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2002-9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剑农
614
无
1984年，《国际大史学家辞典》主编吕希安?波亚教授通过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致函中国史学会，告以将编一部《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自古迄今的世界各国有特殊贡献的大史学家。计划收录中国史学家30人。后经中国史学会认真研究，确定推荐中国古今大史学家33人入选（限于已故史学家），并约请专人撰写辞条。由于全书篇幅过大，后来分成古代和近代两册出版。《古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公元1800年前去世的世界各国大史学家312人，其中中国19人，按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排列为：班固、陈寿、杜佑、范晔、顾祖禹、黄宗羲、孔子、刘知凡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作者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邵阳苏塘乡（今属隆回县），少时就学于家乡私塾，稍长到邵阳县设书院就学。1904年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专攻历史。1906年由同学曾广瑊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暗中向同学传播革命思想，鼓吹革命。1910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次年，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李氏停学返国，参加革命活动。于武昌首义后40天，撰成《武汉革命始末记》，在上海《民国报》第一号发表（此文解放后入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后由张秉文介绍，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该报被黎元洪下令查封，编辑曾毅、周览等4人当场被捕。李剑农也受通缉，由于国内无法立足，乃于1913年7月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 1916年夏，袁世凯帝制灭亡。李剑农由英国返国，担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专写政论。不久，又和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促进民国统一。1919年8月至1922年，李剑农受聘为汉口明德大学教授。1920年前后，联省自治的声浪遍及全国，湖南尤其积极。1921年3月，湖南省省长兼总司令赵恒惕聘王正廷、李剑农等13名学者专家组成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李剑农担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同年12月，依据省宪成立省政府，赵恒惕请李剑农出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李剑农怕人说他“坐言不能起行”，勉强就职。在军阀统治与纷争的形势下，通过联省自治实现民国统一的主张根本无法实现，李剑农心灰意冷，于1924年辞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职务。1925年与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创办晨光学校，以不介入政争相标榜。1927年夏初，他离开湖南，再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部主任。在这期间，除从事书刊编辑外，专心致志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1928年3月，他以半粟笔名，出版了《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866－1928）。1930年，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898—1928）一书，由太平洋书店出版。
李剑农，又名剑龙，号德生，1880年6月10日生于湖南邵阳苏塘乡（今属隆回县），少时就学于家乡私塾，稍长到邵阳县设书院就学。1904年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史地科学习，专攻历史。1906年由同学曾广瑊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暗中向同学传播革命思想，鼓吹革命。1910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次年，国内爆发辛亥革命，李氏停学返国，参加革命活动。于武昌首义后40天，撰成《武汉革命始末记》，在上海《民国报》第一号发表（此文解放后入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后由张秉文介绍，在汉口《民国日报》担任新闻编辑。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该报被黎元洪下令查封，编辑曾毅、周览等4人当场被捕。李剑农也受通缉，由于国内无法立足，乃于1913年7月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学院旁听并作自由研究。 1916年夏，袁世凯帝制灭亡。李剑农由英国返国，担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专写政论。不久，又和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联合创办政论刊物《太平洋》杂志，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促进民国统一。1919年8月至1922年，李剑农受聘为汉口明德大学教授。1920年前后，联省自治的声浪遍及全国，湖南尤其积极。