潮。
我以为，与其说是中国的军阀导致了中国的贫困，还不如说是军阀政治加剧了中国的贫困，但是中国的军阀政治确实通过它的破坏性作用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短期来看是灾难的事情，从长期来看或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基于军阀个人魅力的历史话语在这几年甚嚣尘上，只要谈到北洋时期的军人，大部分的书都会尽量描述为赳赳武夫、粗中有细、对外国人顽强抗争的义和团式民族英雄一样的人物。人们试图为北洋派的存在寻找某些合理性或者说可接受性。但是这种话语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难于理解的问题，即：对传统意义上军阀概念的反动，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1912-1928年之间中国社会遭受如此之大的破坏？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怀着朴素农民感情的军人既无法统一中国恢复政治权威，也无力在省区之内推动现代化、建立省区之内的权威？这些都是带有乡土气息的军阀话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齐锡生的此书从几个方面对军阀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军阀派系被进行了解构——派系本身的形成，被视为是一种基于人与人的关系而建立的小集团。其他的军人是依附于集团，而不是构成集团。这就导致派系实际上是松散而难以依靠的。
最关键的是，齐锡生证明了军阀的财政和武器来源几乎都是外国。这一点的成立，意味着那些义和团式的民族英雄形象，彻底是无意义的——只有取得外国支持的军阀，才能取得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否则就只能防守。如果是在北方，甚至连防守都很困难。
但是齐锡生的研究与革命史观的概念又有不同。革命史观确实将北洋军阀看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言人。但是革命史观所无法解决的是，为何这些军阀会在一些场合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气质，为什么帝国主义必须靠他们来进行侵略，为什么军阀战争有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后仍然不能结束。这些在读毕齐锡生的研究之后想必都能获得些解答。
PS，翻译好差@@
效忠的是首领，而非制度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7-04
作者:傅临
摘要：到底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组织力量与强弱对比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为何“皖系”、“直系”等派系名称与其成员省籍存在差异，但依然能保有政治效忠与地区观念？大多数人是自愿还是被迫加入军阀部队？武器水平、军事技术、后勤保障的发展如何改变军阀争霸的态势？
《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美）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32.00元。 ● 延伸阅读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陈志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24.00元。
傅临
□研究员，广州
到底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组织力量与强弱对比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为何“皖系”、“直系”等派系名称与其成员省籍存在差异，但依然能保有政治效忠与地区观念？大多数人是自愿还是被迫加入军阀部队？武器水平、军事技术、后勤保障的发展如何改变军阀争霸的态势？
作为一本英文版完成于1976年、简体中文版初版于1991年的“旧”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齐锡生所著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与解释，如今看来依然思维严密、文笔活泼、毫不过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齐教授期望能以宏观的观点而不是微观的方法，来研究对1916-1928年时期的中国政治全貌，“把研究的视野从个别的军阀政权内部与周围无联系的政治现象转移到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书既不像如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作品由于过分注重通俗生动的细节而有可能陷入“杂乱且支离破碎”的野史、轶闻、掌故、趣话，也不至于盲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而将军阀政治想当然地理解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武夫集团。作者由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出发，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经济等诸多侧面加以角色分类和系统分析，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甚至社会心理等视角展开全方位的社会透视，力图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
