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
2009-3
浙江大学出版社
郑云山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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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山才师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眼界开阔、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滴血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诸多专题都下过功夫，发表过一大批很我影响的论文。其中，关于戊戌时期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分析，维新派民权思想特色剖析，义和团扶清口号的思想基础梳理，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反满”思想之关联，或创榛辟莽，发前人所未发，或推陈出新，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推进，均言而有征，论有新见。他对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不时参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国民性问题，近代民主思想问题，他都综核众说，融会贯通，参以己见，成一家之说。郑老师论史，每每视角独特，发人深思。太平天国历史曾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成果多，挖掘深，要将其推向前进难度很高，郑老师独辟蹊径，从人才问题人手，对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这方面的差异，指出曾国藩在战役指挥方面，才能未必强于洪秀全，但是，他在重才、识才、用才、育才、荐才方面，相当高明，远在洪秀全之上，这是曾胜洪败的重要原因。所论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丝丝人扣，令人信服。 郑云山老师是浙江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极端重视搜集、研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取得了学界公认的突出成就。他对于秋瑾、汤寿潜、王金发等浙江名人的研究，搜罗广，挖掘深，考证细，思虑密，立论允当，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他撰写的《秋瑾》传，史料史识，都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鉴湖女侠”的最好水平，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他对于汤寿潜与秋瑾案关系的辨析，推翻了延续八十多年的陈说，为汤寿潜洗刷了冤屈，为历史求得了公正，《辞海》有关词条采用了他的成果。他关于王金发在辛亥前后史实的考订，为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王金发历史地位打通了道路。他参与主编的《浙江近代史》，参与搜集、整理的诸多浙江史料，为全面了解浙江近代历史、梳理浙江文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云山，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序 我的自述 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近代中国先驱者对西方代议制的认识 哲人日已远 典型在夙昔一一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 洋务运动中的北洋海军 太平天国时期浙北一带的“枪船” 谈戊戌改良派政治态度的矛盾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 论义和团“扶清”的思想基础 论中国人对日俄战争的“直日曲俄”之因 汤寿潜与“秋案”关系析 秋瑾史事散论 1949年以来大陆学术界的秋瑾研究综述 王金发评议 立名于当时 可式于后人一一汤寿潜的生平与事迹 林则徐对广东防务的整顿 论曾国藩的人才观一兼析曾胜洪败之因 谭嗣同——爱国情深的维新志士 论谭嗣同的《仁学》 论唐才常——兼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 宋恕的《六字课斋卑议》、《六字课斋津谈》宣传的维新思想和主张浙江的人文环境与章太炎的“反满”思想 孙中山对“黄祸论”的批判 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代后记）
也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三次高潮”、“四个阶梯”、“两个过程”、“近代化”等不同的说法；1989年8月在湖南召开的“中国近代史宏观问题讨论会”上，有人还提出了以“独立和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主张。 历史基本线索是历史主要内容的体现。历史作为既往的存在是永不再变的客观事实，不能由人们的主观加以改铸，历史的基本线索当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历史是包罗万象、异常复杂的，人们认识和记述某个时代的历史，总是在大量史事中选择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件、制度、思想、人物，等等，用以勾画出该时代历史的概貌和发展规律，不会、也不可能包罗无遗地什么都写都讲；而对史事人物的品评，也总有个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是由于人们既受自己立场、观点、方法、知识等主观因素的制约，又不能回避和摆脱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尽管历史，包括其基本线索本身是客观的存在，各人对它的认识和把握却都带着主观性，这是人们对各种历史问题的看法往往因人因时而异的原因。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早在50年代我国史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时，多数人同意断限至1949年而不是1919年。在我们讨论基本线索问题时，即以这一认识作为讨论的前提之一。 就上述几种主要意见而言，如果归纳一下，“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是“两个过程”的集中表现，“四个阶梯”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近代化”的具体轨迹，它们可以分别归入“两个过程论”和“近代化论”之列，因此，主要的分歧意见实为三种，即“两个过程论”、“近代化论”和“独立和近代化论”。我想对这三种说法也谈点自己的认识，并提出修正意见。 所谓“两个过程”，是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论述的简化表述。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出自他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总结的是从1840年到那时为止恰好一百年的中国史，并且也完全适用于此后十年，即到1949年止的历史。有的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这段话中两次用了“过程”一词，但他并非说是有两个过程，而是用“也就是”三字指明了这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用“两个过程”简化这段话是违背原意的。是的，如果认为这是分开并列的两个过程，自然不符原意。不过，持“两个过程论”的同志在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并未把它当作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只是借用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这一归纳，以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以我想：只要我们如实地这样去理解，“两个过程”这一表述法，是仍然不妨使用的。 作为“两个过程”集中表现的“三次高潮”论也在5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可说是传统观点了。其被长久采用，是因为： 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最基本的历史内容。且不说别的战争，也不说局部的冲突，仅具有全局性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就占去一半以上的时间，侵略、压迫、反抗、斗争，牵动着近代中国大部分人的心弦，在一百一十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构成了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的基本历史。