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
2003-1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振刚
266
232000
无
中国文学古籍有许多的流传方式，其中最主要的除了搜罗完备的总集、别集外，最有影响的则当是历代出现的各种体式的注释本。因为它们不仅是后代读者读懂读通文学古籍的津梁，而且还是存储历代对该作品的具体评价乃至一个时代文学时尚、风气、思想的载体，我们要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发展，就不能不对之给予高度的重视。 第一节古籍注释的演进 我国对古籍的注释，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古籍注释有较大规模的系统的发展，则是经书注释兴起以后的事。经，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编著整理的书籍。它们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了国家法定的经典，获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从此，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儒家经典的内容为依据，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也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指南。但经书的内容已固定，它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更不能事事处处完全契合后世封建统治集团的具体需要。因此，必须按照统治阶级的现时利益和不同需求做出新的解释，才能使“法定的经典”充分发挥为现实统治服务的作用。另外，由于经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语言文字、它所记录的典章名物和史实，已与后世读者有了距离。不理解的东西，人们是无法奉行的。为了让人们理解、接受经典，也必须对之加以解释和疏通。于是，随着经书地位的确定，经注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汉代最初被列为经典的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种书籍，而随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扩大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不断扩大。《礼经》在汉代“五经”中指的是《仪礼》，而同时还有两部讲“礼”的书：《周礼》、《礼记》。东汉末年，郑玄为这三部礼书作注，合称“三礼”，它们因之也都取得了“经”的地位；《春秋经》是鲁国的国史，有三部注解它的书，在多数情况下，《春秋》分别与它们合编在一起，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合称“三传”。《礼》有“三礼”，《春秋》有“三传”，如果分开单算，再加《易》、《书》、《诗》，广义的“五经”实际上包含着九种典籍，所以到了唐代就有了“九经”之名。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1)所刻的“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和《尔雅》三部书，于是就有了“十二经”之名目。到了宋代，又把《孟子》升格为经，儒家经典的结集才告结束，“十三经”的格局延续至今。所谓“经注”就是围绕以上十三部儒家经典展开的。由于儒家在整个封建时代“独尊”的地位，明经取士，读经做官，成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这就使儒家经典的传授成为教育的核心，“经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基础，促进了经注的发展。《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班固这一论述，准确地说明了封建时代经注发达的社会原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一代的经注有：《易》，施、孟、梁丘《章句》各二篇；《尚书》，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各二十九卷，欧阳《说义》三卷；《诗》，《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二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礼》，《明堂阴阳》三十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毂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各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公羊外传》五十篇，《觳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毂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论语》、《鲁论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说传》三卷；《孝经》，《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杂传》四篇，《安昌侯说》一篇。从以上的著录看，西汉时代的经书注释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与整个封建时代的经学著作相比较，实不过九牛之一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著录古代的经学著作有一千七百多种，但这不包括未曾著录和已经亡佚的著作，以及《四库全书》之后新出的著作，如果把所有的经部书籍都总括起来，其数量是很可观的。特别是经注的对象只有十三种，它与注释的数量的比例同史部、子部、集部古籍与注释的数量的比例相比较，无论就总体、或是个体都是很高的。
本书是为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课程编写的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作为一门提高课，是在学生已学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及若干个中国古代文学专题课的基础上开设的。按照我们的理解，本课程不着重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分析，而是以文学古籍的旧注作为学习的内容。所谓文学古籍旧注，我们指的是民国以前的古代、近代学才为有关文学的古籍所作的传疏、笺注和说点，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学文本阐释的特有方式，也是我国文学传承的重要载体。通地对它们的具体评述，可以了解我国古代、近代学者是如何阅读、阐释作品的，并进而把握他们研究作家、作品所采取的视角和价值体系，这既有利于扩大学生古代文学的知识领域和学术视野，也为有志于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指出读书、研究的必要门径。