1921年3月，湖南省省长兼总司令赵恒惕聘王正廷、李剑农等13名学者专家组成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李剑农担任主任委员，负责起草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湖南省宪法正式公布。同年12月，依据省宪成立省政府，赵恒惕请李剑农出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李剑农怕人说他“坐言不能起行”，勉强就职。在军阀统治与纷争的形势下，通过联省自治实现民国统一的主张根本无法实现，李剑农心灰意冷，于1924年辞去省务院院长兼教育司长职务。1925年与友人彭一湖在长沙创办晨光学校，以不介入政争相标榜。1927年夏初，他离开湖南，再赴上海，担任太平洋书店编译部主任。在这期间，除从事书刊编辑外，专心致志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1928年3月，他以半粟笔名，出版了《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1866－1928）。1930年，写成《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898—1928）一书，由太平洋书店出版。
卷头语导论一 百年前的世界趋势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三 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第一章 鸦片战争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二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交涉三 鸦片问题的发生与林则徐的严切手段四 战争的经过及其结果五 鸦片战争的意义第二章 洪杨革命时代一 洪杨崛起以前的社会背景二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树立三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四 太平天国被摧倒的经过五 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的原因六 洪杨战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权的推移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三 西法模仿时代中的对外关系问题（一）——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四 西法模仿时代中的对外关系问题（二）——中法战役与海军衙门的创设五 西法模仿时代中的对外关系问题（三）——中日战争第四章 维新运动的初步一 两个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孙中山与康有为二 适应一时环境的康有为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四 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五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结果第五章 维新运动的反动一 反动势力的解剖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三 反动期中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离合运动四 反动与袁世凯的幸运——北洋军阀基础的成立第六章 维新运动的再起一 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二 新势力复活的酝酿三 清政府遮羞的变法及主持的人物四 日俄战争与立宪的动机第七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上）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三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及满汉的暗斗四 立宪党的活动及其结果五 屡起屡仆的革命军第八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下）一 宣统嗣位与袁世凯之被逐二 皇族集权与立宪运动的大失望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四 铁道国有政策的反响第九章 清政府的颠覆与中华民国的成立一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二 袁世凯的起用与清廷的逐步降服三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四 和议的经过与清帝退位五 改选临时总统颁布约法与临时政府的北迁第十章 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一 政党的产生与演化二 内阁的更迭与政党的关系三 宋案及大借款的风潮四 讨袁军的失败五 国会的破毁与所谓“第一流内阁”的末路第十一章 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一 约法的改造二 帝制运动的公开演进三 反帝制各派的联合战线与外交形势四 护国军的崛起与帝制的撤销五 帝制撤销后南北两方的行动及袁氏之死六 帝制战争的副产物——南北小军阀的产生第十二章 护法运动中北洋军阀的分裂与西南军阀的离合一 袁死后新旧约法之争一 一护法运动的序幕二 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三 国会第二次解散及张勳复辟与段祺瑞的再起四 南北分裂——护法战争的开始五 护法战争中北方冯段的暗斗六 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的暗斗与军政府改组七 无结果的南北和会八 北方段派势力的倾覆与南方军政府的瓦解第十三章 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的混战一 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二 联治运动中的援鄂战争三 联治运动中北方的奉直斗争四 联治运动中南方陈炯明的叛孙五 所谓“法统”的恢复与联治运动的合流六 中山重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七 曹锟实行篡位的演进第十四章 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洋军阀的末路一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二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三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四 曹吴的倾倒五 临时执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设施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六 北方各军阀的大混战与执政政府的消灭七 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前内部整理的工作八 北洋军阀的末路
