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评传
1998-12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锦全
305
225000
无
匡亚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 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陶潜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本书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知人论世，根据晋、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和学术思潮的影响，结合陶潜的家世与生平，对形成他的思想的外在条件作了概述。进而探讨他的自然观和人生哲学，并通过研究其诗文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刻画出作任真自得、直道而行的为人。最后对陶潜思想作出总结性的评价。
李锦全，广东东莞人，1926年生。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主席团委员，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广东岭南理学研究会会长，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多年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陶潜的时代 一、中原社会大动乱与北方人士的南迁 二、东晋立国后的内忧外患 三、在各种矛盾交织下晋、宋王朝的交替第二章 陶潜的家世与生平 一、先世渊源 二、家道盛衰 三、生平经历第三章 时代思潮与学术环境 一、儒家经学的学术演变 二、玄学的分化及其历史作用 三、道、佛思想的流变及其社会影响第四章 陶潜的自然观与人生哲学 一、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无神论 二、儒、道兼综的自然本性论——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三、从新闻片初学者自然到归根宿命的自然命定论 四、乐天知命的人生价值观第五章 陶潜诗文的思想内涵 一、固穷守志的耿介品格 二、关心国运的悲愤抒怀 三、归隐田园的矛盾心境 四、平民生活的率真感情 五、桃源风貌的社会理想第六章 陶潜诗文的艺术风格 一、淡泊自然的朴实诗风 二、丰富多彩的艺术境界 三、后人对陶潜的品评及所受到的影响结束语 对陶潜思想评价的总结附录 陶潜年表 参考书目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后记
第一章 陶潜的时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魏晋南北朝是介于秦汉与隋唐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从东汉末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算起，中原地区开始军阀混战，到公元208年赤壁战后，三分形势初步形成。其后魏、蜀、吴相继建立国号，到公元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晋王朝得到暂时统一。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变乱，刘渊自立汉国，其后刘曜先后攻陷晋都洛阳、长安，晋怀帝、愍帝相继被俘。 公元316年晋王朝灭亡，镇守建康（今南京）的宗室司马睿于317年被推戴为皇帝，历史上称为东晋（317—420年），其后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均在此建都，是谓南朝。北方则在西晋亡后，各少数民族纷纷割据自立，史称为“五胡十六国”。到公元439年，才由魏统一北方，史称北魏，与南方的刘宋对峙，是谓南北朝。后来魏分成东、西魏，分别由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公元577年周灭齐。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称帝建立了隋王朝，公元589年南下灭陈，中国重归统一。 从东汉末军阀混战开始到隋王朝的统一，历时将近400年。其间除局部地区或暂短时期稍有安定外，基本上是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陶潜生活在东晋后期到宋初（365—427年）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这个时期社会动乱的影响。 一、中原社会大动乱与北方人士的南迁三国时期的社会战乱使人民深受苦难，因此西晋的统一本应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但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先是内部出现所谓的“八王之乱”，内忧招来外患，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纷起割据，晋王朝为刘氏汉国所灭。接着中原地区出现所谓“五胡乱华”，即各少数民族列国之间的混战，使中原的经济、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冲击，因而当时居住在中原的人士被迫大量南迁，其中一些强宗大族凭借自身的优势，南下后仍在争权夺利，从而加深南方人民所受的灾难；但同时北方人的南迁，对南方经济的开发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晋后期所以出现中原社会大动乱，首要原因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司马氏灭蜀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对久经战乱的劳动人民来说，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恢复社会生产应该是有利的。史称“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①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 但是代表世家豪族势力的西晋政权，从开国皇帝司马炎算起，就导引出荒淫奢侈之风。史称晋武帝初即位时，“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矫以仁俭”，但这种矫情并不能长久维持，为着皇帝个人淫乐，朝廷两次诏取大量从公卿到民间的女子入宫备选。甚至“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嫁娶”，为皇帝选宫女任务未完成，全国人民都不许结婚，可谓专横至极。而被选入宫的，却弄到“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②但武帝还不满足，平吴后又把孙皓的五千宫女没入宫中。史称“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③封建时代，后宫号称是佳丽三干，而武帝时却将近万人，算得是空前绝后了。