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了解中国
2010-11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李翔
295
无
我们都在这个时代面前节节败退重读这些作品会带给我一些复杂的感觉。因为它们总让我回忆起自己内心仍然年轻时的岁月。那时候，出于无知，出于虚荣，也出于不可救药的自大和骄傲，我写出了很多注定要被遗忘的文字。但是，对于公众没有意义的写作，对于个人有时候并不能遗忘。正好像历史存在着历史学家所说的转折点，个人的生命中也存在着每个个体的诺曼底登陆或者滑铁卢惨败。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分享着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小时候觉得自己有潜力成为圣斗士，再大一点，那就是香港电影中又能打又有正义感的黑社会老大，再大一点点，偶像是金庸和古龙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物质的匮乏似乎不再是一个显著的问题，至少我们这代人很少为食物和衣服发愁；但是我们也从未感觉到像当今时代那样的丰裕——虽然富二代也大都是从我们这代人中产生，但是当我们同样都还小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富一代们也都在埋头创业，或者在夹着尾巴做富人。他们的孩子们在还未产生自觉意识时，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诺曼底登陆，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剩下的时间，只有玩车玩游艇玩女明星，同时招人嫉妒招人骂，可是错却不在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过早地猎取了偶然性的胜利，然后招致了随后的人生败局。等到我们终于摆脱了想要成为绝不可能成为的童话人物和武侠英雄的梦幻时，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这个时代的实验品——当然，我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辈的人也同样都是实验品，只是大家进的是不同的实验室。我们每天应对着填鸭式教育，激烈地竞争着每次考试的名次，同时听老师和远方的专家们大谈素质教育。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正在准备初中升入高中的考试。通过电视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相当遥远，谁会在马上开始一场可能决定人生命运的考试时，还去关心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呢，即使它是一个祖国失散多年的“游子”。且等我们上了重点高中再说吧。当然，在此之前，要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升入全市最好的初中之一，其竞争也是相当惨烈的。每隔几年来一次决定自己人生的考试，在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如何更好地利用人类多余的脑容量之前，我们确实没有余暇考虑其他问题。幸运者的自鸣得意并没有延续多久。当我第一次躺在家乡最好高中的新生宿舍中时，内心确实有一点点激动，但是更激动的是同宿舍的人。一名室友开始号召大家讲述各自跃上龙门的心路历程，同时还不忘记展望未来：你们都想考哪所大学？高中能唤醒人新的梦想，比如，成为篮球明星、足球明星、娱乐明星，成为大作家或者大数学家。对于我而言，每周最热闹的事情是传看一份《体坛周报》，以及观看周五早上的NBA转播。教室内已经有了电视，这台几乎不开的电视是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引入的。不过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仍然是早自习、上课和晚自习。擅自打开电视收看NBA转播成为了最重要的娱乐。最受欢迎的课余项目是篮球(换在有大足球场的地方，可以是足球)。只有那些篮球场上的明星才是校园内真正的明星。初中时可能还有人在看《七龙珠》和《名侦探柯南》，高中时最受欢迎的动漫变成了《灌篮高手》。每个人都暗暗将自己同《灌篮高手》中的人物作类比。一次三人篮球比赛的轮换期，一个同学黯然地对我说，他是多么羡慕NBA球员的生活，“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赚大钱”。即使是大学扩招也没有让高三的生活变得轻松。我们也赶上了婴儿潮吗？反正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大学扩招带来的改变几乎显露不出来，就好像冲着大火吐口水。善于激励人心的老师总是把北大和清华挂在嘴边，仿佛只要进入了这些最好的大学，就完成了整个人生的使命。大多数人注定是同这些大学无缘的。背书、做试题、考试，简单重复，这就是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千万别相信某些人所说的青春岁月，那是我们人类最擅长做的事情的一部分：营造关于生活的假象。在初中时，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作家是鲁迅；在高中时，我觉得中国最好的作家是余秋雨。你说那时候的我是聪明还是愚蠢？接下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学四年。大学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明白钱很重要。在此之前，我们生活在玻璃鱼缸之中，绝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拥有了更大自由度的大学，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才刚刚开始领教生活的残酷。我记得新生入学时，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同学，很小心地藏起她的手机、她的随身听以及诸如此类昂贵的消费品，怕同寝室同学看到之后，会产生内心的不平衡。有钱的同学可以谈恋爱，没钱的孩子最好去打工，这也是时髦。互联网开始无处不在，QQ、《传奇》、《魔兽世界》和《大话西游》几乎让所有人着迷。谁要是能买一台索尼的笔记本电脑，那就太酷了。也不能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对我们这代人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只不过影响主要体现在入学时和毕业时。入学时我们需要缴纳4800元的学费，因为扩招伴随着的是大学学费的上涨；毕业时我们面临的是找工作的困难。入学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毕业时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然，我们不能抱怨这点，毕竟很多人连这个过独木桥的机会都没有呢！至于我自己，初中时我是一个蹩脚的诗人和武侠小说作家，高中时是一个小范围内的篮球明星，大学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读书狂人和拙劣小说家，然后要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在人还年轻、自尊心还很强的时候，每一次受挫都伴随着巨大的失落。尤其是当你抱有极高期望时。在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中国平面媒体的黄金时期。《南方周末》已经一纸风行；《南方都市报》正值黄金时期，孙志刚案不久就要成为核心话题；《经济观察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都刚刚创立三年，还有着初升太阳般的朝气和前程；《新京报》则在筹备创立。