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郭沫若与儒教
200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喻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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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自西欧文艺复兴发生迄二十世纪，由实验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带动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使西方列国率先进入扩张性、侵略性极强的工业化现代社会。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则“适当存亡绝续之交，忧患危疑之际”①：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的死难，京城在八国联军蹂躏下的劫后余烬，清朝皇室一次次剜肉医疮式的割地赔款，所有老大帝国的积贫积弱与朽腐无能，已经使屡战屡败的清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戾气磅礴，罔测所届”②，“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③，“残骸枯骨，满目黯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④的国势与民族危亡在即的严酷现实，使西方进化论有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天演公例”，开始以醒目的权威剌痛着当年的国民、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神经。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生之初，正值传统文化“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⑤的社会转型时期，内忧外患的煎逼，既使统治者无法照原样统治下去，也使人民无法照原样生活下去。社会政局的混乱与民族前途的渺茫，已令国人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受侮挨打的家国命运，同自身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中的儒教传统的“落后”、“野蛮”、“愚昧”联系在一起，致使承担了民族失败命运罪责的传统文化，成为思想领域的众矢之的。
本书分别探究王维和郭沫若两位深受传统儒教影响的文学大师的生平及其相关的文学活动，力求透过王、郭二人心海中时有起伏的波澜，去感受下面那更加深邃广大的统信仰的渊潭，进而阐明中国传统儒教信仰的惯性力量，是如何通过天才的作为，藉着西方文化思潮的鼓荡，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进程中发挥作用的。
喻天舒，198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先后获得学士（中国文学）、硕士（世界文学）、博士（文艺理论）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2003，昆仑出版社）、《西方文学概观》（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禅与园林艺术》（2006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合著）、《圣经故事》（2008，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合译）。
前言第一章 儒教传统及其式微中的影响 第一节 “儒学”与“儒教” 第二节 儒教的独特性 第三节 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第二章 “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王国维与儒教 第一节 “天末同云黯四垂”——王国维的时代与其儒教信仰 第二节 “失行孤雁逆风飞”——王国维的文学活动与其儒教信仰第三章 “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郭沫若与儒教 第一节 “我心中磅礴着的大我”——郭沫若早年的新诗创作与其儒教观念 第二节 “性情必真”——郭沫若早期的文学主张与其儒教观念结语参考书目
第一章 儒教传统及其式微中的影响第一节 “儒学”与“儒教”“儒教”一词，在今天的很多学者听来，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顺耳的概念。尽管自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至二十世纪早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这之间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期并经历代衍化发展的儒教信仰体系长期统治着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之大，丝毫不逊色于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所发生的意义，但近现代的多数中国学者却不仅一般地否认“儒”的“国教”地位，而且对“儒教”（因该教以孔子为尊，故有时亦被称为“孔教”）具有宗教性质的说法也颇不以为然。这样的意见不胜枚举，倘举个中要者撮述，则有：（一）在其1899年译出的《支那教案论》—书所加按语的第四条中，严复指出，“儒教”之“教”字的本义，乃“文行忠信授受传习已也”，但“目下所用教字，固与本意大异。名为教者，必有事天事神及一切生前死后幽杏难知之事”，而“孔子不语神，不答子路事鬼之间，不若耶稣自称教主，谟罕穆德自称天使之种种炫耀灵怪也”，“故中国儒术，其必不得与道、释、回、景并称为教甚明”；
《王国维、郭沫若与儒教》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