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1840至1842年的中英战争，中国习称为鸦片战争。因为中国方面，认此次战争以禁止鸦片为唯一原因，但在英国方面，开战的动机却不在禁止鸦片，而在屡次受中国政府的蔑视凌辱。战机的潜伏，已经有了几十年。禁止鸦片，不过为此次战争最近的导火线。我们要了解所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须先明了战争前的中英关系，并且须明了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可分三点来说明。 一、中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国家，未加入所谓国际社会团体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各国虽与中国有历史上相沿的通商传教的事实，但除俄国以外，都不曾与中国成立一种什么通商修好条约。俄国因为与中国西北国境争议的原因，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订立《尼布楚条约》，后四年又订立《北京通商条约》，1727年（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此外各国都与中国为无约国。就是葡萄牙的租领澳门，也是沿袭明代既成事实，在此时尚与清政府无条约关系。澳门的主权还是在中国，受中国的控制。 二、通商制度之不合理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与外人通商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有三。第一，税则不可靠。中国向来对于商税的征收，不若田赋规制的谨严。税吏的额外苛索，成为不可拔除的恶习。外国商人初到中国时，因为语言隔阂，一切情形皆不通晓，税吏对于他们的额外苛索自然更甚。第二，商埠的限制。清代初年，外国商人大都皆以广东为集中地点。广东的大小官吏，自然有特别发洋财的机会。有时外国商人不堪那种额外苛索之苦，改向闽浙的厦门、宁波等处图发展，但是这些地方的大小官吏也想发洋财，对于外商的待遇也是一样，甚至于额外的苛索更重，因是广东仍为外商的集中地。清政府因为防范夷人的不测，也不愿夷商窜扰到广东以外的地方去。第三，公行的专利。广东方面，因为外商特别的多，买卖货物，不免与本地人民间时常惹起纠纷来，于是在康熙年中便生出一种经纪人的所谓官商，由政府指定的，凡洋商输出入货物，皆须经此种官商之手。外国商人都受限制，很感不便，曾经一度废止，到康熙末年由广东商人成立一种所谓“公行”的组织，取官商之地位而代之。公行组织虽非由政府的命令，实由官厅非正式的许可（暗中且为官吏渔利的工具），一时虽经内外商人抗议废止，但不久又复成立，公行既操对外商业的专利权，外商所负担的额外苛征日益加重；然政府所得，仍极微薄，其大部分皆人于大小官吏与公行员之私囊，虽经外商屡次要求减免，皆归无效，这是在乾隆以前的大概情形。到乾隆中叶以后，上面所述后两种不合理的情形，更为具体化：其一，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皇帝颁布谕旨，将外人通商口岸限于广东一处，闽浙各口皆不准外国商船入口，英商运动在厦门、宁波另辟通商根据地全归失败；其二，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正式认可公行为经理对外通商之机关（乾隆三十六年虽因公行多数破产，负欠税金及外人债务，曾经一度解除，然未几即复另行组织）。公行的任务，不但外人输入货物须由其评价及买卖，并且成为政府与外商问的传递机关。货物的纳税报关，固须由公行经手，即外商要向中国政府有所陈诉，也不能自由进禀，必须由公行代呈，否则政府不予受理，政府对于外国商人的行动，也责令公行监督，于是公行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间的重要机关。原来在乾隆二十四年时，粤督李侍尧对于洋人深怀疑忌，奏请设法防范。乾隆帝对外的观念，也不若康熙帝的宽大，因采用李侍尧奏请的所谓防范外夷之“五事”，颁行一种限制外商的规则，乾隆二十五年命洋商（即公行员，中国政府公文书对于公行皆称洋商）向外国商馆宣布。自此一直到鸦片战争时，不过时有修改，条目增减前后不同。最后由卢坤、祈埙、彭年进呈章程八条（在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其要点如下。 （一）外国战舰不得入虎门以内。 （二）外国妇人，不可偕来商馆，商馆内不得储藏铳炮枪械或其他武器。 （三）外船雇用之领江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此时澳门尚保留中国主权中国设有同知衙门），由该衙门发给执照，随身携带备查。 （四）外商雇用中国仆役人数，须有一定限制（初时禁止雇用，后经修改，但限名额）。 （五）外人住居商馆者，不得任意乘船出外游行，仅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日，得往各花园及河南寺庙散步游玩，但须带翻译随行；如有不当行为，翻译须负责任。 （六）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厅进禀，如有陈诉，须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有指导及保护外人之责，不得负外人债务。 （八）外人每岁在广东商馆住居经营商务，须有一定期限（大约为四十日，有时得延长），事毕即须退去，如不归国，只能在澳门居住。 这些限制当然不能严格的生效，但大部分必须遵守，尤其是向官厅直接进禀的一层，是万不能行的。外商既无向官厅直接陈诉之权，于是不能不事事受公行员的抑勒。