最能反映本书风貌的当是“军阀派系的构成”一章。作者将军阀之间的相互关系划分为个人关系的结合、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三类。作者注意到“家庭单位”与“血亲原则”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军阀政治深有影响，但又指出军阀派系行为的实际运作要更为复杂。例如，某时某地的权力分配与人事安排在表面上有可能违背了“任人唯亲”的惯习与传统，但深究之下，这样的行为恰恰是出于利益整合的需要，或者让军阀首领的家属能在被保证“良好的荣誉和经济待遇”的同时，可以不冒政治风险、不负实际责任。而军阀派系中“大元老”们荣誉与权力的分离，更可以说明简单化的“家庭类推法”难以全面概括军阀之间的政治关系。
作者还通过翻查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中曾任师长、督军、镇守使等主要职位的人员档案，梳理出各派系的政治关系模型。从关系的复杂程度上说，直系最为复杂，皖系居次，奉系最为简单。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内部关系简单、类别单纯、专制程度高的奉系，在战争的实践中拥有最强的军事效率与组织力量。但拥有强化连接的多元关系与有利动员的多元地域直系和皖系，以及拥有新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国民党集团，也因其各自的特点而能与奉系对峙相持。
与我们主观感受不尽相同的是，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变动年代，不稳定的直接上下级关系对加强政治结合的作用是极小的，更为重要也更具解释力的应当是包含在职位联系中的师生关系、恩人关系、同乡关系与同学关系等。袁世凯集团的武备学堂和保定军校、蒋介石集团的黄埔军校便是极佳的例子。在政治理念、道德甚至宗教方面的意识形态观念灌输，更是有可能提供某种“超传统”的凝聚力，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党的北伐部队，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明显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对权力结构的分析，很容易走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因为任何小集团的权力授予与加强，显然都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授权的倾向。军阀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权力的小圈子化，隐隐包含着潜规则、血酬定律、隐权力等种种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概括，其实质依然是关系网络按由里及外的亲疏差序分布镶嵌和渗透进正式权力系统和等级结构并谋利。军阀政治本来就是旧的封建政治瓦解、新的民主政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机制与基本精神，也无疑是分析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的关键———无论是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还是更为靠后的“新‘新军阀’”。“政治效忠的焦点是首领，而不是政治观念或政治制度”，在对军阀政治的这一分析中，我们何尝不能读出传统中国政治一以贯之的人治特征与权力逻辑？
当然，作为一本已有二十多年岁数的旧作，本书也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商榷之处。例如：书中套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国际政治理论与隐含对称性前提的比较历史学理论的方法，就像许田波教授用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来类比春秋战国时代一样，似有不妥。本书对中国军阀政治时期中“绅”与“民”这两个重要因素没有特别地展开，因此《军绅政权》的作者、加籍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教授也批评本书的分期方法“不能说明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但在分析框架、研究格局、史料处理等方面，国内似乎至今仍未能出现堪与这一被收入“海外中国研究文库”的旧年作品相提并论的新著。因此，张鸣教授的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为何能得到相当关注与期望，也就不难解释了。
本书译者萧延中认为，作者既主张“军阀……具有政治运动员风格”故而不敢过于背信弃义，又认为军阀一般“具有理性和讲求实际的政策……最缺乏思想倾向性”，两种判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历史并非简洁明晰的模型样板，并非通顺无悖的逻辑结构。军阀政治中的关系定位、集体行动、联盟组织、个体行为，既可能是出于有所传承的身份认同、被共享的影响政治法统性的价值观，同时也有可能是识时务的功利之举；当中的种种不自知、不自发、非自觉、非自洽，恰恰是矛盾的时代、扭曲的环境、变形的历史取态的最佳映射。悲哀的是，这些反复无常、数姓家奴、朝梁暮晋、寡廉鲜耻，却无声无息地融入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因与整体逻辑。军阀政治离我们虽然久远，却未必遥远。
某日在逛书店的时候不小心发现这本书，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北洋时期军阀作风，以及详细的划分了各军阀的远近关系。 在军事力量对比的说明更是悲剧因为这书说了北洋内部斗争强弱。里面详细的说明北洋那低端军事水平，大概能看出和KMT相比，北洋就更为得弱，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北洋时期的黑材料。
齐先生是粱宗岱先生的女婿，书中提到的大历史学家是姓何的老先生，齐先生行情中人，很坚持自己的主张，纵横于史学与教育之间，背后有不少故事