杂志也是如此，《财经》杂志马上就要奠定它的中国财经新闻之王的地位，《三联生活周刊》仍然是中国最好的杂志之一，可是后来者已经在发力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起势就很不错……成为一名记者不再意味着此前我们所想的那种体制内的保障和身为喉舌所带来的变味的荣耀，而是一种无冕之王的荣光，一种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用文字战胜默默无闻，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这该是件多么富有快感的事情！我熟悉《时代周刊》的崛起过程，对亨利·卢斯有着深深的崇拜；也知道《华盛顿邮报》是如何借着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崛起成为与《纽约时报》一样重要的报纸的。在我给自己制作的简历上，封面放着沃尔特·李普曼、托克维尔和加缪的头像：一个专栏作家、一个游击作家和政治学者、一个记者和小说家，他们是我的英雄。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不是个敏感的人，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商业英雄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明星人物！张朝阳、丁磊、陈天桥们的成就我一点儿也没有羡慕。对我来说，程益中、胡舒立和沈颢才是真正的巨星。我曾经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现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招聘会上见到过沈颢。当时的他是一个英俊的少年得志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据说在办公室悬挂着切·格瓦拉的画像，话不太多，有些腼腆，但已经是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人物。我也曾经给胡舒立的副手王烁打过电话，想要得到一个在《财经》杂志实习的机会。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2004年5月加入《经济观察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接下来的事情要自然而然得多，即使有艰难，也并非难以忍受。毕竟，这是个人对命运的反击的开始，而且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自己将会取得胜利。此前，个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其他人手上，没有收入，要伴随着他人的喜好调整自己的喜好，基本上很难说出“不”字。加入《经济观察报》的过程可以被描述得很有戏剧性，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但它同样只是个人经历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对他人毫无意义。当时我站在评论部主任何军先生面前，一脸懵懂地问他：“你们还要招人吗？我能不能加入？”他有些惊讶，也有些遭遇突然袭击后的茫然。他问我：“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我回答：“第一次进到这个办公室，看到在门上挂着一幅手写的海明威的话：努力写出下一个真实的句子。这让我很感动。”他说：“那你就来试试吧。”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句话是当时《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许知远抄写下来的。虽然我已经是他的读者。当然，我同样也是海明威的读者，他带有回忆性质的文集《流动的盛宴》至今仍是我的最爱。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已经不认为余秋雨是个多么好的作家了，但我认为他做杂志的主笔绰绰有余。在《经济观察报》，同包括于威、许知远、覃里雯、邹波、何军、方军、张帆、黄继新、黄锫坚、殷练、邓谨等人共事的日子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理想的工作应该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你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一个正确的和有前途的事业；第二，你所做的工作能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能够给你带来相应的成就感；第三，你身边围绕着你喜欢的人，并且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当时的《经济观察报》就能给我这样的感觉。于威扮演着老师和文学批评家的角色。她有时候会在办公室内大吼：“给我他的相貌！给我他的相貌！”“为什么你不能给我一些描写？”“再多一些细节！”有一次她好像恍然大悟一般对我们说：“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看你们写的东西不顺眼，因为我总是在用对待小说作家的标准来衡量你们这些蹩脚的记者。”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编辑。否定，否定，还是否定，然后突然一个大大的赞扬，让人猝不及防，同时心花怒放。所有人在她面前都有一种寻求肯定的愿望。她的一个肯定就能让人顿时信心倍增，认为自己是全中国最好的记者和作家。除于威以外，其他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非常突出的优点，比如聪慧、勤奋、耐心……对我而言，真正的教育正是从此开始。或许那时我也犯了一个错误，误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甚至认为寻求这个团队的认可要比寻求整个世界的认可重要得多——潜意识里，也许直到今天，我还在想要寻求他们的认可，只不过已经不再表露出来。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让人无比愉悦的错误。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刊出于那个时期。那时候我们推崇的是，在人群中找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然后同他们交谈。许知远和覃里雯曾经做过的系列学者访问就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全世界寻找那些最杰出的头脑，结果是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全球观察系列访问。当我加入这个群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系列的访问。而我正苦于不知道该如何工作。这时，于威要开始一个名为“中国心灵”的栏目，它是被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比尔·莫耶斯的系列访问“美国心灵”所激发的。这个系列访问中的访问对象包括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于是，我被派去采访中山大学的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老先生。因为当时我对知识和学识正有一种类似于冲动的热爱。我喜欢采访学者，也喜欢读他们的文章。随后我还采访了包括谢泳先生、许纪霖先生、崔卫平先生、展江先生、曹锦清先生等在内的学界人士。只是这个栏目后来被改成了“个人历史”。