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研究
2010-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崔希福
292
无
当前，制度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或一个众所关注的热点，不仅学术界关注，甚至普通百姓也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制度本身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功能和价值，还因为制度问题是历史演进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归结点。几乎所有的革命，都以制度变革为最终诉求，马克思更是以社会发展的五形态或三形态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更迭，其考察的中心也围绕制度问题展开。西方学者或政治家在谈及西方文明时，无不自豪地提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所给予西方文明的馈赠，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生生不息、长变日新的存在之源。在当今世界，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制度被一些人当成典范性的制度范式在全球范围推广，并作为所谓普世性的现代性特征或标尺席卷全球。甚至这一套在金融危机倍受打击的情况下仍有人把它奉为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化、现代化以及是否给予一个国家优惠政策、判定其是否是西方盟友的标准，或者是否承认某一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先决条件。一些在西方求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则更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发展的成功与否，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较好地吸纳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从而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生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来，以此来应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和多元化现代性社会诉求。
当前，制度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或一个众所关注的热点，不仅学术界关注，甚至普通百姓也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制度本身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功能和价值，还因为制度问题是历史演进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归结点。几乎所有的革命，都以制度变革为最终诉求，马克思更是以社会发展的五形态或三形态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更迭，其考察的中心也围绕制度问题展开。
第一章 唯物史观制度理论的凸显 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对唯物史观的挑战与启示 二、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三、制度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第二章 制度的内涵与构成 一、唯物史观中的“制度”：社会结构的规范化形式 二、制度：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 三、制度：利益关系的对象化形式 四、制度的类型：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第三章 制度起源的实践基础 一、生产实践：制度的发生论根据 二、交往实践：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 三、制度：“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第四章 社会发展的制度维度 一、制度：传统社会发展观缺失的一环 二、制度：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制度：社会发展理想目标的实现机制 四、制度：社会力量的整合机制 五、制度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根本第五章 人的发展的制度条件 一、制度演进与人性之嬗变：对人性的制度分析 二、制度：作为利益实现机制为人的发展提供现实基础 三、制度：为“人的类特性”的发展提供现实空间 四、制度：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机制 五、制度：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要条件 六、制度建构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第六章 制度变迁的动力 一、自然选择在原始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二、生产力动力论：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 三、利益冲突论：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第七章 制度变迁的规律 一、社会制度变迁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规律 二、社会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相统一的规律 三、现代社会制度变迁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规律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制度是人的实践活动对象化的产物，它以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为基础，并随着社会关系的产生而形成。这是唯物史观关于制度起源的基本观点。制度是人创造的，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的活动大体上有两种划分方法。①一种是以物质和精神为基本尺度的划分。通常我们把人类的活动分为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大类，这是一种传统的分类法，这种划分侧重于人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即把具有物质性的内容和结果的活动划为一大类，把具有精神性的内容和结果的活动划为一大类。而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相对来说是人类活动中稳定的、静态的方面，因此，我们把它称之为静态的划分方法。物质和精神的二分法，在很多场合下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但人类活动除了这种静态的划分方法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态的划分方法，即以生产和交往为基本尺度的划分方法。这种分类侧重于人类活动的形式和过程，即把具有生产性的形式和过程的活动划为一大类，把具有交往性的形式和过程的活动划为一大类。相对来说，活动的形式和过程则是人类活动中多变的、动态的方面。因此，我们把这种划分方法称之为动态的划分方法。这是一种更具有现代意味的分类法。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而完成的。可以说，本书是我近几年来研究制度问题而写就的阶段性成果。本书的标题并不表明我详尽无遗地研究了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的所有问题，我只是对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梳理和探索，并无意更不奢望建构其理论体系，因此本书并不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书的研究仅是抛砖引玉，具体的研究工作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展开。从博士论文的选题、构思到写作、定稿，从本书的修改到出版，始终得到了导师杨耕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虽有“名师出高徒”的俗语，但我师从名师，却未能修炼成先生的高徒，有失先生所望，于心甚为有愧。尽管如此，我跟随先生三年，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受益匪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拿出更多、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应是对先生最好的报答。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齐振海教授、袁贵仁教授、韩震教授、朱红文教授、王成兵教授、吴向东教授、兰久富副教授、沈湘平副教授对我的论文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见。
《唯物史观的制度理论研究》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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