绪论 略论文学要籍注释的特色及其学术意义第一章 朱熹《诗集传》第二章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三章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四章 高诱注《战国策》第五章 朱熹《论语集注》第六章 朱熹《孟子集注》第七章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八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第九章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十章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十一章 《文选》及其李善注第十二章 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第十五章 倪璠《庚子山集注》第十六章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第十七章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十八章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十九章 蒋之翘辑注《唐柳河东集》第二十章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二十一章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第二十二章 李壁《王荆公诗注》第二十三章 王文誥注《苏轼诗集》第二十四章 任渊《山谷诗集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后记
书摘 流行于西汉时期的这三种《论语》本子，本来是各守家法，互不相关的。当时传《齐论》者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王阳等人，传《鲁论》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鲁扶卿、萧望之等人。《古论》当时并无传授，何晏《论语集解》云有孔安国注，今已被证明为王肃伪作。但到了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从夏侯建习《鲁论》，又从王吉、庸生等习《齐论》，他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论》之善而成《张侯论语》，亦称《张侯论》，一时颇行于世。但齐、鲁之别因此遂乱。到了东汉末年，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就《张侯论》篇章，考之《齐》、《古》为《论语注》，齐、鲁、古之别则亦泯灭。由于张禹、郑玄所据以校订篇章次序的本子都是《鲁论》，后来人的注释也都以此为本，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本子基本上是《鲁论》。 《论语》虽然是“子”书，但自汉代以来，其实际地位就远较诸子为高，其实一直是依违于经、子之间的品目。因此，虽然《论语》在经书中的地位在唐代才正式确定下来，但从很早开始就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历代注解疏通《论语》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其中公认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有以下几种： (1)《论语集解》十卷。三国魏何晏撰。汉魏之际，《论语》的注本甚多，孔安国、包咸、周生烈、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均有训释，何晏集诸家之注，并下已意为《论语集解》，盛行于世。隋唐以前，此书一直为单行本，但宋以后亡佚，宋邢爵之后遂注疏合并，即今《十三经注疏》本。 (2)《论语义疏》十卷。全称为《论语集解义疏》，即皇侃注疏本。梁代皇侃为之作疏。然此本在北宋邢爵本出现后就不受重视，大约南宋时亡佚，清代乾隆时复由鲍廷博从日本买回，遂又见行于世，然文字或已有窜乱。此本收入商务印书馆所出《丛书集成初编》中，又称《丛书集成》本。 (3)《论语正义》二十卷。宋邢昺疏。亦称《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即今《十三经注疏》本。北宋邢昺据皇《疏》而删其枝蔓，稍附以义理而成。此本基本囊括了从汉到北宋间《论语》的注释。 (4)《论语集注》二十卷。朱熹注，此本下文详论。 (5)《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清人刘宝楠撰。刘氏认为《皇疏》、《邢疏》都不免芜陋，因以何晏《集解》为主，博采历代诸家之长，同时吸收了清人的考释成果，采集广博，选择亦精，义理解释也较能符合《论语》原旨，是清代《论语》注本中最好的一种。 另外，敦煌曾出土郑玄《论语注》、何晏《集解》和《论语》白文三江苏古籍出版社)，这些本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以前郑玄注及《集解》单行本的情况。此外，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汇集了多家注解，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有白话译文，后附以《论语词典》，都颇便使用。 第二节朱熹及其《论语集注》 在所有《论语》的注释本中，朱熹的《论语集注》堪称是一部力作。此书是《四书集注》中的一部分。其最大的优点是阐发义理细致人微，文字洗练，训诂也基本正确，非常便于阅读。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字仲晦，号有徽翁、晦庵、遁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别号紫阳。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人，出生在福建南剑(今南平)的尤溪县。是宋代理学集大成的人物，他所建的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考亭之学”。朱熹十九岁中进士，曾做过五任地方官，但时间都很短。他的大半生都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建立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广收弟子门徒，传播理学。卒后九年，即嘉定二年，赐谥日文，称朱文公。一生著述甚丰，重要的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四书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本来《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朱熹将之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起来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因引川二程、程门弟子及其他人的说法较多，称“集注”。所以后人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朱熹认为，《l四书》是研习理学思想的入门书，“《四子》，《六经》之阶梯”(2629页)，要想求得古圣人那“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就必须先领会《四书》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认为《四书》比《六经》更重要：“《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428页)因此，他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来编著《四书集注》。朱熹从三十余岁开始收集资料，编写成《四书》的《精义》、《要义》，四十八岁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初稿。此后不断修改，直到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中庸章句》。