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水手
2004-03-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欧文·斯通
291
董秋斯
无
杰克·伦敦是世界上名气最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出版了51部著作，是高产作家，在现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杰克·伦敦的生活经历之丰富在世界作家之中也不多见。本书作者欧文·斯通和杰克·伦敦生在同一个地方，也有过很多共同的生活经验。他不仅阅读了杰克·伦敦的全部著作，访问了在杰克·伦敦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还有机会参阅了杰克·伦敦全部手写的笔记、通信以及各种证件和商业文书。因此，他能原原本本地叙述杰克·伦敦的一切方面，从文学到生活。这是迄今为止一部最全面的杰克·伦敦传。
欧文·斯通，美国著名传记小说作家。他一生写了25部传记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他还为杰克·伦敦、尤金·德布斯、米开朗琪罗、弗洛伊德、达尔文等历史文化名人写过传，在欧美各国很有影响，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欧文·斯通一生潜心为他人树碑立传，他深深懂得：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这些名人深厚的成就和辉煌，而是它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每一位传主的成功塑造，都凝聚了欧文·斯通的情感和生命，同时也不声不响地为他自己铭刻历史的印痕。 董秋斯，原名绍明，笔名求思等。文学翻译家。河北静海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文理科。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任《血路》月报主编。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任《国际》月刊主编。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主要译作
出版说明一个将翻译视为“再创作”的思想者——《董秋斯译文选集》序正文译后记
虽然杰克喜欢同约翰去农场，同姐姐伊丽莎读书，在利弗莫尔过的这两年依旧是忧郁的。他太年轻了，不了解他家中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那个家实际上是由芙罗拉的头脑昏乱、她的降神、她的心脏病以及她的要求所主宰，住在里边难得使人愉快。芙罗拉待杰克并不残忍，他也象普通儿童爱母亲那样爱她；不过她对杰克没有爱心，于是杰克转向伊丽莎寻求爱怜。但是芙罗拉招了一个名叫希帕德的、参加过内战的中年人做房客，这人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丧偶的人。因此，在煮饭、管家和抚养杰克外，十六岁大的伊丽莎这时还要负责抚养希帕德的三个孩子，其中最大的是十三岁。 在第一年的年底，约翰·伦敦又在奥克兰建立起优良蔬菜生产者的名望，他的产品永远卖得出。前途是那么光明，那个家庭居然一次给杰克从商店里买来一件衬衫。除了家做的粗糙的底衣之外，杰克从来不知道有别的。这一件衬衫简直使得杰克喜不自胜了。于是，芙罗拉又不满意他们那进展的速度了，又想出一个营业的计划。她把约翰带过海湾，去旧金山作了无数次旅行，使他结识了一个大饭店的经理，订了一个合同，由约翰开办养鸡场，由饭店经理收买他所有的鸡和鸡蛋。 完全不懂养鸡的约翰·伦敦，把农场的财产抵押出去，建筑大量的鸡栏和暖气孵鸡室。有一个短时期，旧金山的饭店经理买去他所有的蛋和他肯卖的一切鸡。随后，三种灾难同时打在他头上：管鸡的伊丽莎嫁了希帕德，离开了农场；一场流行病杀掉一大批鸡；余存下来的也不肯下蛋了。因为伦敦的钱都投在橄榄树、果园、孵鸡室上，当抵押的利息到期时，他付不出来了。银行取消了赎取抵押品的权利。伦敦家人又开始流浪，他们的行李高高地堆在他们的马铃薯车上。 杰克，伦敦的脑筋象记载他周围每一小小震动的地震计……震动是很多的，因为在以后十三年内，这一家的生活是在贫穷和失败中度过的。他时常说，他不曾有过童年，他最早的生活记忆就在贫穷的压迫中，这贫穷的压迫是长期的。 当约翰·伦敦永远放弃他十分心爱的农业、回奥克兰时，杰克十岁了。杰克的面貌是俊秀的，白净的，生有深蓝色的眼睛。他依旧因失去伊丽莎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他不是一个好打架的人，但加菲尔学校有加利福尼亚既成的习俗，每一个少年要同另一个少年战斗，所以他不久就学会用拳了。他最喜欢同他父亲沿阿拉米达海堤猎野鸭和钓鱼，他父亲把自己的小猎枪和钓鱼竿给 了他。那家庭不断的失败和逃避，他在降神会上感受的恐怖，他的双亲某种病态的遗传，使他神经过敏，羞怯，谦逊。这一老一少，都感受芙罗拉加给他们的损害，都没有力量伸冤，彼此间生出愈来愈深的同情。他们尽可能一同避开去，整天孤零零地在海边上游荡。他们彼此十分相爱相信，不过这是一种染有忧愁的爱。 他又把自己锁在他的卧室内。他每天继续不断地写作十五个钟头，一天跟着一天，写成大量的论文、科学的和社会学的小册子、短篇小说、诙谐诗、无韵诗、长篇四行史诗。在他那初发的创造热情的激动下，他忘记了吃饭；他说，一个人有了他那样的创造热情，无法避免致命的结果。 他一把原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就用余钱买邮票，寄去东部。当这些稿子被退还时，他廉价卖掉他的书籍和衣服，到处去借债，然后继续写作。但是当那一家人用完最后一个钱、也没有东西可吃时，杰克只好放下铅笔，在诺里斯(Frank Nornis)”做过学生的贝尔蒙特学院的洗衣房找到一份工作。那地方供给食宿，因此，他可以把一月三十元的工资，取出买烟钱以后，交给芙罗拉。他的工作是分类、洗、浆、烫学生和教授及其夫人们的白衬衫、硬领、袖口和白裤子。 他一星期一星期辛辛苦苦地做那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夜间在电灯下继续那污秽的洗濯。他随身带来的一箱书完全没有机会打开，因为当一天的工作做完时，他在学院厨房里用晚饭，随后就睡了。在星期天，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躺在树荫下，读一点喜剧，补充一星期缺欠的睡眠。偶尔有一个星期日，假如他不太疲乏，他就骑车去奥克兰，与玛贝尔·阿普佳斯同度几个钟头。他知道，他陷入一条死胡同，但是他不知道转向哪一方。他可以辞工去另找工作吗?不过工作都是一样的；当一个人为工资劳作时，就没有闲暇，也没有阅读、思想以至生活的时间。他不过是另一种机器，注入充分的食物和睡眠，以做下一天的工作。他问他自己说，他得象这样无意义地劳作到什么时候，通向他所要求的生活的路在什么地方. ……
序 —个将翻译视为“再创作”的思想者 ——《董秋斯译文选集》序 凌山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 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别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当他看到有些人对生活一知半解，却在胡编乱造的时候，觉得自己未必连这样的作品也写不了，但在“内心交战的时候，便想起鲁迅先生‘不知道所以不能写’ 的话，也想到先生怎样重视翻译，于是就埋头来弄翻译了”。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 视创作为无冕之王，鄙薄翻译和评论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倾向。故有一种说法： “搞不了创作的人搞翻译，搞不了翻译的人搞评论。”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似印证了这种说法。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吧。其实，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 大家在院子里闲谈， 史女士问秋斯， 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 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 “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 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 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 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若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
美国文学巨擘杰克·伦敦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一个私生子，出身贫穷，当过水手、苦力，当过乞丐、流浪汉，甚至当过“蚝贼”。他靠自学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为背景，强调真实，粗犷有力，在20世纪初的美国文坛独树一帜。欧文·斯通向来以真实、详尽、宏观为他写作文学传记的原则。翻开这本传记，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杰克·伦敦就站在了读者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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