公行员的专利权，既由官厅取得，也不能不事事听官厅的指挥。不肖的大小官吏与公行员因缘为奸，外国商馆便成为他们发洋财的渊薮。因是一般的外商，对于这种通商情况皆不满足。 三、此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业关系，以与英国为最密切原来各国与中国发生商业关系最早的要算葡萄牙，其次为西班牙，其次为荷兰，英国较迟。在18世纪的百年内，英国海上的势力已经凌驾各国，于是对于中国的通商，也渐次跃居第一位了。1751年（乾隆十六年）外国商船来到黄埔的总计18艘，其中英船9艘、荷兰船4艘、法国船2艘、丹麦船1艘、瑞典船2艘。到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外国商船来粤的，增至86艘，其中英船61艘、美船15艘、荷兰船5艘、法国船l艘、丹麦船1艘、葡萄牙船3艘。在拿破仑第一时代，英法对抗，欧洲大陆诸国皆受法国的宰制，但对于英国海上的优越势力，终不能推翻；惟美国因守局外中立，不受影响。所以在此期内，英国对于中国的通商势力，仍旧是有增无已，其次则为美国。然英国有较近的印度为根据，美则在东方尚无根据地，故终以英国居第一位。 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通商一般的大概情形。 二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交涉 中国与英国虽与其他各国同为无约国，该国的商人亦与其他各国人受同样的待遇，但在商业上既居于第一位，来船之多远非他国可比，则希望中国的门户开放，亦必较他国人为更切。
◆李剑农先生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其成名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及补写的篇章合刊于1942年。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在取材与叙事方面颇具特色，长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应读者之需，此次再版，系采取重排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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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系大学期间与李剑农同为湖南邵阳人的邓文初师在课堂上所荐读书单中之一本，然而我一直未读。今年年初，我游南京之后，偶检某友人架上之书，取此书试读，不忍释之。乃借出在旅途之中起读。然而心性浮躁，时读时辍，垂半年而后看完。看完之后，有所感慨，记述如下。
一、书中所记近百年间，中国政治派别众多，山头蜂起，均言救国救民，实则争权夺利。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各种主义、主张层出不穷，各种政纲、政见多如牛毛，而要害均在于权力与利益，实不在于国家之好坏，公义之完成。这一历史，足以打破所有对政治抱有美好幻想之迷梦。若细思之，政治固权力利益斗争之术，此即其本来面目，又何足怪。政治的清明，可取亚当·斯密无形之手学说，其实在于各派互相为私利的争斗，于不自觉间促进公共之利益，而后政治之制衡可以完成。然而这一效果的前提是，争斗须遵守基本道德底线与规则。中国千百年来高唱道德，然而其实没有丝毫真正的关键时刻的道德，于是亚当·斯密的学说归于无效。出路何在？没有想到。
二、从书中所述国共合作以后的情况，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中共的一切基本形制、规模、方法与途径，皆脱胎于国民党。兹举三例明之：
（一）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民党的组织架构（见书中473页，武大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与今天中共的组织架构（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是一模一样的。
（二）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之说，也是源自国民党的理念。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书中477页）中第二章“国民党之主义”的第二节“民权主义”（书中482页）有一段谓：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该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属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种自由及权利。
此段的中心意思就是，不是全体有民国国籍之个人均是国民，是不是国民，要看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如何决定，这里没有明说，实际上就是服从为了“中国革命之需要”的党的政治判断。是国民则享有民权，不是国民则不享有民权。这与中共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谓的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一个意思。但是谁是人民，谁是敌人，谁是国民，谁不是国民，都是服从为了“中国革命之需要”的党的政治判断。这一继承，是为中共对国民党最大的继承，也是至关重要的改变历史的继承。
（三）中华民国虽于一九一二年建立，但此后经历若干变动，若“二次革命”，若“‘护法’运动”，至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并不认为民国已经建成，相反，他认为民国尚未建成。在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在致开会词时说（书中472页）：
……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国民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美，以党治国……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改造一次。
……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便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
