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记学
2009-5-1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杨正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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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记学》对传记进行全面考察，以传记和自传的标准形式为主要对象，兼及各种边缘形式和扩展形式，在传记本体、传记形态和传记书写三个层面展开论析。《现代传记学》吸收了国内外传记研究，特别是20世纪西方传记理论以及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总结了中国和西方传记史上经典作品的写作经验，建立了一个传记理论体系。
导论：资源与原则上篇 传记本体论第一章 传记的本质第一节 概念与定义1．“传记”的起源2．历史还是文学第二节 人的真实与本真1．真实：传记的生命2．真实的相对性3．虚假：传记的顽疾4．“传记家的誓言”与“自传契约”5．传记同历史学的比较第三节 传记与文学1．传记同小说的比较2．传记中的艺术因素3．传记的界线第四节 传记：一种文化1．文化的产品2．时代精神的表征3．文化传统的载体4．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传记第五节 传记与记忆1．记忆的组织2．记忆的选择与赋形3．模式化倾向4．记忆中的互文5．记忆与真实第二章 传记构成第一节 个人的历史1．传记的整一2．意义的发现3．背景与情境4．人生故事第二节 个性的展示1．个性与身份2．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3．传记冲突4．轶事与细节第三节 解释传主1．传记解释2．解释：人文关怀3．解释的方法4．方法的比较5．解释与真实第三章 传记主体第一节 传记家：书写主体1．传记活动中的主体2．书写权力之一：传主的选择3．书写权力之二：传材的选择和使用4．目标与身份第二节 历史主体1．对话与协合2．传记家与历史主体的一致3．同情与认同4．移情5．传记精神的极致第三节 文本主体1．传记家的印记2．文本主体的可变性3．文本主体的时代化4．文本主体的文学化5．文本主体与历史主体第四章 传记的功能第一节 人性的纪念1．自恋及其超越2．“认识你自己”3．人道的纽带第二节 人生的示范1．道德教诲2．励志教诲3．真实的力量第三节 认知的快乐1．人的宇宙2．缤纷的世界3．作为认知手段的传记中篇 传记形态论第五章 他传的范畴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记的分类1．史传2．杂传3．故事传记4．年谱5．书传6．类传7．人物表8．言行录第二节 形式的划分1．短篇传记2．长篇传记3．中篇传记4．集合传记第三节 传主身份的划分1．英雄传记2．圣徒传记3．名人传记4．明星传记5．平民传记6．作家传记7．女性传记第四节 性质的分类：单纯传记1．传记工具书2．资源传记3．文献传记4．历史传记5．标准传记6．文学传记7．通俗传记第五节 性质的分类：复题传记第六章 自传第七章 私人文献：边缘自传第八章 亚自传第九章 形态的实验与扩展下篇 传记书写论第十章 书写的准备第十一章 传记中的虚构第十二章 文本的完成主要参考书目中英文人名对照与索引后记
第一章 传记的本质 什么是传记？这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步形成、而且至今争议甚多的概念。大体上可以说，传记是某一个人物的生平的记录；从其文类考察，传记同历史学和文学都有相通之处，但又各有原则的区别；从其属性考察，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体现；从其发生考察，传记是对一个人的纪念。从这些方面人手，可以获知传记的本质。 第一节 概念与定义 1．“传记”的起源 人们对于“传记”的认识是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晏子春秋》和其他一些最早的中国传记作品都没有用“传记”或“传”这样的称谓。“传”一词虽然在先秦典籍就已出现，但其含义却有多种，包括记载事件、阐发论点和解释经文等，都可以称“传”，比如《左传》传说就是左丘明对孔子编订的《春秋》的注解和阐释。人物传记只是“传”的含义中的一种，而且也不是主要的一种。司马迁写作《史记》，用“传”指称写人物生平的作品，但其含义仍然不是十分明确，比如，《史记》中“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篇，分别写东越、朝鲜、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和大宛的历史，属于民族史著作；货殖列传”虽然也提到一些古代商人，但主要是一部经济学或经济地理学著作：这几篇虽有“列传”之名，但都不是人物传记。不过总体上说来，把“传”当作一种以一个具体人物为对象的文类，从司马迁这里开始了，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 同“传”相关的“传记”一词最早在汉代出现，但在不同的典籍中，其用法也很杂乱，比如班固《离骚序》：“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这里说的“传记”就并非专指人物传记。到了唐代，秘书少监颜师古为班固《汉书》作了注解，其中这样说：“自女娲以下，帝鸿以前，诸子传记，互有舛骏，叙说不同，无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号而已。”颜师古所说的“传记”指人物传记。不过以后的中国典籍中大体上是把“传”和“记”分开的，“传”写人，“记”写事，即“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③。 自《史记》、《汉书》开始，中国一般是用“传”指称传记作品，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中第一位对传记给予极大重视的学者，他也写作了大量传记作品，这些作品除了《王荆公》等个别例外，其他都用“传”为名，如《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南海康先生传》等。在说到中国传记作品时，梁启超有时用“人的专史”的说法，但基本上是依据中国历史学传统，采用“传”字。不过在总称传记作品、特别是涉及外国作品时，梁启超也常用“传记”一词，比如他说：“一个人做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又说：“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⑤。其名作《李鸿章》一开头就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 梁启超之后，现代汉语中的用法逐步规范，一般说来，“传记”是一种文类的全称，是一个集体名词，而且其范畴越来越大，包括了各种形式的他传和各种类型的自传；不过有时“传记”也用于单一的作品，比如胡适写过一部《丁文江的传记》。至于“传”字，由于长期使用，已经受到种种历史限定，其含义比“传记”窄得多，通常用于指某一具体作品和中国古代传记作品，并且专指他传。 在西方“传记”概念的形成同样经过相当漫长的阶段。希腊时代出现过伊苏格拉底的《埃拉格勒斯》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回忆录、罗马时代出现过三大传记家，但是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都没有“传记”一词。普鲁塔克的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传”字是后代人的意译，他在这部著作中，把一个希腊人物同一位罗马人物并列在一起，以便进行比较，著作的原名是Bioi paraleloi，其中的paraleloi词是英语中parallel的词源，具有“并列”、“平行”的意思。