西方学者治军阀史，有两书印象最深，一本是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另一本就是齐锡生先生的这本《中国的军阀政治》。齐先生历史书写得很有社会科学的味道，但文字却相当平易，一点都不晦涩，其中对军阀派系网络的分析，丝丝入扣，读来如醍醐灌顶，每每恨不得“呀”的一声叫出来。近代军阀的背景，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的西方民主制度，军阀本身，也是国人现代化的产物，为何桔越淮北而变枳，绝非痛骂几句封建军阀所能明了。齐锡生先生是国学底子很厚实的海外华人学者，站在外面往里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一本小册子，不厚，相信只要翻开，肯定应了那句老话，开卷有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译 后
说起这部译稿的故事，那起码要把历史往前追溯30多年。
我的导师林茂生教授和师母杨云若教授上个世纪50年代初都是著名中国现代史学家李新先生的学生，后来李新先生与林茂生老师又成为同事兼学友，相熟相知。我的师母杨云若老师自1957年的那场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以后就被长期下放。“文革”刚刚结束后，为解决林茂生老师一家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先生就把杨云若老师借调到新组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参与研究工作。杨云若老师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中学就读于上海和苏州的教会学校，英语要求甚高，并于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以后又到人民大学深造，其学养基础可想而知。鉴于她的专长，当时研究室分配给她的任务是译介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和前沿进展。杨老师对工作不仅倾心尽责，而且其纯熟的英—汉语言的驾驭能力，也足以高质量地担当此任。我读研究生时与导师一家走得很近，经常到家里请教学问，还不时蹭吃蹭喝。师母偶尔也审读我的稿子。记得一次，她在不经意间指出我文中的某处英文拼写错误，但纠正的方式却是从发音规则入手。这些师母或许早已记不起来的小事，可在我这个学生晚辈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开篇就叙述这些师生之间的私人交往，其用意只在于说明，由杨云若教授主持翻译的著作，其质量是可以让读者放心的。
读者手头拿到的这部译著，就是杨云若老师当年在一个简陋的笔记本上留下的翻译痕迹。由于翻译的目的是为研究人员提供宏观知识背景的参考，所以，这部译笔流畅，字迹清秀的“笔记本译稿”，除了留下少许选词斟酌的墨痕外，没有精雕细琢的修饰和较大幅度的调整，可谓一气呵成。就是当年的这本“笔记本译稿”，构成了眼下这部译著之最为核心的基础内容。
读硕士时我们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老师把这部译稿推荐给我们作为研究参考。当这个“笔记本译稿”在学生中传来传去大约有两年多以后，同学们普遍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应当向更多的读者推荐，于是就有了整理出版该译稿的念头。在征得杨云若老师同意之后，我就根据原著，补译了原译稿中省略的内容及其部分注释，复制了插图、地图、图表和附录等，在责任编辑费小琳女士的大力支持下，于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那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一切都按当时国内流行的方式处理。该书上市时，我不在国内，近一年以后返校，在杂乱的信箱中发现了该书作者齐锡生教授从香港科技大学寄给我的信。大致内容是感谢译者翻译他的著作，并介绍了他的基本学术理路和其它研究成果。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个人境遇颇为困顿，不便跟其他学人联系，怕连累别人，所以没有回信。就这样，在该书初版的20多年间，我始终没有与作者齐锡生教授取得联系。在这期间，前前后后有不少学者，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跟我索要过此书。但遗憾的是，该书初版早已销罄，甚至连我自己手头留下的也只是复印件。于是就去复印“复印件”，送给这些需要该书的师长和朋友们。至于这些学者们为什么需要该书，我则不得而知，只是遵命奉寄就是了。
前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策划编辑谭徐锋先生找到我，表示希望把该书收入“海外中国研究文库”，并嘱我与著作者齐锡生教授和主译者杨云若教授联系，争取他/她们的首肯。杨云若教授是我的师母，自然获得了支持，但我却无法与齐锡生教授取得联系，虽然一直在不停地四处打探，但始终未能“得逞”。去年谭徐锋先生居然弄到了齐教授在大陆的电话，但这个电话却永远是“无人接听”。2009年4月，徐锋再次拨通了这个电话，真是鬼使神差，接电话的竟然就是齐教授本人，而齐教授当时正准备赶往机场，离开中国返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谈及齐教授大作之中文版再版一事，作者与出版社一拍即合。2009年6月上旬齐教授来北京办事，我们终得会面并详细交换了关于再版该书的意见，一晚所谈甚欢。交谈中，我们还有幸聆听齐教授谈及关于此书写作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细节和珍贵轶事。一方面，它加深了我们对该书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也使我们对那一代美国华裔学者圈中的求学状况有了真实的感受。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两点，其一是学术大家的宽厚，其二是青年学子的自信。齐教授特别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另一位是他的导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卡普兰教授。齐教授说，他刚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邹谠教授虽然不是他的直接导师，但却从学问到生活对他给与了格外的关照。