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案·法律思维
2010-2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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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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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是中国法学教育界长期以来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但究竟如何才能在法学教育上落实？这其实是中国当代法学教育恢复发展三十年来一直令人困扰的一个问题。传统的法学教育集中关注的是有关法律的“系统”知识，分门别类，实体法，程序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这种系统的教育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法学研究，对于初入法学的人；但在法律实践中，则暴露出一些问题，因为现实中的立法和司法问题从来不是分门别类的，而是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学院内的系统知识在法律司法实务中反而变得不系统了，零碎了。当代中国法律人的实践能力其实更多地是在法律职业市场上培养的，法学院似乎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按照原来的法学教育规划，无论是影响中国法律最大的欧洲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体制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恢复性法学发展，法学院确实没有多少责任和义务教授实践中的法律；也没有能力——在一个没有多少司法实践和律师实践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这种能力。 但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法律职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对法学院提出了这种要求，并且日益强烈。1995年开始的法律硕士的教育培养就是基于这一社会需求的回应。然而要转变、改善这种法学教育传统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尽管所有的法学教师都指向案例教学，指向美国式的所谓苏格拉底教学法，但实践起来也是问题一堆。 首先是案例的问题。由于教义学的传统，迄今为止法律教学中使用的所谓案例大多是高度简化的，是为了说明并帮助学生理解某个已有的法律概念或命题，而不是借助案例来发现复杂的法律问题，拓展法学的视野。借助美国的案例也有困难，毕竟法学传统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许多概念和命题也不同，很难直接搬用或套用。
这本书是一次崭新的尝试，它不仅汇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重新整理的案例分析文本，更是首次展示了他们在文本背后的思考路径。在这里，你会读到比以往的案例评论文稿更多的内容。
关注细节，无论是事实的还是规范的，这是法律分析的起点；关注知识的勾连与综合，无论是部门法学知识还是法学以外的知识，这是现实丰富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对法律人提出的挑战。
这本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告诉你，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们是怎样关注细节、综合运用知识，回答中国的问题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组编，沈岿、金锦萍、张智勇 执行主编
序
体例说明
史海钩沉
新会田坦案
一案众议
私法之域
公法之域
程序法治
致谢
在提交给清代州县官的案件里，属于“自理词讼”范围的“户婚田土”纠纷占了相当比例。就清代主要的成文法——《大清律例》而言，关于“户婚田土”案件处理的法规主要集中于“户律”部分，其中能够普遍适用的律和例本就寥寥无多，对它的理解是不太需要高深律学修养的。在那个相对简单和静止的农业社会，就是这有限的规条在州县官的审理实际中还未必能够全数用上。被赋予处理这类“细故”案件的州县官虽多属科举出身，考虑到科举与通行的“常识”并非必然矛盾，故仅以此就断定他们不能胜任的说法值得商榷，至少在“细故”案件的处理方面是如此。其实，就是“法”，尤其是那些关于“户婚田土”的规条，又何尝不是“常识”的简单抽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宗智对清代地方民事审判中在理解“理”和“情”方面，赋予了它们更多的常识含义。⑥剩下那些少量需要州县官向上级作出审断意见的刑案而言，要理解并正确运用那些繁杂的法条，确实需要专业化的知识。但州县官可以将这类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委托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幕僚来处理，即便偶尔出错，其上司与他们同属于科举共同体成员，在将秩序的维护作为首要考虑问题的前提下，似乎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苛责。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命盗重案，最后还有中央刑部的律学专家把关，只要案情清楚，起码的公正还是有所保障的。到这里似乎可以推断出清代州县官司法，最需要的只是“常识”，而非专业的律学知识。但这仅是建立在一定推理之上的“假设”，尚须进一步的求证。 如何进行求证工作呢？固然，在传统中国州县司法档案被陆续发现的情况下，具备了将这些案件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的条件。但笔者考虑到，如张伟仁先生的告诫，“用审判记录研究法制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很大数量才能挑选出确实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否则便不免有偏颇之虞”⑦。在现今的资料条件下，数量可能不是问题，但代表性，尤其是地域的代表性依然不足。再者，对多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只能触及“面”，而不能深入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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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当网找书中无意发现的一本书，看完介绍应该是一本对法律思维的突破，所以决定买来看看，又因为我是个读法学专业的，希望对自己能有帮助~
不错的评论，合理的解释，对于学法律的我深有帮助
学习名师对疑难法律问题的观点，受益匪浅！
是本不错的法律书籍。。
本书分析案例的方法需要仔细品味。介绍案例的文字那么多，书的价格就显的高了
非常适合法学专业的人士看，内容丰富，可以收获很多东西
别人推荐的，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