bioi一词则是英语中life的词源，具有“人生”、“生平”或“叙述生平”等含义，并非专指作为一种文类的传记。普鲁塔克的书名如果直译，其含义是“并列的生平叙述”，并无现代意义上的“传记”含义。普鲁塔克是西方第一位伟大传记家，已经具有一定的传记意识，他声称“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物生平”①，他自觉地把“人物生平”同“历史”区分开来，但是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作为文类的“传记”概念。 直到l683年，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为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英译本写作序言时，才第一次使用“传记”（biography）词。其中词头bi0来自拉丁语bios，意思为“生平”，词尾graphy来自拉丁语9raphein，意思为“写作”，这一新词在英语中相当于life-writin9的意思。至此，传记一词在英语中正式出现了。②此后，它在法语、德语、俄语等欧洲主要语言中也先后出现。 2．历史还是文学 传记一词出现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什么是传记？对其内涵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其中长期争议并延续至今的一个问题是：传记属于历史还是属于文学。德莱顿认为传记是历史学的一种类型，他说： 历史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连续大事记或编年史；可严格称谓的历史传记或特定人物的生平。 德莱顿是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语中第一个使用“传记”一词的人，他把传记看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的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定人物生平”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长期被看作对“传记”的一种经典的表述。 这种情况中国和西方基本一样，在很长时期里传记也是被看作历史学的一种。中国是历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家，从西汉开始，国家就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承担编撰历史的任务，《史记》作为第一部所谓“正史”，其中主要采取“纪传体”，即人物传记的形式，也就是说，中国官方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记。虽然编年体形式的历史学，中国也出现了《左传》、《资治通鉴》这类名著，但是传记是钦定历史学的主体，影响要大得多。至于民间写作的历史著作，即所谓“野史”，也有许多采取传记体的。总的说来，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中，传记属于历史学，这是没有争议的。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这个世纪，西方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学理论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传记同历史学有原则的区别，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们开始把传记从历史学分离出来，把它归入文学。比如1886年一位美国学者菲力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1835—1893）提出：“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①布鲁克斯不但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颇得美誉的牧师，他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传记被归入文学的范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英国《牛津字典》对“传记”的定义。有大批专家参加，经过长达70年的筹备和艰巨的编撰工作，《牛津字典》初版于1928年，这是英语世界权威的工具书，其中把传记界定为——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② 这一定义把传记确定为文学的一种分支，但是实际上又承认传记同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定义到21世纪初期大体上仍为《牛津字典》的最新版所沿用，传记仍然被列入文学的范畴，这代表了英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正统观点。 此后，另一部权威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也采取了相似的学术立场，并一直延续至今。它在“文学艺术”条目下将文学分为诗歌、虚构性叙事、戏剧以及其他文类，在“其他文类”中则包括了“传记文学”，并对“传记文学”作了这样的定义：作为最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它吸收各种材料来源、回忆和一切可以得到的书面的、口头的、图画的证据，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者是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① 在这个长条目中，提到世界许多民族在各个不同时代里的著名传记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和罗马塔西佗的《编年史》，这两部也是公认的历史学著作，这一条目强化了传记属于文学范畴的观点。 20世纪西方一些著名传记家，如英国的里敦·斯特拉奇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德国的斯梯芬·茨威格、美国的里翁·艾德尔等，他们都是文学作家，也把自己的传记写作看作是一种文学活动，他们的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 同西方学术界一样，中国学术界关于传记属性的看法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梁启超是中国旧学和新学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在1902年发表的史学名篇《新史学》中，把中国传统史学分为10种，其中第六种为“传记”，同年，他把日本历史著作分为8种，其中第八种也是“传记”。在他晚年的著作、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仍然把传记列入历史学，他对传记的要求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②，这也是他对历史学的规定。后期的梁启超虽然仍然是把传记归人历史的范畴，但是他对传记提出了这样一些要求：“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个人的个性。”③他在这里所对传记所强调的是写出性格和个性，这实质上是对文学的要求，梁启超在不自觉中已经把传记向文学靠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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