也许读者会说，这里说到建国是加了引号的，后面说的是“把国家改造一次”、“改造国家”，不是建国。但是还有证据表明，国民党的确就是为了不加引号的建国。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段（书中475页）说：
……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运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国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
这里明白无误地表明，国民党改组的使命，就是建国，只是所建并非一个新的国家，而是重建民国。以上明白无误地表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使命是建国。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建国仍是两党各自的使命。只是国民党建国在北伐成功、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算是完成了，但是中共此时作为反对党，仍然在独自进行它所认为的建国大业，并最终于一九四九年获得成功。政治理论上，则是通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分进行解释，来表示中共开展的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建国。
在这中途，国共双方也有不清不楚的时候，这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表示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右派（这时应该还没有称呼为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的南京政府。既然你承认了这个政府，则别人建立的自然是正统政府，不是反动派建立的伪政权。这个时候，也是中共考虑了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认为可能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因此不妨承认你目前建立政府的正统性，重庆谈判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后来内战爆发，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中共从而取消了南京政府的正统性合法性，改称“国民党反动派”，就有点伪政权的意思了。
中共取得内战成功之后，既然此前已经宣布南京政府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府，理论上又有了《新民主主义论》，于是干脆断了民国正统，改正朔易服色，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前，作为过渡，“新中国”、“新华”等名称应运而生，沿用至今。2009年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影片以《建国大业》命名，名字虽取于这里引述《中国国民党宣言》，但是它说建国大业，也是没有说错，并不是对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民国视而不见，而是已经既从实践上又从理论上结束了中华民国。（以上三段论述尚待进一步论证，因《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一九四〇年就写完的，这之后又举行了重庆谈判。国共互认的变迁，值得详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础和实际过程，值得详考。——青竹子注）
三、本书作者由于亲身参与民国政治，因而书的详细自然是没得说的，资料价值极高。但是在北伐一段，却又极为简略，若干重要事件均一笔带过，这也是当代人不好写当代史的原因。此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北洋军阀时期，这段时期政治纷繁复杂，而此书却能为之条理系统，因而殊为难得。
写于2012年7月7日中午，时为卢沟桥事变七十五周年纪念日
读李剑农先生这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因为一些争论：辛亥百年纪念，乃至百年纪念之前的近些年，一直有些声浪指责革命党，指责孙中山先生，认为如果他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晚清的政治会因着立宪派的改良而逐渐好转，而这一百年的中国会更加顺利，承受更少的伤痛。
在百年纪念前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他指出当时是因为 立宪派改良的路已经走不通啦，革命成为唯一的选择，并推荐读者阅读 李剑农先生这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代史，我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与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郭廷以先生的著作 《近代中国史纲》。教料书有关这段历史的每一页，都令我心中期待“永不谋面”，快速翻过，好在这段内容在官方考试的要求也是希望读者知道得越少越好，愈糊涂愈佳。郭 廷以的著作是客观罗列事实，由读者自行评判，较少史论；徐先生写作这本《中国近代史》暗怀一种目的是希望写出中国在近代以来面对外侮与内乱，主动寻找应对的过程。这两位的著作自是佳作，然而，读后能令我对自1840年至192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势力的演变、源流、中国所面临的道路、取舍及其后果而有清晰概念的，仍属李剑农先生这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这一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事件何其纷繁芜杂，这些事件的影响力如何评估，该如何取舍？幸运的是李 剑农先生曾经是1920年代湖南联省自治的急先锋与干将，深谙政治，对事件的取舍上极具敏感性，选取的具是一些真正影响中国走向的事件，并将史料与史论结合，使读者了解某事此事对今后中国运命的影响、产生何派政治势力，如满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不得不将军权交给地方汉人督抚，这一举措的影响深远，正因为兵权的分散，武昌首义，才能全国响应。
