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2009年12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苏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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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治文化”，定义多多。简单说来，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古代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始终呈多元格局，而统一又是大趋势，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如何在建立和巩固统一国家的进程中，对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与升华？如何运用各种思想、学说为政治和教化服务？如何建立和改进各种制度，以提高统治效率，强化帝国的管理？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努力实践的重要课题。由此形成的思想、理论、观念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并对政治、法律、制度、风俗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是否有脉络可循？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只是我们今天尚未将其摸清而已。根据已有的知识，我们可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历程勾画出一条大致的线索。这条线索从上古到明清一脉相承，不曾中断，又一环扣一环，形成若干发展阶段。其中，上古至春秋是传统政治文化初步形成的阶段，春秋末至东汉初是基本理论的探索和实验阶段，东汉至明中叶是实践和深入发展既定理论的阶段，其后则是传统政治文化因西学东渐而逐步近代化的阶段。这一看法虽然还很粗浅，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出发点。政治文化史研究，和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学科不同，它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上述学科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正是这一点，使得此项研究边界模糊，问题分散，难以把握，但同时也使它能揭示一些从单纯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等角度看不到或看不清的现象。这是此项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一脉相承。本书所揭示的谶纬对东汉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帝国的日常运作及其意义、东晋南朝文化的特点和来源、十六国北朝的胡族政策、唐初对周边民族文化的整合、中晚唐对南朝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赵宋“祖宗之法”的基本精神、宋代士大夫对为政之道的探索和实践、元明政治的君主集权专制特征、宋明之际传统政治文化嬗变等，已大致显现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政治文化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脉络，提出了一些有新意、有价值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础研究有所贡献。
陈苏镇，男，1955年10月出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主要代表著作有《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等。
前言谶纬与《公羊》学的关系及其政治意义 一 释张衡“禁绝图谶”疏 二 谶纬篇目结构的形成和意义 三 “赤帝九世”考 四 “三教”与“五德” 五 谶纬在两汉之际的沉与浮传舍的使用及其政治功能 一 《元延二年日记》所见西汉东海郡及其周边的“传舍” 二 《元延二年日记》所见传舍使用 三 官吏的外繇与传舍使用 四 外地官吏出差与传舍使用汉晋时期的南北文化 一“南人”、“北人” 二 “渊综广博”与“清通简要” 三 南方道教对侨人的影响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 一 护军制、镇戍制与北魏对待胡族的羁縻政策 二 “离散部落”与北魏胡族部落民的编户化 三 尾声：豳州胡族的编户化唐初统治者的政治态度——以太宗朝为中心 一 绪 论 二 唐太宗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取向 三 太宗之文化取向与唐初政治 四 小 结中晚唐的士大夫及其政治态度 一 研究的角度：士大夫的政治态度 二 由贵族、世族官僚到科举官僚演进——以韩柳为中心 三 以韩柳为中心的古文家们的群体意识 四 韩柳对王叔文不同评价的解析 五 结 语“祖宗之法”与两宋政治 一 从“务行故事”到“祖宗之法具在”——北宋前期“祖宗之法”的提出 二 “法祖宗”与“不足法”：北宋中后期的朝政风波 三 “我朝家法，远过汉唐”——南宋时期对于“祖宗家法”的尊 四 “祖宗之法”的诠释与“祖宗”形象的塑造——从北宋中期到南宋后期 五 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的为政之道官箴与《戒石铭》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元代陆学的北传“五德终始”说之终结
插图：这是公元前47年农历四月六日，即汉元帝时，敦煌郡太守等联署发给一位名叫“禹”的司马丞的“传”的抄件。这位司马丞被派到郡内各县查案，执行公务，需要在属县的传舍住宿，因而太守签发了上述介绍信。而悬泉置出土的是禹及其随从经过悬泉置并在该置享用传食或许住宿其中时由置的小吏抄录的“传”的副本，禹等离开后还在副本尾部注明离开的时间与方向。最后的符号“口”属于钩校符，表示某种行为已施行，②在此应指此事已经做过核对，当是其他官吏核校此件“传”文书与相关“传食”账目时留下的记录。汉代在传舍使用上管理的严格与严密可见一斑。同在汉家天下担任郡吏的师饶，离开东海郡治所外出公务，自然也要持“传”。师饶一年中郡内外公出至少有13次，得到13枚“传”。他仕郡为吏多年，因公出得到的“传”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或许公务完成返回郡府时要缴回用过的“传”，③且“传”太过平常了，墓主没有有意保存副本，置于墓中。而该郡的诸“传舍”当时也应保留过类似的记录，可惜亦化为尘土了。还应指出的是，据《日记》，该年中师饶亦曾有29晚在亭住宿，涉足的亭有17个，另有两天分别住在“邮”与“置”。这些机构，尤其是“亭”亦具有一定的食宿设施，如此看来，似乎传舍与上述三机构间似乎无甚区别，后人观念中确有这样的说法：“传舍谓邮亭传置之舍”，①以为这四类机构均有舍，总称为“传舍”。准确地说，此说扩大了“传舍”的外延，并不确切。邮亭传置各有分工与职责主次。传舍接待使者官吏、亭主治安、邮置传递文书。②内地郡县应是分别设置，西汉末东海郡即是如此。③在提供住食宿一点上又可相互补充，其中，传舍设施齐全，④为主，其余只是辅助性的，为次。《日记》与文献中之所以出现不少在“亭”食宿的记载，当与“亭”分布广泛有关——亭有城内的都亭与散布各地的乡亭之别，西汉平帝时全国有县级机构1587个，亭29635个，⑤平均每县18.7个。而成帝时东海郡有县邑侯国38个，亭688个，⑥平均一县18.1个。东海郡下邳县则有亭长46人，当有亭46个，广布县境，最少的县级单位也有2个亭长，即2个亭，而传舍仅一所，如前文提到的下邳传舍，在治所；且亭亦为官设机构，有亭长等小吏。县以下无传舍，一旦官吏公出因各种原因无法抵达县治，只能投宿其中。而9币饶亦曾在若干城内的都亭住宿，如九月十八日宿开阳都亭、十二月十三日宿高广都亭，原因待考。“邮、置”主要分布在邮路上——邮路往往与交通线重合，数量无法与亭比，但也具备简单的食宿设施，可临时投宿。因而后人产生邮亭传置均有舍的印象并不奇怪。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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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很优秀的史学著作，各篇都是各领域内的最顶尖级的学者，其研究水平代表了时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高标准。很值得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学者及史学爱好者的阅读。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有许多在现代得到了完整的利用和在发挥。看了一点点，能看出作者的功底是我们一般的学习者所羡慕不及的。
学习一下前半段的中国政治史
政治文化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尤其如此。
这本书选的文章是有代表性的，基本覆盖了各个朝代。
但是传统史学的痕迹还是有些重，但开拓之功不容抹煞。
这本书我受益很多，对它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