齐教授特别强调，邹谠教授是他所接触过的最为谦逊和蔼的学人，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又学富五车，在美国政治学界享有很高声望，但他无论对同行还是对学生，总是尊重有加，全心倾听，从骨子里渗透出翩翩君子的道德风貌。而作为导师的卡普兰教授也是一样，他曾期望齐教授这样一位东方弟子能发扬和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当齐教授却凭兴趣选择了研究中国的军阀政治。面对学生这样的选择，卡普兰教授不仅表现出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宽容，而且对齐教授“自选题目”的博士论文撰写计划提出了多方面的精辟建议和知识支持。谈及自己当年的这个研究选题，齐教授坦率地承认，作为年青人，他更喜欢独立思考，不会在没想清楚问题之前随便地附和任何权威。齐教授说，他自己对学术权威当然十分敬仰和真正尊重，但一旦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了研究方向，他就会自信地往前走下去。目前的这部著作在写作之前，某位他所一向敬佩的学术界的大权威就曾建议改换论题，认为这样的研究会陷入死胡同。但齐教授经反复考虑，最后并没有采纳这位权威学者的建议。在最终答辩时，这篇论文则使这位学术权威对他刮目相待，给与了相当高的评价。在这里我之所以要断断续续地复述齐教授闲聊时谈到的这些往事，其实脑际中浮现的却是当下中国校园风气的种种情景，难免感叹斯文凋零，以至于更加深切地再次体味到了清末时节知识人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幻灭感。……
这里对校译中的一些情况也做一简单交代。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本书的此次再版，我与责任编辑分别根据英文原文，逐段对原中文稿进行了核对和通校，然后再共同商议，解决疑难问题。如初版中曾将参考书Ch`en His-chang. Pei-yang ts`ang shuang shih hua.错译为“陈志让：《北洋》”，现更正为：“陈锡璋：《北洋沧桑史话》”。原来将《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的作者“刘馥”译为“F.F.刘”，我们都进行了更改。对原著pp.219-220等几处漏译的段落，我们也逐一做了补译。还有些中文不宜直接表达的英文短语，如“Values affec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我们则根据具体语境，把它意译为“基于政治合法性价值的行为考量”等等。尤其是第七章“经济能力”，涉及当时大量的货币单位，有元、银元、美元、中国两、海关两等，以及各种地方纸币。这不仅给研究军阀的财政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翻译上完全实现其准确性几乎成为不可能。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核对有关资料，但仍然有若干币种不能确认。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采取较模糊的处理方式，然后用括号直接标出英文原文。如，“Thousand dollars”，这里“dollars”显然指的不是“美元”，我们暂时译为“千元”；涉及“Ch.$ 6 million”，我们则译为“600万元（Ch.$ 6 million）”，以避免读者误解。总之，我们这样的处理只是权宜之计，以求知者的批评再做完善。
重复“翻译无尽事”的老话永远不是赘语。由于我们的外语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错误之处当由我个人负责，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教。
最后，对齐锡生教授同意我们重新校译他的著者表示衷心敬意！对提出重译本书的谭徐锋先生和一丝不苟的责任编辑吴冰华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译 者
2009年8月5日于北京
目录
中文版序
译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军阀派系的出现
历史背景
1911—1917年军队的作用
1917—1920年军人派系的产生
结论
第三章 军阀派系的构成
个人关系的结合
自身利益的考虑
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这些因素在派系结合中的作用
第四章 军事能力：招募新兵
第五章 军事能力：训练
纪律性方面的训练
技术训练
结论
第六章 军事能力：武器和战术
武器
战术和战略
结论
关于地理的重要性
第七章 经济能力
固定的收入来源
特殊的收入来源
军阀财经政策的评价
第八章 军阀政治的行为准则
个人行为准则的特点
对待其他军阀的行为准则
基于政治合法性价值的行为考量
第九章 中国的政治系统
静态分析的局限性
军阀政治的系统分析
中国军阀政治的发展阶段
结论
附录一 1916—1928年间政治军事领导人年表
附录二 1916—1927年间各省最高军事长官年表
附录三 1916—1928年大事年表
附录四 参考书目
索 引
译后
中文版自序
作为《中国的军阀政治》一书的作者，得知该书能够以中文出版，当然是一件特别感到欣慰的事。这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老师的厚爱，仔细求实的翻译工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们在编排校对等工作上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问世。谨此也要向他们再三致谢。
回忆撰写本书的初意，是个人在学生时代对中国近代史的爱好的延伸。最早的构思和初步成品，萌芽于做研究生的时期。成书则是在学校教书的时期。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虽然时隔多年，最值得怀念的，还是自己在做学生的时代，因为攻读这个课题而得到的一些启发。
在学生时代，最初找题目当然也经过了一些思考，主要的考虑有两方面：一是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去进行研读，二是在当时学术界的成果中还留有空间，允许后学者去做一个有原创性的尝试。剩下来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了。