此书最大的长处是因为李剑农曾是政界中人，又身处那个时代，平时又留心收集资料，因而对各派政治势力的分合、之间的斗争、主张的异同、势力的消长、 军阀之间、军阀与政治人物如梁启超孙文及国会议员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分析得非常清楚，我虽不能字字记住，但自中学学历史到考研读近代史的一些糊涂帐，总算清了一些。至令我佩服的，是他的笔底不留情，对政治人物动机的分析，颇能剥皮：）点出政治人物通电的冠冕堂皇的利益分肥，对于各派政治势力同一举动，李先生也能指出动机之异。
另一令人叹服的是李先生的叙事能力，100年来诸多杂事，他能按渊源一路谈来，颇有条理且有趣味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即是不吸收教训，可是，历史的车轮向前开，每一事件都不同，面临的处境不同，没有过去可以参考，且“历史”或说“整个民族”也不是黑格尔的认为的有统一目标而可以统一行动，那生活于过去的人们，“民族”中的每个人，目的各异，认知各异，只能就当时的情境做出判断。
只是，如果真的可以穿越，请一位智者穿越前将所有事件倒放，知道前一件事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那么智者回去是否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做出最佳协调？不能，当时的人们曾经以为他们的行动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如梁启超，不惜与最有实力的军阀合作，希望能达到政治的改良，事非人愿，终以失败收山，目标与行动之间相互的作用力，终将导致结果的偏离，几个人的穿越改变不了大局。那么，如果过去所有的人穿越到现在，一起看历史事件的“录像”，再一起穿越回去，是否可以更协调，是否可以达到目标呢？也不能吧，所有的参与者都已经知道对手的策略，相应会调整自己的策略，又是一场混乱：）
这样的胡思乱想，只是因为知道纵使是知道结果、知识更超越的当代人，回到过去，面临前人面对的相同的处境，也不能更好的处理。我在读些书时，常概叹“历史”没有给我们的先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现代政治，暗怀希望如果先人能够认知更多，则我民族这百年来不用经历如此的痛苦。然而，历史走向的决定果真只是“认知局限”能改变的吗？如果我们了解更多，是否能做得更好？看来我掉进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牢笼啦：）
有更多等待我去了解
最近一直对清末民国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显然想了解些真实情况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段被阉割曲解甚至捏造严重的历史，教科书中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以党的视角或者某些领导人自己的好恶来写的。非正史的很多书籍也不过摘些逸闻趣事满足大家的猎奇心理。
但这是一本好书，好在四点：一是它所描述的时间段基本与党史交集不多，受篡改的几率小；二是作者在民国时期写成的这本书，当时他所获得的资料都是新鲜的，详细的，现在的作家如果想写这本书非得到各大图书馆钻故纸堆不可；三是他是很多事件的亲历者，我们看历史还是要尊重当时人的想法，而不是把我们后人的想法强加给强人；四是作者的功底十分深厚，取材详略得当，虽名为政治史，看起来很枯燥，但实际读起来十分畅快。
本书将1840-1926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外力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大致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败；第二段是革命势力进展，清皇位颠覆时代，从维新运动至辛亥革命；第三段是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这三大段又分别分为十三小段分章撰写。窃以为前两部分写的较好，最后一部分由于离作者自己所处时代太近，反而不好写。这似乎也是一个通病，写太近的历史总是很为难。资料确实非常丰富，但同时也让你很难取舍，你以为很重要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后来人看来只是鸡毛蒜皮，而且写作过程中难免掺杂一些个人的好恶，尽管作者主观上已经力图保持中立。但瑕不掩瑜，这仍是一本让人称道的好书。
说一个读书中的细节，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或者看过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但我是第一次在本书中看到了全文，我看了两遍很有感慨。“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 ”作者评价道：“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大家都守着这种高尚纯洁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扰攘”。这话今天听了似乎也有些感慨，但是我要说的是革命到最后，这种高尚纯洁的党员必然减少。一、越是高尚纯洁的党员，越容易冲在最前面，组织上也信任他们，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所以牺牲也是最多；二，即使侥幸在革命胜利后不牺牲，也可能由于太单纯太直而在政治斗争中被排挤掉。三、即使没牺牲，没被排挤，但等到外部环境好转，没有大悲痛大愤慨来激励人的使命感，或许就会理直气壮贪图享受，老子当年出生入死，现在胜利了享受点算什么。因此，高尚纯洁的勇士是成功的革命党必须要有的，但又是必然要灭绝的。
先前读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金以林《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均对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推崇备至，甚至海外学术界（费正清也有推荐之语）也推崇此书，遂在网上订购此书，精读之，以一览李先生之风采，其间果然收获颇丰，读毕有满载而归之感。