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④终于送了自身性命。 上行下效，荒淫逸乐，当时在一些高官豪富之家也成为风尚。如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绣之徒以奢靡相尚”。他与王恺斗富的故事，更在历史上知名。石崇后为孙秀所杀，“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⑤他生前贪财好色，奢侈无度，终得到如此下场。 西晋时奢侈之风，当然不限石崇一家，何曾家族或许更为典型。何曾早年在魏国任职，曾上疏主张“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 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元，悦以使人”。他还要求当郡守的做到“上当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当兴利以除其害”。何曾本人则以“性至孝”著名。傅玄称赞他“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①将他说成是士族中仁人君子的代表。 但是两面派何曾，还有他另外的一面。据史传记载：其为人“外宽内忌”。贾充当权时，“卑充而附之”。贾充与庾纯争论时，他“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可见其声誉不佳。还有他以豪奢著名。史称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刘毅等人几次劾奏“曾侈伏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②其实当时奢侈之风是君臣一体，只是何曾在上疏中关心为国为民，说得那么好听，而将他言行一对照，又更显出当时士族的伪君子面目。怪不得何曾死后由礼官“议谥”时，博士秦秀建议“谥为缪丑”，可见他在朝廷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了。后来陶潜写《感士不遇赋》，说到“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不正是对这种时代风气的写照吗？何氏子孙的豪侈，似乎还得到家传。何曾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何劭的庶兄何遵，“性亦奢侈”。何遵四个儿子，都是表现为“奢侈过度”，“居乱而矜豪”，使到“乡间疾之如仇”。这个侈豪矜傲的家族，到“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①与西晋政权同归于尽。 西晋政权的腐朽，东晋人干宝作《晋纪》，在总论中有一段概述，范文澜曾用显浅文字摘取大意，现转录如下。 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像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上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位。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②很显然，由这群贪财好色、争权夺利的人去管理国家，结果只会祸国殃民。西晋王朝从当时来说虽是亡于外患，而祸乱是起于内争，在中国历史上是谓“八王之乱”。 如众所周知，司马氏是从曹魏内部夺取政权，晋武帝认为这是由于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的结果。他为要吸取这个教训，史称“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①这是类似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公元265年，封皇族27人为国王，其中有5个大国，6个次国，其余为小国。大国有民户2万，置上中下三军，兵5千人。次国有民户1万，置上下2军，兵3千人。小国有民户5千，置1军，兵1千5百人。国中文武官员，受封诸王还可以自行选用。分封的本意当然是为屏藩晋室，但各封国既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如中央不能驾御时，或某王到中央掌权而其他不服从，就会成为争夺祸乱的根源。后来事实的发展就是这样。 晋武帝除大封皇族宗室外，还着眼于扶持外戚的势力，通过与高门士族联婚同时提高自身司马氏的门第。如司马昭娶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并给司马炎聘弘农郡华阴的杨艳为偶，即后来成为晋武帝的杨皇后，杨后病危时又要求武帝续娶她从妹杨芷为后，因为华阴杨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故武帝愿意和杨家作政治联婚。他娶杨芷为后便将她父亲杨骏提升为车骑将军，想与皇族一道成为辅助帝室的两翼。但后来事实与武帝的希望相反，杨氏却走着东汉末年外戚擅权的老路，在武帝身后成为引发内乱的起点。 西晋朝内的变乱，还由于武帝继位者不得其人。杨皇后生子司马衷，一向是个白痴，即后来的晋惠帝。据说武帝曾想废他别立皇子，由于杨皇后及一些大臣，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所谓古训，阻止废立。但武帝一死，白痴儿子继位，朝政就不可收拾了。 公元290年，晋武帝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杨皇后却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祸乱就从宫廷内开始。公元291年，贾皇后（惠帝后）杀杨骏，夺得政权。初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却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蔓延到宗室诸王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贾后，301年又废惠帝而自称皇帝。导致齐王司马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颞各起兵攻杀司马伦，随人摆布的惠帝又告复位。接着长沙王司马义及东海王司马越又加入夺权行列，由是变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公元306年，司马越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并由亲信人加以监视。公元311年司马越死，所谓“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的家庭中，父子兄弟之间为争权夺位，互相残杀是有的，但历时20年之久的反复较量，实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八王最后虽是同归于尽，但带来的祸害却难以估量。范文澜在概述这段历史后评论说：“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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