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还是分离
2010-8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汪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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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飞速发展和社会实现复杂转型的过程中,公共生活建设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感到众多的困惑,都需要在公共生活的大平台上得到阐释和解决。在西方的历史上,基督教传统对西方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大。很多西方学者在追溯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如何影响西方社会的,他们在争论,基督教是否还应该参与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以及如何参与,为西方社会建设良好的公共生活,基督教思想到底有没有提供独特的贡献,等等。这些理论反思尽管立场各异,各持己见,但其中的问题意识及其相关洞见,倒也有益于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公共生活的建设问题。 国内有不少学者也很关注宗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学者们或是主要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相对具体的问题,或是主要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政教分离”制度的起源,或是侧重分析欧美现在有关政教问题的争论等等,对西方学术界如何看待宗教与社会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关系,还没有作出系统的分类和研究。我们觉得国内把公共生活的建设与基督教社会伦理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多,从总体而言,对中国公共生活的建设问题的讨论还不充分,政教关系的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我们更希望能从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基督教伦理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这也可以视之为从比较宽泛的公共生活的角度,来分析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希望为人们理解基督教与社会,特别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一种类型学的参考。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力图为中国政治伦理的建设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将先对何谓“公共生活”作出初步界定,说明为什么要如此理解公共生活;第二章研究的是结合模式,其突出基督教与社会生活的相关性;第三章分析的是分离模式,其坚持教会与社会的划界,信仰领域与世俗政治领域的区别;在第四章中,我们会关注我国其他学者对政治伦理问题的研究,基督教传统对政治伦理的建设有何具体的影响;在最后一章,我们将面临在中国如何建设自己的公共生活的问题。前面的这些在西方大语境中的讨论,到底有何具体的启发呢?中西的语境很不相同,基督教在中国也不占主流,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关注公共生活的角度,以更为宽容、平和的心态,对应第一章中的中国建设公共生活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来分析基督教伦理对中国建设公共生活可能的影响。
第一章 中国公共生活的建设问题 第一节 对“公共生活”的关注 第二节 对参与公共生活的疑虑 第三节 中国建设公共生活所面临的问题第二章 参与公共生活的结合模式 第一节 宗教基础模式 第二节 政治神学模式第三章 脱离公共生活的分离模式 第一节 社会摆脱宗教的模式 第二节 宗教远离社会的模式第四章 政治伦理中的超越性维度 第一节 政治伦理中的超越性维度 第二节 基督教伦理对政治伦理的具体影响第五章 从超越性维度看中国公共生活的建设 第一节 对中国建设公共生活的启发 第二节 共同体的政治理想参考文献
他也分析了宗派产生的原因,其中有物质利益这方面的原因。“由于保护了获得财产的各种不同才能,立刻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而由于这一切对财产所有人的情感和见解的影响,从而把社会划分成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④还有更潜在深入的原因,这里宗教的分歧是产生宗派纷争的重要原因。“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的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③ 因此麦迪森认为,既然宗派的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中,那么政府是无法消除这个现象的,只能希望控制其后果。只有把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大,才能包容更多的宗派和利益集团,那样宗派主义才可能得到控制。就比如对具体教派而言,“一个教派可能变为邦联某一部分的政治派别;但是散布在邦联四面八方的各种教派,必然会保护全国议会不受来自那里的威胁。”④ 在社会群体中,人的坏的行为更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对宗教也是如此,作为良心自由的最首要的表达,当它与政治宗派的党派精神相关联的时候,就会变成自由的敌人。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反对建立国教的理由:大多数人的宗教会压迫少数人、异己人士的宗教。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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