李剑农此书是一本近代政治通史（上起于清代中叶，下止于国民党北伐成功），本是一本教科书，但绝对比现在所用任何一本教科书引人入胜。李先生对于政治事件的描述，尤其注重当时人物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分析，将政治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分析到社会心理的深沉之处，时常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如论直皖战争中直系的成功，作者认为是吴佩孚多方运动，得到民意支持，吴佩孚通电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西原（龟三）借款，出卖中国利益，同时还主张维持旧约法，与西南军阀和孙中山达成妥协，以免战祸，这些都赢得了人们的支持，所以直系能打到皖系而长北京中央政府，及直系的曹锟贿选，窃取总统之位以后，吴佩孚失去民心，而曹锟之势力全在于吴氏，吴氏既失势，直系之败已经不言而喻了。
此书的另一特点是对政治派系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而且列有各政治派系的分合表。作者认为，民国以来的历届议会均只是大军阀把持中央政权的一个工具而已。中国的议会政治实质上只是军阀政治的附庸。而1920年以来勃兴的联省政治也只是各地小军阀为维持其在本省的统治以抗大军阀的中央之一个旗帜而已。
此书启人之处太多，我无法详述，恐怕我的转述也未必能表达作者的意味，需要读者亲自阅读此书才能真切感受李先生之真知灼见。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的版本均文字、标点错误百出，实为对李先生此书的玷污，希望将来再版时能力行纠正。
人都是政治动物
读完此书，脑中并无多少印象，反而有些凌乱，只是模糊的感觉比之有关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这本与市面上通常流行的充斥着意识形态评判的教科书，多了几分清爽，少了几分造作，实属难能可贵。
用了好几天的时间看完，不知道为什么出奇的慢，一点也不像我的阅读速度，很零散的写了一些摘要，感觉书越往后越乱，史料的堆砌也明显的多于前期且论述无多。
开始介绍太平天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作者用了民国时期人们习惯的称呼“洪杨革命时代”，比之太平天国，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和常识，没有了标题背后强烈的意识形态认同，毕竟这只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或者地方群体性事件，当时清王朝依然还是这片土地的正统和当之无愧的正朔。
对于鸦片战争的描述，有太多历史的鬼魅和政治的扭曲，但是观念的变革又非一朝一夕，也不能一簇而就，只能留待后人慢慢的评说了，历史有时候就是很奇怪，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东西。现在我更多的倾向于认为，鸦片战争的是中英两国之间一种文化观念冲突的结果，而这种文化冲突的种子必然使中国在日后的自强图新过程中会不自觉的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学习过程中西化又是那么的不可避免。关键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如何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构起一个坚实的桥梁呢？（现实证明，我们做的是如此的糟糕）
左宗棠实在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物，他没有李鸿章那么多的官气，更多的是军人的豪爽和文人的率直，想好了的事情就去做，至于结果，那是做完以后的事情。力排众议，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顷，西征阿古柏，打压沙俄，设立行省，将新疆这一片羁糜之地，纳入与内地同等之地位，不至于成为安南、朝鲜之读，功在千秋，利在万世，“民族英雄”的称号实在是当之无愧，希望后来的历史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书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断，是当时的保守派士大夫张盛藻的一篇奏议，让我对当时所谓的守旧派人士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设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看来这帮左派分子并非对外来事物一概排除，保守的士大夫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他们的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只是后来的我们急于给他们贴上一个保守的标签，又有多少人去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声音呢？
辛亥革命以来的国民政府，主要吸收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上层，而对下层知识分子的发动与吸收成效不大，相反，中共则在下层知识分子中成效显著，而下层知识分子无疑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历史在这一刻，分明已经注定了吧。
在宋教仁的身上我看到更多的是一种书生的浪漫和理想主义的东西，1911年的民国，政治甫定，社会动荡，根本之计在谋安定求和平，有了安定，才会有一切正常政治秩序的运行，有了安定，才可能去实现他民权、民主、民治的理想。南北还在打仗，此君却完全沉迷在政治程序的正义和虚幻之中，不顾实际，也没有从其生活之中抽离出来问题意识，只是为了一个法式还是美式的政体形式横生枝节，1913年他的罹难，实在是性格及命运的写照，其实，他更适合在大学里谋一个教职，讲讲西方政治思想，可惜了他一腔的才华呀。
写的很零乱，最后忍不住小感慨一下，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人都是政治动物！
基本上以一天一章的速度，半个多月看完，辅以看2003年热播并禁播的《走向共和》。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脉络，政治制度、事件、人物有了重新的梳理和认识。认识分述如下：
