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
2011-11
浙江大学出版社
叶晔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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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是一部从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探讨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下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专著，尤其着力于从与明代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它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行为之于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叶晔，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和文献的研究。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获2011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曾合作出版《全明词补编》，并在《文学遗产》、《文献》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绪论 明代士大夫的文学空间与格局
第一节 主要概念及研究方法
第二节 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第三节 多维视野下明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想法
一、研究的误区
二、研究的基本理念
第一章 明代翰林院职掌与中央文学权力的掌控
第一节 明代翰林院的文化办公职能与文学体制化
一、诏诰表笺与行政公文体式的规范
二、经筵顾问与帝王文学观念的塑造
三、乡会主试与中央科场文风的矫正
四、典籍编纂与官方文学态度的书写
第二节 明代翰林院的文学侍从职能与文学应制化
一、馆阁应制的功能心态及发展变化
二、应制作品的题材类型及制度背景
三、非词臣的代应制和拟应制现象
第三节 明代翰林院的文风导向功能
一、明代馆阁诗文的尊体与变体
二、明代馆阁博洽学风及其文爭影响
第二章 明代庶吉士培养与官方文学标准的建构
第一节 明代庶吉士馆选与翰林文学情结
一、庶吉士馆选的制度背景与文学影响
二、政望与文名：进士作家的翰林情结
三、“野翰林”和“谪翰林”的文学心态
第二节 明代庶吉士教习范本与馆阁文学传统
一、《文章正宗》与馆阁文章学
二、《唐音》、《唐诗正声》与馆阁诗学
三、馆师对文学范式的导正与突破
第三节 明代庶吉士阁试与馆课的文学考察
一、阁试与馆课的制度背景及差异
二、馆课文类与官方文学功能的定位
三、馆课套式与官方文学标准的建构
四、馆课的社会认同与文学史价值
第三章 明代京城诗文风会及其制度背景
第一节 明代翰林雅集与玉堂唱和
一、翰林雅集的制度背景与诗会传统
二、从京城诗会看馆阁的身份转化与文柄旁落
第二节 明代郎署诗文集会的发生与发展
一、六部诸司的制度背景与文学环境
二、成化“刑曹诗派”与刑部文学传统
三、从依附到超越：郎署诗会的去馆阁化
四、从官署到山林：南曹诗会的去政治化
第三节 明代同年会与文学流派的同年背景
一、明代同年会的制度背景
二、明代同年会的运作流程
三、同年雅集中的诗文唱和活动
四、庶吉士、观政制度与新科同年的文学聚合效应
五、茶陵派的雏形：天顺八年科翰林同年会
第四节 明代同乡会与中央文学的地域映射
一、京师同乡会的社会背景与诗会类型
二、同乡会地域特征对中央文风的冲击
三、耆老会与台阁文学的地域下行渗透
第四章 馆阁背景下文学文体的功用化
第一节 政治空间与文学秩序的创作中介——以馆阁赋为中心的考察
一、明代馆阁赋的文献概况与发展类型
二、明代馆阁赋的体式结构及其演化
三、政治空间中对辞赋的理解和书写
四、从馆阁赋看官方文学秩序的建构
第二节 嘉靖崇道与明代馆阁四六文的复兴
一、明初公文改革的尊散去骈策略
二、嘉靖青词宰相与四六文的政治竞技
三、嘉靖祥瑞风气与士大夫疏表的骈化
四、万历以后四六启的勃兴及普泛化
第三节 箴体、连珠的规谏本位及泛功能化
一、明前期箴体的传统承袭与连珠体的复起
二、嘉靖以后规谏类文体的本位固守及变异
三、嘉靖以后规谏类文体的功能突破及私人化
第四节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一、明代乐章的发展历程与雅、俗之分
二、宴乐制度与俗文体乐章的兴起
三、乐章体词曲主要作家作品述略
四、乐章体词曲的文学影响
参考文献
后记
版权页： 夏言此疏，可算是较为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的科场文风，并提出了中肯的纠正意见。此后整个嘉靖朝的科举文风改革，基本上没有超出夏言所论及的范围。科场主考官在评卷选拔之时，大致以“崇雅黜浮”为选录标准。如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右春坊右谕德伦以训受命应天府乡试主考官，国子监祭酒林文俊在赠序中提到：“夫南畿，人才之薮泽也。先生所取，吾不能尽知，而罢浮薄士之尚轧茁者，人皆称之曰：‘先生，今之欧阳子也。’而知其所得必皆正大光明、俊伟笃实之士。”称之为“欧阳子”，多少有些揄扬之意，但伦以训罢浮薄之文、选典正之士的取士态度，正体现了翰林官员主试两京的重要职责。 针对积重难改的科场陋弊，嘉靖十七年（1538）正月，礼部再次奏言：“尔来文体日坏，道术日微，宜敕会试取士务求醇正典雅、合于程式者，钩棘茁干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经传、引用拙劣不经之言者，参奏除名。”世宗诏令出榜晓谕。二月，顾鼎臣奉命主考会试，“士子一时习为奇险之文，靡然成风，礼部疏言其事，公当文衡，崇雅黜浮，文体大正，士论服之。”政策的落实和贯彻非常迅速，颇为朝中群臣所认可。但事实上，改革时效非常有限，有些陋习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使然，非行政力量所能扭转；而且，每次文风改革都有矫枉过正之嫌，始终难以回归正宗一路，一种不良文风被遏制，却在元意识间诱发了另一种不良文风： 嘉靖中文体屡变，窃有感焉。丁亥（1527）之尚简实，矫冗长而为之者也，至其弊也，则怪僻从而生焉；戊戌（1538）之尚正大，矫怪僻而为之者也，至其弊也，则冗长复从而生焉。本以矫弊，适以启弊，所以然者，何哉？以学术不明故耳。不求所以简实，而涉猎《战国策》、《庄》、《列》等书，以为钧章棘句之地；不求所以正大，而记诵无根支蔓时文，以为夸多斗靡之资。学术不明，其流弊相寻无惑也。 嘉靖年间的三次文体改革，“本以矫弊，适以启弊”，求简实反流于怪僻，求正大却流于冗长，构成一个难以调和的二律背反，诸多流弊不减反增。嘉靖十七年（1538）会试，顾鼎臣力矫险怪之弊，初颇见成效，但时间一长，行文冗长的陋习再次浮现。面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礼部严肃科场风纪，加大改革力度，“奏准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年间文体。督抚等官不许妄加称奖，以蹈浮靡之弊。又奏准士子经书文字，照先年题准限六百字上下，冗长浮泛者不得中式”。一另一方面，乡、会试主考官严化评卷标准，扬简抑浮，借此调控文风。如隆庆四年（1570）应天府乡试，司经局洗马马自强、翰林院侍读陶大临主考，“校诸士之文，于据理敷章、气伟而采奇者亟录之，其次则词约而精者，其次则情辨以泽者，而支蔓叛经，即凑泊烂锦弗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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