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学之间
2011-2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宏志
374
314000
无
本书所收的文章不算太多，只有九篇。当中有两篇收录进《重释“信达雅”》，而余下七篇大部分都不是在内地的刊物上发表的，有的文章完全跟文学无关，例如通事及同文馆这两篇便不涉及文学，但也有重点讨论文学史上的翻译现象，如讨论晚清对西洋小说的接受以及有关卞之琳的两篇。这就是本书以《翻译与文学之间》为名的原因。本书由王宏志编著。
王宏志，香港大学文学士(荣誉)、哲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中文及翻译研究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导。主要研究范围：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中国翻译史和香港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包括：《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香港史论述》、《鲁迅与“左联”》、《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新月·文学史》，Pofitics
and Literaturein Shanghai: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1930-1936等。
“叛逆”的译者：中国翻译史上所见统治者对翻译的焦虑
一、“译者即逆者”
二、“译言之官，自古有之”：周朝以来的译官
三、“已转化为中国人的欧洲人”：清廷的传教士译者
四、“总由于内地奸民教唆引诱”：广州制度下的通事
五、“至买办等本系汉奸”：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方的一名译者
六、“从前曾经勾结夷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一条尾巴
七、“他的贡献的价值是没法表达的”：英方的译者
权力与翻译：晚清翻译活动赞助人的考察
一、赞助人：勒菲弗尔的理论
二、“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也”：林则徐赞助的翻译活动
三、“似与前代之事稍异”：恭亲王作为赞助人
四、“老眼无花，一读即窥深处”：严复的赞助人吴汝纶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翻译
一、“通筹洋务全局”：训练外语人才
二、“何必夷人”：同文馆的教习
三、“文字虽精，语言不熟”：同文馆的学生和课程
四、“兼理译书，未免事属份外”：同文馆翻译西书
五、“浅尝辄止，不敢大刀阔斧地干去”：同文馆的成败
“以中化西”及“以西化中”：从翻译看晚清对西洋小说的接受
一、翻译的权威性
二、“余不通西文”：晚清读者对西方文学的理解
三、“政治性阅读”：对西方小说的接受
四、“吾怒吾目视之”：西洋文学中的洪水猛兽
五、“何乃甚类我史迁也”：足以自豪的中国文学
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翻译与创作
文言与白话——晚清以来翻译语言的考察
一、“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文言还是白话
二、“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严格的要求
三、“由八股翻白话”：给“愚民”的译本
四、“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五四的翻译
“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
一、“会稽周氏兄弟”合作的《域外小说集》
二、“在我头上打上几下”的合译
三、“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选材和方法
四、“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没有故事的作品
五、“多记其悲观，尤极哀侧”：没有斗争的政治
六、“知海外犹有哀弦”：“人的文学”的翻译
七、“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周作人的翻译
能够“容忍多少的不顺”?论鲁迅的“硬译”理论
一、“只有‘束手’这一条路”：鲁迅的硬译
二、“年青时自作聪明”：鲁迅?胡译时代
三、“适译亦期弗失文情”：《域外小说集》的直译
四、“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直译的标准
五、“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硬译的功能
六、“宁可译得不顺口”：至死不渝的硬译
翻译与阶级斗争：论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
一、“硬译”还是“文学的阶级性”：论争的开展
二、“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相同的翻译观
三、“背后有一个团体”：新月与左翼
四、“不纯正的文艺理论”：问题的核心
五、“专门?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
顺译的“徒弟”和“徒孙”
六、“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翻译就是政治性的行为
“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论卞之琳的创作、翻译和政治
一、三重身份：诗人、文学翻译家、学者
二、“又当政治任务又当艺术工作”：“庸俗鄙俚”的创作
三、“替代性的乐趣”：莎剧翻译
四、“文章误我，我误文章”：一生的创作与翻译
后记
无
研究做得很扎实
朋友说书挺不错的，买来看看，还没读完呢，先写几句
书的质感很好，作者内容写的也很好
很喜欢香港学者写的东西，有深度，值得推敲！
论文集不必特别出本书吧。内容枯燥。
香港的翻译研究一直就比较前卫 这本书是导师推荐 尤其文化转向学派的翻译研究者值得一读
王老师这本书是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结成的集子。虽然偶有重复之处，但全书值得人学习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
全书共九章，前五章多集中在晚清。中间三章讨论民国，重点是鲁迅和周作人。最后一章讨论卞之琳。
前四章我就不赘述了，句句精彩，值得细读。第五章考察“以中化西”和“以西化中”两种翻译态度，特别引人注目。相比于经典翻译理论中的“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这里的“以中化西”和“以西化中”有着别样的特色。“以中化西”主要起的是“安抚人心”的作用（167）。回应保守人士的西方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和探险小说的抨击，部分评论家提出西方小说有的，中国的小说古已有之。不只是小说，清末的公羊三世学说似乎也是顺着这一脉络。除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之外，就是曾朴的《孽海花》中也有过类似的精彩描述：
