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担当
2012-9
浙江大学出版社
吕一民,朱晓罕
334
3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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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社会冷静的批判者，还是作为社会热情的“介入”者，他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可谓不可或缺。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法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前仆后继，以其在坚守良知、勇于担当方面的突出表现，为世人树立了榜样。本书系统地梳理了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对他们在法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刻剖析。本书能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本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非凡经历时提供一个参照对象，从而有助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做出正确的定位，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特作用。
吕一民，1957年出生于金华，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1982年）、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1985年），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的主要著作、译著有《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法国通史》、《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知识分子的鸦片》。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历史考察》等课题多项。朱晓罕，1973年出生于杭州，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200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已出版《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合著）等著译多种，曾发表《雷蒙?阿隆的极权主义批判述评》等论文多篇，现正负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雷蒙?阿隆研究》。
绪论
一 外国知识分子史：我国世界史学科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二 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三 本书的主要思路与观点、基本框架
第一章 “人类良心的一刹那”——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一 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
二 “我控诉！”：笔杆子向枪杆子的挑战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三 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首次分化和“内战
四 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与法国知识界的”左倾
第二章 “神圣同盟”和“超乎混战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甚嚣尘上
二 为反战而献身的饶勒斯
三 在两条战线为祖国奋战
四 反战运动的兴起与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
第三章 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炎夏”——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来自东方的曙光
二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教授的共和国”
三 “30年代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骚动
四 从反战、反法西斯到组成人民阵线
第四章 合作与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和平主义：大战前夕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二 为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
三 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
第五章 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的开端——战后初期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及其对知识界的影响
二 萨特时代的开始
三 冷战时代之初的法国知识分子
四 萨特与加缪、梅洛一庞蒂的反目
五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六章 从“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到“五月风暴”——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理冲击
二 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三 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演变
四 马尔罗：从左派文学先锋到戴高乐派知识分子的主将
五 60年代中后期的萨特及其知识分子观
六 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风暴
第七章 媒介、权力、社会抗议——7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度分化与萨特的激进化
二 右翼的变化：从“新哲学家”到“新右派”
三 雷吉·德勃雷和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分子观
四 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先锋的知识分子
第八章 知识分子没有“终结”——80年代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
结语
附录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版权页： 在这一过程中，占据巴黎大学与法兰西学院中的重要教席的知识界名流身体力行，起了表率作用。他们发起建立了战争研究与文献委员会，其主席为声名隆隆的史学大师欧内斯特。拉维斯，秘书长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涂尔干编撰了许多该委员会的宣传册，如《“高于一切的”德国》、《德国人的心态与战争》。拉维斯则与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联袂阐述了“德国人的战争学说与实践”。后者还在《泛日耳曼主义：德国在世界上的扩张计划》(Le Pangerman-isme,ses plans d'expansion allemande dans le monde)中谴责了泛日耳曼主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年属于德雷福斯派营垒的知识精英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委员会，并成为其重要的成员，其中有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专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由此，与全国已实现的“神圣联盟”相呼应，法国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神圣联盟”。在此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大多数法国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机会的话，那么，对不少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它同样也是法兰西文明向德国思想“复仇”的天赐良机。因为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法国的舆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德国不仅在（普法战争的）战场上打败了法国，而且在思想领域里也打败了法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战爆发前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判若两人。如另一位法国著名史学家、法国大革命史权威阿尔贝•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1914年2月时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并在一份致法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法国政府放弃一切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努力。但在法国政府宣战后，马迪厄却立即转而为“神圣联盟”辩护，并在《集合号》（Le Rappel）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讴歌那些血洒疆场的大学生。而马迪厄的同事，曾积极参与民间大学运动的于贝尔•布尔甘(Hubert Bourgin)亦在大战爆发后一改战前反对三年制兵役法的态度，并以“战士一公民”为笔名，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好战的文章。在那时的特殊氛围中，就连向来反对战争、主张人道主义的大作家法朗士也只能随波逐流。1914年9月22日，法朗士曾不顾当时的战争狂热，对报界发表了一个和平主义的声明：“我们不会用任何罪行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当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击败他们的最后一支军队、攻克他们的最后一个堡垒之后，我们将要宣布法国人民以它的友谊接受战败的敌人。”
《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是国内史学界对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予以梳理和探析的初次尝试。要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首先必须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一个基本界定。如同笔者在本绪论的开头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基本借用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来观照《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鉴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内涵异常丰富，加之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境”，我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研究对象，若只是满足于下一个僵硬的定义而不充分考虑社会变化的因素，似乎也不是非常合适。换言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妨适当地对“知识分子”这一研究对象采取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理解，同时，亦应更多地参考其他学者就此所作的理解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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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介绍的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故事，这样可以充分了解法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及文人的思想。
独立的思考、思辨的良知，推动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