如此呕心沥血，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四书》纳人他的理学思想轨道中来。这也的确构成了《集注》的一个鲜明特征。对于《四书集注》的价值，朱熹自诩“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437页)，其弟子李性传也说“是《四书》者，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朱子语类大全·饶州所刊朱子语录后序》)这种标榜并不是言过其实的。 《四书》经过朱熹的注解和提倡，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成为士子必读之书，逐渐代替了过去考试经义时《五经》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最早是朱熹在知漳州任上用官帑在绍熙元年刊刻的。此本已不可见，而且刊出后朱熹自己又多次修改，并非最后定本。据朱熹的嫡孙说，定本在朱熹死后曾刊于兴国(今江西兴国县)，但此本现在也不可见。朱熹死后，此书逐渐风行，翻刻者不计其数，为之作疏者也日益增多。明初官修《四书大全》，全录朱熹的注，为此后坊间各本所依，其实并非善本。清嘉庆间吴县吴英、吴志忠父子用多种古本和宋、元人所作疏释本相校，力求恢复朱熹定本的原貌，纠正流传中的错误，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出，是现存各本中较好的。中华书局以此本为底本，用该局图书馆所藏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二年(1142)大字本(简称清仿宋大字本)进行校勘，改正了若干错误并写了校记。……
绪论中国文学古籍有许多的流传方式，其中最主要的除了搜罗完备的总集、别集外，最有影响的则当是历代出现的各种体式的注释本。因为它们不仅是后代读者读懂读通文学古籍的津梁，而且还是存储历代对该作品的具体评价乃至一个时代文学时尚、风气、思想的载体，我们要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文学发展，就不能不对之给予高度的重视。 第一节古籍注释的演进 我国对古籍的注释，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古籍注释有较大规模的系统的发展，则是经书注释兴起以后的事。经，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编著整理的书籍。它们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了国家法定的经典，获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从此，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儒家经典的内容为依据，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也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指南。但经书的内容已固定，它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更不能事事处处完全契合后世封建统治集团的具体需要。因此，必须按照统治阶级的现时利益和不同需求做出新的解释，才能使“法定的经典”充分发挥为现实统治服务的作用。另外，由于经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语言文字、它所记录的典章名物和史实，已与后世读者有了距离。不理解的东西，人们是无法奉行的。为了让人们理解、接受经典，也必须对之加以解释和疏通。于是，随着经书地位的确定，经注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汉代最初被列为经典的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种书籍，而随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扩大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不断扩大。《礼经》在汉代“五经”中指的是《仪礼》，而同时还有两部讲“礼”的书：《周礼》、《礼记》。东汉末年，郑玄为这三部礼书作注，合称“三礼”，它们因之也都取得了“经”的地位；《春秋经》是鲁国的国史，有三部注解它的书，在多数情况下，《春秋》分别与它们合编在一起，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合称“三传”。《礼》有“三礼”，《春秋》有“三传”，如果分开单算，再加《易》、《书》、《诗》，广义的“五经”实际上包含着九种典籍，所以到了唐代就有了“九经”之名。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1)所刻的“开成石经”，在“九经”之外，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和《尔雅》三部书，于是就有了“十二经”之名目。到了宋代，又把《孟子》升格为经，儒家经典的结集才告结束，“十三经”的格局延续至今。所谓“经注”就是围绕以上十三部儒家经典展开的。由于儒家在整个封建时代“独尊”的地位，明经取士，读经做官，成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这就使儒家经典的传授成为教育的核心，“经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基础，促进了经注的发展。《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班固这一论述，准确地说明了封建时代经注发达的社会原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一代的经注有：《易》，施、孟、梁丘《章句》各二篇；《尚书》，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各二十九卷，欧阳《说义》三卷；《诗》，《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二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礼》，《明堂阴阳》三十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毂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各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公羊外传》五十篇，《觳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毂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论语》、《鲁论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说传》三卷；《孝经》，《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杂传》四篇，《安昌侯说》一篇。从以上的著录看，西汉时代的经书注释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与整个封建时代的经学著作相比较，实不过九牛之一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著录古代的经学著作有一千七百多种，但这不包括未曾著录和已经亡佚的著作，以及《四库全书》之后新出的著作，如果把所有的经部书籍都总括起来，其数量是很可观的。特别是经注的对象只有十三种，它与注释的数量的比例同史部、子部、集部古籍与注释的数量的比例相比较，无论就总体、或是个体都是很高的。
无
书皮坏了，不能使用
正在學習
不错，很喜欢，很适合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