这部《春秋》，是我夫子一生经济学问的大结果，起先夫子的学问，本来是从周的主义，所以
说‘郁郁乎文哉，我从周’。直到自卫返鲁，他的学问却大变了。他晓得周朝的制度，都是
一班天子、诸侯、大夫定的，回护着自己，欺压平民，于是一变而为‘民为贵’的主义，要
自己制礼作乐起来。所以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改制变法，显然可见。
又著了这部《春秋》，言外见得凡做了一个人，都有干涉国家政事的权柄，不能逞着一班贵
族，任意胡为的，自己先做个榜样，褒的褒，贬的贬，俨然天子刑赏的分儿。其实这刑赏的
职分，原是百姓的，从来倒置惯了。夫子就拿这部《春秋》去翻了过来罢了。孟夫子说过
‘《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还是依着俗见说的。要照愚见说，简直道：‘《春秋》，
凡民之天职也。’这才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脉哩！当时做了这书，就传给了小弟子公羊
高。学说一布，那些天子诸侯的威权，顿时减了好些；小民之势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诸侯
哪里甘心，就纷纷议论起来，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话。不过夫子虽有了这个学说，
却是纸上空谈，不能实行。倒是现在欧洲各国，民权大张，国势蒸蒸日上，可见夫子《春
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们中国，没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学说实行出来。（第十一回）
且不管后来人对这样解经的批判，经过这样一番“翻译”，主权在民的思想嫣然是咱老祖宗压箱底儿的物件了。“以西化中”也是有着很明显的政治倾向。该书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例，指出梁氏非但“将全部传统小说骂倒”并视其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且指认西方小说为“载道教化”，“开启民智”的先锋 （153）。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西洋文学来冲击中国文学”（同上）。
中间的三篇文章和当时的文艺大众化（广义的）关系密切。第一篇讨论的是白话文以及文言文在翻译中的地位。王宏志老师明确指出，当时译文的地位以及受欢迎程度并不是由作品的内容，而是由作品的语言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作品会比当时用白话文翻译出来的作品更为流行和更受支持的原因。后面两篇讨论到鲁迅先生的“硬译”理论。书中对“硬译”理论这样描述“‘硬译’就是鲁迅在无法处理语气或句式的难题下而继续以‘逐字译’的方法去翻译后出来的结果”（286）。这一理论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鲁迅认为，中国的语言是有一些缺点的。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是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
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摘自王书页289）。
正是为了改正这些缺点，改良中国语言，鲁迅才要采取硬译的方式，意图为中国语言输入新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290）。但这样的做法，在瞿秋白以及梁实秋看来，却是与文艺的大众化背道而驰的。因为这种硬译，并没有太多地顾忌它的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阅读习惯，以至于不容易为读者理解 （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瞿秋白 《论翻译—给鲁迅的信》，林语堂《今文八弊》，散见王书第七第八章）。一方面是要这个处于困境的国民群体补充新的也必然是不熟悉的血液，另一方面又要用旧的、熟悉的语言来承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矛盾在鲁迅先生死后不久就被解决了。在抗战形势更加严竣，动员群众的要求更加迫切的背景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政治和文艺方针迫使文学作品向通俗和积极向上的路线靠拢（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也可参考蔡翔《革命/叙述》）。这一矛盾以一方的被消灭而不复存在。直到邓小平上台，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趋于松动，这一矛盾才再次出现。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书中最后一掌对卞之琳的翻译政治的讨论。从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卞之琳在《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一文中对自己的翻译事业的回顾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反思翻译与当代政治之间关系的极佳案例。
“硬译”包含对于“文”的丰富性的坚持，也许参见胡志德这篇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684/c12
“大众”的再造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来听我们系的job talk吧，有牛人要讲这个问题哦），此外白话未必就是适于大众平民的，汪晖他们早就指出，白话文的“新”更突出地表现在受了科学话语和思维方式的洗礼。而严复、林纾的古文（比文言文还旧）未必没有输入新鲜血液的。个人认为旧形式/新内容这样框架来理解翻译语言，不适于解释严复、林纾、鲁迅的复杂性。或者说是否能在语言问题上把形式、内容分开，是一个问题。
本书确是很具启发性，点出了不少问题。
早期从事西学汉译的前辈们（林纾、严复等）的确比后进者（鲁迅一代）态度从容，且“以中化西”或“以西化中”的说法或做法，也确实比下一代习用的极端话语（如“全盘西化”、“硬译”、“废除汉字”之类）来得圆融。
既然能“以中化西”，那么两边都不得罪，岂非“双赢”？但其内在逻辑中却隐含着一种危机，即文化间的交流似乎只为了相互确认自身的正确，且先验地预设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结局。这无疑违背了现代学术的理性规范。
于是更能正视问题、或者说制造问题的激进一代应运兴起，并促发了文学乃至政治的激进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