对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本质，该说的都已经在书中说了。因此不拟在这个篇幅中继续发挥。倒是当年写此书的过程中，有两三件小事，或许值得向读者们略为报告。
一是师生的关系。看过本书的读者们，一定会熟悉卡普兰（Morton A.Kaplan）教授的名字。他是我做研究生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他在当时刚刚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传统学派非常不一样，甚受学术界重视。我作为一个初进研究院的学生，当然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精通国际关系，欧美外交史，博弈论，心理学，音乐和文学，等等等，但是偏偏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然而经过了几番讨论之后，他表示愿意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而我也认为可以在他的指导下，学到许多课内和课外的知识。因此，双方就把关系定下来了。
这种情形或许和今日中国国内高教界的情形颇不相同。国内的博导，需要在课题范围内学有专精，才有资格指导学生。而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一般情形下，博导和学生的关系，更接近于互相切磋。导师的所谓指导，通常不是课题的实质内容，更不是由导师牵着学生的手去走路。从选题开始，到找材料，证明这个课题值得做，和做出的成品有原创性，这一切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己的责任，不应该依赖老师。导师的功用更可能的是宏观的：就理论架构，研究方法，证据的精准，和推理的严谨等方面，提出他的建议和批判。因此，一般的假设是，当博士论文完成后，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他的导师，则未必是。
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学术体制下，卡普兰教授给了我最大的关心，和众多的建议与提示，但是从来没有规定我应该如何去写。还有一点让我感激不已的是，当时邹谠教授也是本系的年青教授，又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因此我也不时向他请教，而他也对我也尽心地指点。对于我和邹教授的这份亲切的关系，卡普兰教授不但没有任何不快，反而再三鼓励我应该多向邹教授请益。而邹教授也对我这位并不是他指导的学生，尽心尽意的指导。他们两位这么做，唯一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门户之见，让我享受了有两位博导的幸运。
二是理论的架构。理论之为物，有时可以是一张详细的地图，或是一个操作的手册。但是对当时的我而言，更恰当的形容应该是有如雾中的灯塔。它并没有向我提供如何从甲点走到乙点的轨迹，但是给我一个大致的方向感，不致走太多的弯路。这在当时对我非常有启发性。
因为凡是涉猎过有关军阀时代书籍的读者都熟知，坊间许多作品的性质，都是掌故谈的形式。我个人也不例外。在看了若干书之后，觉得自己对大大小小的奇闻趣事也能如数家珍，人云亦云，可以增加茶余饭后不少的情趣。但是到头来，一个逃不掉的问题是：知道了这么多的掌故又能怎样？它们只不过能够让我重新堆砌前人的成果而已。
就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架构指点了另外的一种研究方式，让我能够摸索出一个新的方向，重新认识自己已经看过的素材的重要性，更迫使我去看许多新的材料，从而借此希望能够提出些微新的观点和分析。
三是卡普兰教授对学问的大度。以一般常理而言，人总是对自己学说既有信心又有偏爱，正常的心情大概会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被发扬光大，特别是自己的学生更应如此。更有甚者，或许还想成立一个学派，以学生来光大门户。
但是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多次向他提出，他的学说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上，尤其是我所尝试的，是把国际关系理论用来解释国内政治。因此我能得益最多的他在理论上的给我的灵感，而对于理论的具体细节，恐怕必须加以修正或是补充。他不但没有任何被忤逆的不快之感，反而非常鼓励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往前走。他让我很年轻时就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学术作品一旦发表之后，就变成是一个公器。无论他人的推崇、问难、质疑、批评或是反对，都是为了把这一门学科向前推展。他的这种雅量既属难得，也是一位好学者应有的风范。他的这份胸怀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学术态度。
以上这一些事情，虽然都发生在我自己年青的时代，但是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幸运和感激。虽然个人的研究兴趣以后又进入到其它的领域，但是卡普兰教授和邹谠教授对我的“身教”或许比他们对我的“言教”，要来得更重要，其影响也更长远。
面对本书出版在即，作者的唯一期望是，它能够向喜欢历史的读者们提供一点借镜的作用。尤其是对当前对研究有兴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而言，在他们身边，既有趣，又有价值，并且又能发挥创意的科研题目，可说是俯拾皆是。因此愿意趁本书和读者们见面的机会，略述自己的经验，谨供参考。
齐锡生
2009年8月11日于美国
说了半天也没明白为什么中共动员能力强于国民党
很简单 就是组织动员能力啊 招兵买马厉害呗
组织动员能力=洗脑厉害，能够调动自我牺牲精神，突破传统道德束缚
中共是宗教性的，共产主义是犹太人搞起来的，犹太一神教+中国文化不患寡患不均的传统。
国民党是民族性的，民族主义在反帝，对日外战时管用，对内就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