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革命
2013-1
北京大学出版社
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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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以革命中普通人的命运为关怀，采取政治、社会、思想的多元视角，讲述了辛亥前后的几个有趣小故事：改革搅动社会权力格局引发威远民变，成都百姓头顶光绪牌位请愿而被川督枪杀，同志军首领成为烈士却没有凶手归案，未亡人巧妙地将革命和同志写入家乡历史。这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四个片段，也是生逢革命者的生活传奇。其中，传递出从清末新政到民国肇造的历史信息，引人深思革命中的人生三味。
孙明，1979年生，辽宁北镇人，1997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
第一章 “新则毁旧，旧则毁新”——宣统元年四川威远团保变乱案本末第二章 “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兼说成都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性皇权符号第三章 烈士的正名——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第四章 将革命写入“里史”——曾学传纂修《民国温江县志》臆解附录政策与论说：学堂与私塾的两重竞争——清末直隶改良私塾的思想史分析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后记
“中年以后，他的体力支持不了，便把主要的采矿和种地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大儿子刘勉斋和二儿子刘福安，他自己每天赶着一头黄牛驮运铁矿到桥板沟、连界场铁厂里交称。”厂矿是个小社会，威远的厂矿也是哥老会活跃之所。光绪二十年（1894）时，川省矿务尚未兴起，川督刘秉璋便曾结合前任丁宝桢的“教训”奏道：“川省众所指称矿产多在番夷境内，且自兵灾后，腹地伏莽未净，会匪、咽匪时虞窃发。前督臣丁宝桢于光绪九、十两年（1883、1884）间试办矿务，不独无利可取，且几外酿边衅，内炽匪氛，旋即停止。”民族及“边衅”问题姑且不论，矿场与秘密社会的关联确是灼见。具体到清末威远的情况，亦为刘秉璋所言中。刘香亭因家贫而采矿，由采矿、送矿而在“袍哥码头”加入哥老会，既表征了哥老会借着乡土社会的人员流动而铺展网络，也说明了矿业对威远农村社会的影响。哥老会桥板沟码头有大仁会、大义会、大礼会、大智会四个“堂口”，刘香亭是大义会堂口的“舵把子”。作为义字堂口的掌舵，刘香亭有相当的号召力，“当地大都知道刘香亭常自豪地说：‘我随便到哪里，只要喊一声恭喜发财，叶子烟就有四十八皮，可以摆个小小的烟摊子。’” 据笔者所见材料，没有对清末威远团保组织结构的可靠记载。结合此次案件反映的情况及采访材料，大体情况是每场设一保总，其下依次为保长、团首和甲长。刘香亭被公举担任甲长多年。周善道根据采访所得的一段总结很能反映民举官任的甲长刘香亭的角色：“清王朝设保甲，一面为的是防止人民反抗，一面为的是便利征收税款，但人民对团首、甲长中一些人的希望，是在消极方面也要有应付官府的绐、骗、推、拖的能力和办法。这本是一个矛盾。若果有人站在群众的立场，对群众的利益能够担当担子，甚至于坐牢杀头都担当下来，那是人民最爱戴的自己的首事人了。刘香亭作甲长，正是平时在一些事实中，经过群众考验，由人民公举出来的。”刘信临去世时，刘香亭已经二十四岁了，他是否曾从祖父那里习得团保系统基层领袖为人处世的一招半式，我们不得而知却是可以想象的。 ……
清末的造反者刘香亭引出的问题是，行政与社会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如果行政改革的影响不仅限于行政领域，又当如何思考新政与革命的关系？ 头顶先皇光绪牌位的成都市民拉开了革命的大幕。他们为何敢于挺身而起？大运动中，是否也隐含着市井的逻辑？ 读着侯宝斋案和胡驭垓案的卷宗，我不禁感慨，为何革命烈士的正名如此不易，缉凶更是难上加难？新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革命改变了社会吗？ 曾学传将革命写入历史，是失望后的希望，是现实中无力时的斯文一搏。那么，创史者和写史者是什么关系？革命和革命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革命的跌宕与日常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 在这些问题之上的是，生逢革命，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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