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2006-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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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张君劢以一篇《人生观》的发布，激起了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即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哲学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论辩中，张君劢被丁文江斥为“玄学鬼”，此实为张氏之深深误解。之前及之后，张君劢均大倡科学研究在其时中国的建立与发扬，而张氏见解之深远实在超山时人，故在此误解。论战之后十余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刊布，此书集张君劢于1931年至1935年所作之二十余篇文字，总结张氏在论战爆发十年的心路历程，这些文字可视为张氏将论战中之稳痛发而为对科学精神之更深刻阐发及对中华人民族存绪之际文化路向的清醒见地。今日读是书，可为重估张君劢学术思想之整体提供重要契机；由张氏其人被误解之一段现代学术史公案，庶几可见时思想界之总体思维趋向以及张君劢坚执学术信念的可敬可佩。
张君励（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6岁人私塾，12岁考人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六馆，20岁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活律与政治学，后又留学德国学习哲学。张君肋是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提倡复兴儒学，而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主要著作有《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口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绪言凡例卷上 学术思潮一、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二、中国新哲学之创造三、科学与哲学之携手四、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五、思想的自主权六、当代政治思想之混饨七、德国经济学之特点八、中外思想之沟通九、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十、《五十年来德国学术》序十一、黑格尔之哲学系统与国家观十二、黑格尔之哲学系统及其国家哲学历史哲学十三、关于黑格尔哲学答张真如先生十四、再与张真如先生论黑格尔哲学卷下 民族复兴十五、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十六、从东北热河的失陷说到复兴民族的责任十七、民族复兴运动十八、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十九、历史卜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推移与西南之责任二十、覆王吉占（恒）论广西居民来源书二十一、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振作时期二十二、山西对于未来世界战争之责任二十三、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之复兴二十四、常燕生《德意志民族自由斗争史》序编者跋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集张君劢于1931年至1935年所作之二十余篇文字，总结了张氏在“科玄论战”爆发十年的心路历程，这些文字可视为张氏将论战中之稳痛发而为对科学精神之更深刻阐发及对中华人民族存绪之际文化路向的清醒见地。
无
买了就觉得高兴。
货和照片相差甚远，纸张太差了。想买的朋友们注意了，这是文言文哦。
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实际上没几个，第一部正儿八经的民主宪法的起草者应该算是一个吧？现在的拿定额口粮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小丑，戏子，和他male戈壁。
中西文化缝隙间的瞻望
——张君励《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窥瞥
“吾侪生于今日之中国，有至痛心之事焉，则四千年旧文化之行将由衰败而进于灭亡是矣。”
此为张君励《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第一篇论文《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的第一句话。此言充满了中国知识界百年来的共识，拖着一条长长的文化失败的阴影。
作为6岁入私塾，12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新学），20岁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后又留学德国学习哲学的中国学者张君励，面对西方的科学文化，不免有些自惭形秽。
但是，张君励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阴影中，持守了独立思索文化立场。
对于中西文化的发源与差异，张君励看得非常明白：“西方文化始于希腊，至中古裹于宗教色彩中，迄近代，则以科学为基础。反观吾国，其宇宙观之本于儒、释、道三教者，因大有异同。”
东西文化学术两者差异，又表现于：东方之格物致知，东方治学之目的在修身养性。西方之科学，西方治学之目的在求真理。东方学术之对象为人生、为人伦。西方学术之对象为宇宙，为自然界，为客观方面之社会。……
然而，上世纪初陈独秀于《新青年》创刊词中所标榜的“六义”，颇能代表近代青年心理：一是自主的而奴隶的；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是进取的非退隐的；四是世界的非锁国的；五是实利的非虚文化的；六是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这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无非欲推翻东土所固有，而惟欧洲新说之是尚”。
文化失败的阴影笼罩着中国知识界，至今这条阴影几乎笼罩了中国知识界一百年。从现在来看，中国文化保守与落后，也是一个假命题。
对于当时的全盘的西化的倾向，作为新儒学的代表，深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的为用”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再造之方向，张君励开出的药方为：“吾国两千年来忽略自然界之知识，因而不知有科学。此为吾国之缺点，而应有以补救之。”
不过，这还足以显示出张君励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的真知灼见。
张君励的观点精华在于，他以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阐述为起点，得出了：
“道德与知识二者之关系，果如罗素所言，以知识居第一位而道德次之，则有以下两种结果：
第一， 人类共同生活之准绳，须待决于科学。
第二， 科学中无征信者，举不足为生活之准绳。”
张君励在这里就隐约地指出了科学，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证伪过程，而文化则不是。
他进一步说：“道德为人类精神之原初产物，而社会之所以相安，惟此是赖。”
因此，“国家之所以成立，不仅恃智识之进步，尤贵的指示人生意义之道德。不科学智识之故而排斥道德。”
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将张君励观点，再朝前推进一步，那将瞻望到现代化对人类文化道德的践踏与摧毁。
西方的科学终极指向为物质财富的无限创造，如果以此之上的物质财富无止境追求的价值宣扬，将引导人类的私欲无限膨胀而排斥毁灭地球其它物种，提早耗尽地球资源，那将为最大的人类伦理不道德。
中国文化的指向为精神为人生为艺术，这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在当下全球化经济潮流中，可能为人类世界的救赎所在。
致谢：本文亦受张明（澳大利亚）著《现代性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启发。
张君励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一版，2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