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界的活动家
2005-6
北京大学
玛格丽特·E.凯克
246
无
本书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合著，2000年荣获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颁发的格劳梅耶奖，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 本书综合社会运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等多年学科理论，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在书中通过对所选择的历史先例以及人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保护妇女权利运动三方面个案的详尽论述，深入地阐明了自已提出的有关政府组织的理论。本书1998年出版后便声誉鹊起，成为国际关系以及人权、环境保护和妇女问题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
作者：(美国)玛格丽特·E.凯克
总序非政府组织·跨国倡议网络·国家主权——译者前言序第一章 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倡议网络：导论第二章 现代跨国倡议网络的历史先驱第三章 拉丁美洲的人权倡议网络第四章 环境倡议网络第五章 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跨国网络第六章 结论：倡议网络与国际社会缩略语词汇表
书摘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阿根廷，都是由非政府行为体证实了那里侵犯人权的情况，从而引起全球对它们的关注。后来，国际和地区性组织根据非政府组织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发表了报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还成为了政府改变政策的基础。由于国内人权问题非政府组织是网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比如．墨西哥初期的时候，国际人权工作就会大大受到牵制。 如果没有倡议网络的参与，外国政府的压力和国内的政治压力能改变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吗?在这两个个案里，都是只有在非政府行为体确定、记录和谴责了侵犯人权的状况并施压迫使外国政府干预后，外国政府才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施加压力。由于阿根廷采取了秘密镇压的措施以及军政府巧妙的外交努力，如果没有国际网络提供详细的证据和传播信息，其侵犯人权的真相可能会被一直隐藏下去。相比之下，在智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使馆的官员就可以证实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然而，要揭露阿根廷政府对失踪所承担的责任，需要网络中许多部门的艰苦努力和共同合作，如果不这样做，外国政府就不会在外交上向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外国政府初次向阿根廷政府施加这种压力，是在大赦国际发表了详细说明阿根廷政府应对失踪的做法负责的报告后，这时政变已经发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墨西哥的个案中，外国政府几乎二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注意到那里地方性侵犯人权的情况。在这个个案里，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对网络存在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网络关注墨西哥人权问题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在网络存在之前，国际上对1968年屠杀学生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即使网络开始关注墨西哥的人权状况后，国际上仍然没有给予明显的支持。只有在墨西哥国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开始证实墨西哥侵犯人权的情况并提醒媒体和决策者之后(而且只有在举行自由贸易谈判的背景下)，墨西哥政府才开始改善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 网络的存在与网络决定关注某个国侵犯人权情况，是这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改变做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有人认为，对于一些强大的国家，向它们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它们会让那些对其施加压力的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网络活动家承认，对于超级大国们认为对自己国家安全利益非常重要的那些国家，像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活动并不十分成功。因此，目标国的可攻击性是网络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要找到目标国的弱点，要看是否具有可以利用的杠杆(1everage)。美国和欧洲国家为墨西哥和阿根廷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贸易信贷(trade credits)。另外，美国和加拿大正在与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且，墨西哥政府认为，墨西哥要进一步发展经济，需要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使网络获得了多种杠杆，并十分巧妙地加以利用，它游说了几个国家的政府对提供援助设置条件或进行限制、削减，还提出，如果达不到人权目标，就不提供贸易信贷或签订贸易协定。 在讨论为什么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表面上总是“失败”时，人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对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加以利用的典型的军事和经济杠杆。于是，人权网络被迫支持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极端政策。即使在对拉美军事政权实行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时，也从未采取这种手法，而且，对于因为人权问题而取消最惠国待遇，在美国看法也不一致。此外，对于因为人权问题而进行贸易制裁，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领袖们的看法也有分歧，因为很多人认为加强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最终会促进中国在政治上的开放。中国的情况从反面证实了我们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脆弱、压抑和分裂的国内运动，加上杠杆政治无法发挥影响，这些恰恰构成了我们不能指望人权压力成功发挥作用的条件。 但是，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弱小国家未必就更易于对国际网络压力做出反应。例如，海地和危地马拉对国际人权压力的抵制时间，比像墨西哥、阿根廷这样的大国更长。在人权领域，道德和物质压力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引起变化。要改变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需要把原则性观念(principled ideas)与实际目标(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贸易利益)结合起来。不过，如果领导人对合乎道德规范的信息(normative message)无动于衷，多大的物质压力也可能不起作用。只有对人权机制规范已被融入到社会文化中、不愿意被国际社会抛弃的那些国家，物质压力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这点虽然很难予以证实，但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或话语可能会使一些国家比较易于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例如，阿根廷有着自由的传统，有着主要是对欧洲文化的民族认同，以及以维护“西方和基督教文明”来证明军事镇压措施的正当性，这使阿根廷政府更加难以对来自国际行为体的批评置之不理。最近，一些亚洲国家成功地抵制了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它们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念相联系的新的民族认同——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新的民族认同拒绝权利话语，并提出相反的价值观，如应该提倡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强调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观念。大多数拉美国家因为有着较长的自由传统，所以难以对人权话语提出合理的反驳。 人权网络活动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norms)对利益(interests)的胜利。网络之所以能在国家内部发挥影响，是因为当全球性事件对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传统认识提出质疑时，网络有助于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特别是当处在一个全球正在发生深刻变动的时期，决策者不仅常常不清楚国家利益所在，而且也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方式促进国家利益。倡议网络成功地发挥了人权思想载体的作用，在决策者对以往的政策模式提出质疑的关键时刻，将人权思想注入到了政策讨论当中。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承认网络活动以及国家接受和实行人权政策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势单力薄的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影响国家的政策?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去关心其他国家国内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即使这样做会影响到实现自己的其他目标)?对于这些问题，现实主义无法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比方说，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阿根廷施加压力，致使阿根廷背叛美国，不再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向墨西哥提出人权问题，也会有碍与墨西哥顺利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在禁毒行动上的合作。即使是对那些在战略上不那么重要的拉美国家，在人权问题向它们施压，也要付出代价。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遇到它们自己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时，为了实现共同收益，或者避免彼此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它们会相互合作。这些情况被称之为在特定回报结构下进行的合作或协调博弈。但是，人权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套用这种模式。通常如果国家不去理睬其他国家内部的人权问题，就不会招致令人不快的经济或安全代价。 在人权问题上，主要是原则性观念推动发生变化和进行合作。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组织、个人会关心人权，为什么一些国家不考虑(道德)规范和思想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就对在人权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做出反应。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曾指出，这种道德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真实，道德上的相互依赖感导致了人权机制的出现。人权问题与本书中论述的其他问题一样，这种基于道德原则(principled)的国际活动方式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国际网络。P.131-134
本书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合著，2000年荣获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颁发的格劳梅耶奖。本书出版后不久便声誉鹊起，成为国际关系以及人权、环境保护和妇女问题研究领域的必读著作。作者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全球角度出发，以人权运动、环保运动和保护妇女权利运动三方面展开探讨，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理论。全书行文流水，论述严谨，资料翔实，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
无
一起下单买了两样东西，分两次发货，不过总体还是很满意的，书的质量和包装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