在此期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活动和种种事物，有哪一件不与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所以，用“两个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二，那时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进行着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有必要深刻地认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广大人民和志士仁人英勇奋斗的历史，总结其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歌颂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批判与鞭挞一切与此相悖的人和事，以激励人民，推进革命。在这时形成起来的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的近代史体系，对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沿用至今的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应给予公正的评价，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所起过的作用。 但是也应看到，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也导致了一些偏颇，这主要有三点： 一、它在突出政治、军事领域内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经济领域的演变、状况未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一部中国近代史显得像是一部政治、军事斗争史，或日中国革命史，令人感到已远远地不能适应我国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需要了。 二、它很少总结近百年中国在民主化方面（诸如批判封建思想、改变落后观念和恶俗陋习，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等等）所作出过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所留给后人的严峻形势，以及先驱者在探索这个问题时总结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有益主张，以致令人不能从中获得历史的借鉴和启示，以避免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失误。 三、它对各种史事人物的评论，过于强调以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的态度为准绳，以致对诸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第三条道路的贬，对一切浩反行动的褒，常不免简单化。 由于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会导致这些偏颇，加以几千年来全世界科技文化，包括历史科学的长足进步和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以及我国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都必然要求我们对“两个过程论”进行必要的反省，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必要的改进，纠正其偏颇，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再说“近代化论”。 不可否认，用“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于纠正“两个过程论”的偏颇，使人们重视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等的研究，以为“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都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却有一些难以说得通之处。 首先和主要的是，这并不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上面提到的那些具有全局性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就已占中国近代一半以上的时间，如再算上军阀混战和其他许多规模与影响稍次的战争，以及各种形式与内容的冲突、斗争，那就遍及近代一百一十年的几乎所有年份。谁也无法否认，侵略、压迫和反抗、奋斗，构成了中国近代最基本的历史内容。持“近代化论”的同志对此亦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等斗争，是为中国的近代化扫除障碍，是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故不能以此否定其“近代化论”的正确。 是的，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等斗争，在客观上无疑有着为资本主义发展，即为近代化扫除障碍的作用，有利于中国向着近代化前进。但这是就其客观作用和历史发展的趋向而论的，而历史的实际却是：侵略、压迫与反抗斗争，毕竟是一百一十年内基本的历史内容；在近代中国，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何来近代化的实现？这里的主次、先后，是不应颠倒的，不能把构成中国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基本内容，仅仅作为实现客观作用、客观发展趋向的一条渡船而降到附属的地位上去。何况如果要说客观发展趋向，则近代史既然是资本主义时期史，而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除非不是处在近代，否则其历史发展总有或快或慢、或正或曲地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趋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性。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史发展趋向不是这样，反倒是离资本主义日益遥远的？要真是那样，则其近代史最终将走向何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近代史的发展总是有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趋向，而把这种趋向作为一切国家的近代史基本线索。 否则，人们岂不也可依据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而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了吗？ 有的同志以没有近代化，也不可能保持独立，作为“近代化论”的理由之一，这也是说不通的。因为中国近代还没有争得独立，所以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要“争独立”，至于“保持独立”，那是近代史结束以后的事。 其次，中国近代史包括一百一十年而不只八十年；在历史学上，“近代”是指资本主义时期，故而“近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如果用“近代化”作为基本线索，不但像上面所说那样并不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而且在理论上也与1919年以后三十年的历史难以相容。 在1989年8月的湖南会议上，有的同志指出，在英文中“近代化”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我们也没有必要分作两词，应一律叫“现代化”。这个意见值得我们考虑。只是我们已习惯分作两词了。我们所说的“近代化”，实为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而我们习惯上把“现代化”只属之于当代。不过，不管叫“近代化”也罢，“现代化”也罢，既然说的是在近代史上的事，那就只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的同义异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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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山老师的作品，一篇篇细细品读，真的感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死”，当然这是从我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来说的。郑老师无愧于陈旭麓老先生的首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