于威终于绝望地发现她的记者们缺乏描述心灵的能力。“个人历史”则是《纽约客》上的一个同名专栏。于威当时在翻译一本写《纽约客》的书，她和办公室内的很多同事对《纽约客》的写作推崇备至。对童话作家郑渊洁的采访也放在了这个栏目中。当时郑渊洁刚刚从自己的隐居生活中发现了外部世界的喧嚣。他开始接受一些访问，而这些访问则让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欣喜若狂。因为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打车去良乡见“郑渊洁叔叔”是我当时花在出租车上的最大一笔钱。后来办公室的一些同事都说想见他。于是我很冒昧地向“郑渊洁叔叔”提出能否跟大家一起吃个饭。他应允了。而且，后来最让人尴尬的是，还是他买的单。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占据着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版面。因此我并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变化，也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但是变化终于不期而至。是争吵，是愤而起身，是不容商量地拂袖而去。不过变化的好处是我也随着变化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那就是《生活》。邹波引用罗伯特·卡帕的话说：“生活雇用了我。”我们都被《生活》雇用了。
这本书收录了一些当代“英雄”的故事。他们是深刻的经济学家、成功的商人、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以及随时代大潮浮沉的制造业工人。
这些“英雄”无一不在这个纷繁嘈杂的时代坚持着各自的选择，尽力不让自己败退。他们并不人云亦云。对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他们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又应该怎样？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李翔
《经济观察报》主笔、总编助理。曾任《东方企业家》、《生活》杂志高级记者，著有《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商业领袖访谈录》、《沸腾的十年——1999—2009的中国纪事》等。
自序
我们都在这个时代面前节节败退
第一部分 观念的历险
张五常：再论中国
茅于轼：一个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之间的情感变迁
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
陈志武：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谢国忠：难以自控的直言不讳
第二部分 独行的知识分子
许纪霖：矛盾体
袁伟时：抛弃狭隘
谢泳：生活在别处
展江：行走边缘
第三部分 喧嚣年代的作家
余华：真实的荒诞性让人哑口无言
程永新：等待伟大的中国小说
凌志军：中国三十年叙事
吴思 王树增 李亚平：通俗历史学的兴起
郑渊洁：童话与现实
韩寒：得志少年
第四部分 商业英雄
王石：伟大公司的梦想
沈文荣：这就是沈文荣！
郭广昌：商业哲学家
李书福：倔强的石头
第五部分 大时代与小人物
校长和他的少年商人们
工业化的喘息
还乡
后记
纪念大卫·哈伯斯塔姆
致谢
毫不让人意外，在接下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茅于轼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他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也因为他以民间立场对经济改革的推动——80岁时茅于轼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同大多数乐于参与决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轼仍然认为，中国进一步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政党和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则是知识分子，尽管后一群体总是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政治权力和公众舆论，都会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产生压力。1993年，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茅于轼发起创办了民间学术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茅于轼开始参与慈善事业。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一起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小额贷款的试验。10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了专门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而茅于轼则开始了自己更为彻底的来自民间的尝试，尽管他的种种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义大过于实质，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体而言，可能是他们整个人生的转折。不过，或许在未来更会被人提及的是茅于轼扮演的道德角色。他是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道德榜样。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中，这位老人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尽管他总是在宣扬人的“自私”对于社会的好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者。比如曾经有人描写说，他去超市买食物，总是挑那些离保质期最近的，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可能这些无人问津的食品就会被浪费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比如他在山西进行的小额贷款试验，还有旨在为农民的孩子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富平学校，也都是这个道德楷模角色的注脚。他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不再是那个在上海街头演讲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险些被饿死的“右派”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也在变得温和而理性。只是这种对国家和时代的审慎的情感仍然在不断变化着。2005年，当我问到他对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态度时，茅于轼说，尽管他一直保持乐观，但在本质上，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时代。