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
2010-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魏杰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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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厚爱，《转型中国:难点与路径》行将出版。为了选编好《转型中国:难点与路径》，我苦苦思索了近两个星期，最终确定了这样几个选编原则：第一，我的学术观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构成了我的学术文章的主体。《转型中国:难点与路径》以我国的改革开放为主线，选编了我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的文章。
魏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市人，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1979年大学未毕业提前考入西北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2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西北大学任教。1984-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博士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6年6月起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中国国有资产学会副会长等职。1999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及公司治理等问题，出版20余本专著，发表论文300余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和引用。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图书奖等。
第一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进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不同阶段的任务和历史使命 一、新体制大规模建立时期的任务和历史使命 二、新体制磨合期的任务和特点 产权制度改革与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 一、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创新 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与混合经济体制的形成 三、非公有经济发展与财产制度改革的新 四、非公有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国有资产的目标 二、国有资产的形态转化 三、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 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 一、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 二、人力资本的约束机制 高成本时代与中国经济转型：兼论节约型经济 一、引言 二、丧失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分析 三、高成本时代的策略选择 四、结语 经营城市的思考 一、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基础 二、以效益提升为目标 三、以人文关怀为原则 四、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 五、以各种经济成分为动力 六、以全方位开放为基点第二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 摩擦与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与收入差别 一、如何在改革中理性地对待收入差距 二、收入差距对需求约束的影响 三、收入差距的调节与个人所得税体制 结构变迁、财政转型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路径 一、引言 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 四、研究总结 行政制约、二元化困境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一、引言 二、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内外部机制及真具体模式 三、中国教育发展的问题解析：市场化的误解及“二元化”困境 四、教育体制的改革对策：总体思路与具体机制调整 基尼系数与中国现实的碰撞 一、引言 二、现有理论的综述和评价 三、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实证分析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法治社会的科学解释 一、法治社会首先表现为契约社会 二、法治社会的基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司法公正 建立科学的经济利益和谐观 一、差异性和谐与平均主义和谐 二、奋发性和谐与福利主义和谐 三、自比性和谐与互比性和谐 四、相对和谐与绝对和谐 五、动态和谐和静止和谐 民生不是简单的福利主义 一、民生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二、关注民生首先要扩大公共产品范围和实现公共产品享受均等化 三、关注民生的重点是优化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四、关注民生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五、关注民生需要全社会形成共生与和谐意识 六、关注民生是关注各个社会阶层民生的社会民生行为 不能将危及公平的帽子戴在效率的头上 一、效率与公平根本不可能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二、市场化收入分配过程充分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相结合 三、权钱交易和行政性垄断危及了公平 协调多元化利益群体格局的基本原则 一、共识共赢原则 二、公平公正原则 三、国家超越原则 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基本措施 一、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三、加速法治建设 四、完善社会组织 五、增加捐赠渠道 六、加强舆论引导第三篇 中国转型中的企业改革 中国企业改革的若干要点：1978-2008 一、企业制度问题 立身哲学 企业影响政府的轨迹选择 企业自主创新的几个关键问题 民营企业接班问题的思考 民营企业如何实现交接班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问题 房地产与金融风险的几个问题 出口导向型经济与“胀死” 中国保经济增长的几个争议问题 中国经济保增长的若干问题思考后记(上)：在改革中成长后记(下)：为改革鼓与呼
2.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就开始触及市场经济问题，但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并不直接提市场经济，而是强调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将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范畴来批判，不允许公开讲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人们似乎从实践中已经感知到我们必须要搞市场经济，但又因为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不能在全党意识上突破市场经济这个理论禁区，因而曾经在党的决议上有过三个不承认市场经济，但又试图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的提法，一个是1978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个是1984年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个是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其中后一个提法当时因为有主张市场经济之嫌，所以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批评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时候，这个提法就又被放弃了，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上。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这个理论禁区在当时是不允许染指的。 因此，在这段时间，当时主张中国要搞市场经济的同志的理论表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不过，他们的观点一般很难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另一种是变相地主张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他们将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当作与市场经济相同一的范畴来使用，将计划经济当作与宏观调控相同一的范畴来使用，强调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把计划经济的作用限定于宏观调控的范畴之中。我曾详细地拜读过这些同志的论著及文章，他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和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在内容上并无任何区别，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他们所讲的计划经济和现在人们所讲的宏观调控在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上有些差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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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是我喜欢的经济学家，他的书我基本拜读过，都有收获
魏杰的书就是适合老百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