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
2012-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
372
倪复生
无
自西方历史编纂学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人们在进行历史编纂时，已经习惯于割裂现在和过去。人们在书写传统时，通常要隔上一段距离来对其加以审视，以保持其独立性，以使其最终成为一门知识。书写历史，也即要对过去进行梳理和界定，要罗列诸多材料，目的是为当今建立起一种理性；另外，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力图消除口述性，拒绝不实之词。经过在现实社会中多年的发展，历史书写业已成为一种可控的行为意愿，代替了社会实体曾经仰仗的模糊经验。必须提到，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历史书写》由米歇尔·德·塞尔托所著。
作者：（法国）米歇尔•德•塞尔托 译者：倪复生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1925年5月出生在尚贝里城。他是一位充满好奇心、才华横溢且不墨守成规的智者。在接受了扎实的哲学、古典文献学、史学和神学教育之后，他于1950年加入了耶稣会，并在1956年获授圣职，此后一直没有离开。作为一位研究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神学文本的历史学家，塞尔托对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方法都饶有兴趣。在巴黎、欧洲、美洲培养了大量的学生。1984年7月，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返回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讲《信仰的历史人类学》。1986年1月9日，因罹患癌症卒于巴黎。塞尔托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见解独到、立论坚实、结构严谨。思想上的严格要求始终贯穿于其研究当中。他坚信普通人也有着一种创造性，而非处于被动，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明一种“适当的”方式，在生命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第一部分 地点的生产
第一章 历史研究
方法问题以及意义问题
一、一个指数：论历史中的宗教意识形态
二、历史实践和社会践行
三、历史、话语和现实
四、历史如神话
第二章 历史编纂行为
一、一个社会地点
二、一种实践
三、一种书写
第二部分 时间的产品：宗教考古学
导言方法问题
第三章 可想象东西的颠覆（Inversion du pensable）
17世纪的宗教历史
一、古典时期的宗教
二、历史阐释
第四章 实践的程式
从宗教体系到启蒙时代的伦理（17—18世纪）
一、从“教会”分裂到“国家理性”（17世纪）
二、一种实践的新程式：行为的政治化
三、遵守教规之人的“逻辑”：国家责任与先知
主义（prophétisme）的轮换
四、哲学伦理：在18世纪的“合理性”和
“有用性”
五、适用于宗教群体的法律：趋向沉默以及
文化管理
第三部分 意义体系：书写与口述
第五章 人种志
口述性，或他者的空间：雷利（Léry）
一、让·德·雷利的《写字课》（1578）
二、文字的弘扬
三、野蛮人的阐释学
四、撩人的话语
五、看见和/或听见：眼睛和耳朵
第六章 变迁的语言
女中魔者的话
一、背反和禁止
二、嬗变的文献：女中魔者们的文本
三、“是我非我”（Je est un autre）：语言的倒错
四、一个地点的构建和解构
五、专有名词的表格：一个“变幻”的地名集
六、阐释的假象
第七章 一个变种：圣徒传记的创立
一、历史和社会学
二、叙述的结构
三、神圣事物的地理学
第四部分 弗洛伊德的著述
第八章 弗洛伊德以历史来做什么
论《17世纪中魔神经症》
一、历史，弗洛伊德启示（Aufklarung）的产物
二、17世纪的一段历史
三、从可见的过去到隐匿的现在
四、历史的工作：隐藏
五、父亲的替代
六、契约和法律
第九章 历史杜撰
《摩西和—神论》的书写
一、片段的叙述，或文本的实质
二、以“彼语言”来书写，或者杜撰
三、死者的传统，或者书写
四、讹传，或者“本义”上的喜剧
五、历史小说
索引
本书作者的其他著作
版权页： 插图： 宗教历史是历史编纂学与考古学交锋的领域，其在考古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次，从宗教历史可以分析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且应以生产的术语来阐释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可以采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并在受到严格限定的神学“论述”中对其一并加以讨论。首先，历史学家认为神学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的作用范围极为广大，而且该范围也被假设是可以解释的。那么，他能够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归结为操作的结果么？恐怕不能。但作为研究的对象，神学在历史学家看来有两个不确定的形式，一个是宗教的事实，另一个是教义的事实。本文就是借用特例来检验当今史学家们处理这两类事实的方式，以明确其中有什么样的认识论问题，这是本篇短文的主旨所在。 历史，一种实践和一种言论 这种分析明显受到了极为属地化的实践的束缚，也即受到我所研究的地点的束缚。我可以将这个地点拆分为一个时期（如“现代”历史）、一个目标（如宗教历史）以及一个地点（如法国）。这样加以限定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要做这样的特殊分析，还是出于论述和检验主体的需要。上述的这三个“公设”要彼此相互为证。既然这三者都是将某种展示作为其目标，那么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将它们摆出来（即便它们似乎脱离了现实历史的实践）。 （1）强调每一个分析的特殊性，也就是在质疑全面系统化的可能性，而核心则是在质疑在众多科学的程序的框架中进行一场讨论的必要性。这样一来，可以阐明问题的言语的功能便显露出来。这些言语本身是跟随或相伴其他言语而来的，它们谈论的是历史，它们自身也一直存在于历史之中。 （2）这些言语并非一些漂浮“在”人们称之为历史（或背景）的大杂烩中的素材。它们是历史的，这是因为它们涉及某些操作，并从某些功用中得到了确认。人们能够懂得这些从书写实践中来但有别于实践的言语。依据不同的模式，它们也有可能得到一种当代历史编纂学上的（其中也包括神学上的，尤其是最传统的神学〔1〕确切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它们彼此都被人理解为就某个“内容”和某个操作所作的一种陈述。这种观点如今披上了史学的外衣，例如，它依据一些“模式”或“规则性”术语来解释一些现象或文献，以便从中找出生产规则以及转变的可能性。〔2〕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认真对待一些意义丰富的表达，如“历史研究”、“神学研究”等，然而人们还是过于在意消除动词（生产者的行为），为的是突出其宾语（生产的对象）。
个人的力量只有穿过间距，通过历史学家，方可看到有关某段时期的一些文献，方能进入到文字叙述中来，并通过这段时期的文献窥见事实的存在，反之，这种存在所遗留下的一些文献，一些喃喃私语，让人在远处便能感知到一种未知的博大，它威胁到人们的认知，也诱惑人们去认知。
无
不管你信不信，历史是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