那个时期针对他个人的一些事件让他越发尖锐，尽管他是个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发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会碰到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为这家个人性质的私募基金会募集到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民政部批准——2000万和800万，这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底线。尽管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包括吴敬链、柳传志和任志强等社会名流，他们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最后成立基金会的想法终于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他尖锐地评论我们现在是“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线，可是我们现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说完这些之后，他又大声宣称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也让人沮丧，“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进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另外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三年过去，他没有再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时代的个人情感。只是，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进步。如果说杨佳之死让很多愤世嫉俗的人看到法律之死，却让茅于轼看到我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而这在漫长的视平民生命为草芥的历史上，是难以想像的——这样说时，他扬了扬放在面前的唐德刚著作《晚清七十年》。
后记纪念大卫·哈伯斯塔姆2007年前，73岁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去采访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当场死亡。令他声名鹊起的是他20世纪60年代对越战的报道，他的报道让肯尼迪大为恼火——这个时候，西奥多·怀特在越南感慨，自己的名声阻挡了他看到越战的真相；肯尼迪建议《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让这个年轻记者走人，但是《纽约时报》的老板站在了小伙子这一边，甚至取消了哈伯斯塔姆本该拥有的假期，以免外界发生误解，认为《纽约时报》向白宫妥协，让驻西贡(今称胡志明市)的记者哈伯斯塔姆离开越南。据说当时这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从来不会委婉地讲话，他不讲“你没有告诉我事情的真相”，而是说“你撒谎”！当他厌倦了日报记者的工作之后，就成了一名作家，几乎无所不写的作家，从网上你可以搜到他的各种著作，他写过迈克尔·乔丹的传记、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等，其中中国记者耳熟能详的是《出类拔萃之辈》和《掌权者》。我为后一本书写过书评，我记得我看到他的书时很激动，觉得自己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真是遗憾我们的新闻教育，我们应该把这些书全都翻译过来作为读物。威廉·夏伊勒的自传我们没有中译本，西奥·多怀特的自传我们没有中译本，我们也没有亨利·卢斯的传记的中译本，我们不知道《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夫妇的传奇故事，我们没有爱德华·默罗像样的中文版传记，我们只有一本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而最好的励志故事正发生在这些人身上。接替被刺杀的年轻总统约翰·肯尼迪成为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有一天对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说了一番话：“年轻人，我们国内有两家大的电视联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有两家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我们有两家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我们有两家大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个个都是规模极大的机构，所以它们认为它们拥有这个国家。不过，年轻人，你可不要产生跟它们争斗的念头啊！”林登·约翰逊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出版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的帮忙，他可能根本进不了白宫，只能一辈子呆在参议院；如果不是专栏作家、新闻界的教皇沃尔特·李普曼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紧急成为总统时，对新总统发出了支持的声音，他在白宫的岁月可能永远生活在肯尼迪的阴影下，并且永远难以赢得媒体和公众的支持；但是同样，如果没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李普曼这些媒体和媒体人的先后背叛，他在第二任期内也不会因为越南战争而陷入泥潭……那是美国新闻业，也是整个新闻业的黄金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奇迹，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如果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制度是怎么回事，就说要改，要把西方的制度引进来，这就有问题了。 ——张五常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不过三十年，但多数人并没有理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陈志武国家有危难，应该捍卫国家，国家利益应该维护，这都正确。问题在于，我们应该理性地判断，什么是国家利益。 ——袁伟时“文革”的现实充满了荒诞性，但是又是真实的。今天的现实也是。就是现实中的荒诞性吸引了我。 ——余华关心自己时代的政治社会问题，是一个作家的基础职责，就像一个车手必须要会开手动挡一样。 ——韩寒现代企业制度一定建立在假定人之初性本恶的基础上。不要人情，不要讲什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用人就要怀疑，至于你对我好不好，不重要；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这就是我的逻辑。 ——王石
《谁更了解中国?》：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作家、商人、制造业工人，他们眼中分别有怎样的中国？
无
这本书由于选取了社会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开始给人一种杂烩的感觉，有些人物的描写显得瘦弱无力，不过总体来说可以让人了解一下社会上不同层次的人是如何生存的，不少人的观点还是振聋发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