第一，这近百年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主题是：为国家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
在政体选择上，有立宪和共和之争。立宪派，包括康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派、民国的进步党，主张的未尝不是一种好制度，迎合国民要皇帝的心理，不引起大规模流血，之所以失败，除了细节操作问题之外，时机不对、实力不济是主要原因。康梁主张时，顽固势力太盛，等到清政府自己要变时，革命势力又已兴起。但立宪派最重要的是失之于没有控制全局的权力，康梁光绪不说了，清末真正的立宪派被满清贵族玩了几把，民国初期立宪派又被军阀、革命党势力压制。实力派袁世凯到底要行专制帝制还是君宪制，书上并未把其政纲公布，只重在叙述帝制起灭过程，但杨度诸人与袁氏应是要实行君宪的，不过此时共和的呼声已太高，时机又过去了。立宪派一直孜孜不倦地培养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但终没有到达一个高度，中国失去了一条很好的政治改良道路。共和之路也走得曲折，且并未实现。民国由军阀操纵，有兵便是爷，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就权力执掌者全民普选一项看，后来的后来，在台湾地区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共和。
在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上，有过单一制和联邦制的争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省情况不一，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有过行联邦制度的观念。当中央过于集权或地方过于割据时，联邦制思想都会兴起。如袁世凯大权独揽时，有人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时，有人主张联邦一统。从民国九年起，联省自治的声浪遍及全国，并有湖南积极实行，制定省宪。联省运动终究失败，关键在于军权仍在地方。美国的联邦制极其稳定，关键在于其军权属联邦所有。民国的军阀，口头上的花样文章人人可做，且要的就是这个自治权，若要他失了兵权，无异于让他挥刀自宫。有了兵权，他才不可能听你省宪、任你民选。全国军权分散，中央与地方分权无异于妄说。中国到底是否适合用联邦制，还得另外研究。
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权的选择上，有过议会制（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论和反复。可惜所谓制度，却根本没有制度的规则性和约束力。最早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的是总统制。但为了限制袁世凯权力，又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大总统的权力，比之英国更小，完全操控在参议院手中，参议院又靠国务院（内阁）制约大总统。李剑农谓之“对人立法”，强势者必不为它所束缚，而立法精神却变动不居，被破坏了。后来的党人，只知道积极造党以便控制内阁，但袁世凯只靠北洋军警就可威胁内阁。袁世凯发布没有国务总理副署的委任状逼走唐绍仪内阁，又用武力威胁参议院通过了陆徵祥内阁，又轻松换为赵秉均内阁，后又用便衣军警组成的公民团胁迫国会（即参议院）把他投成正式大总统，再解散国民党，再解散国会。直至他修改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此总统制实质为总统专制），再至称帝。自段祺瑞内阁开始，国会、内阁、总统的势力互相牵扯，基本上是军阀使用非法非常手段操纵国会、内阁、总统，一地鸡毛。军阀用开会、通电、雇用公民团等方式胁迫国会，国务总理（军阀）收买痞子在议院开会时辱骂议员，迫使议员辞职，再迫使国会解散。这段时期，总的来说，所谓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都不过是实力派军阀玩弄的工具。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罢，摆设而已，谁有实力谁就是天王老子，就是法，就是政令。问题再归结到一点，就是宪法的不被尊重。宪法乃一国根本大法，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权也由宪法规定，人民的所有权利也由宪法保障。人人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宪法，在违宪问题上必须锱铢必较（这段时间同时在看《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得知美国人对于宪法的尊崇与捍卫，简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惜，当时的清醒者、勇敢者太少，力量太弱。
第二，对民众、民心的再认识。
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确是如此；但我所看的书告诉我，群众也是群氓，是需要启蒙、引导的大众。而李剑农所述这段历史中，上层精英鲜与民众联系，团体、政党、运动都脱离了民众，这绝对是变革失败的关键原因。
先说在政治史中排的上号的两个大规模群氓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的反抗性虽不能说不存在，但其目的非为反抗，而仅仅是为自身谋利。如果说一开始的几个领头人还有些天下理想，那么这理想也早被不断得到的权势与金钱消磨殆尽了。它的性质就是大规模的土匪强盗团体，过处烧杀抢掠，驻处无心经营。当时的民众受其战火之苦，在鸦片战争失败的民族情绪下也不可能接受其信仰宣扬。就算清政府腐败无能至自行垮塌，它也烂泥扶不上墙，现世对它的评价，不知拔高了多少。
义和团运动也是草根的愤怒宣泄，混杂着愚昧无知的流氓乱民。政府正确的做法是疏导、限制甚至镇压；清政府却妄图借用其力打击外国，反引起八国联军入侵。义和拳民在所谓的爱国情绪激励下，被当了政府的炮灰。现在有些动不动就要抵制超市、抄家伙干架的人，还真是老祖宗的好子孙。
这本书叙述的政治史，基本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英史，当时社会觉醒或半觉醒的是上层人士，下层民众有什么反应呢？鲁迅的小说中自然可见，李剑农也有浮光掠影的叙述。民国以来社会、经济混乱，民众倒希望有个皇帝来拯救大家。讨袁军失败原因之一是人民不需要战事，认为任何兵变都是作乱。袁世凯称帝失败原因之一是：人民在袁氏统治之下生活痛苦，又怕帝制一兴革命党要“作乱”。联治运动湖南起草宪法，第三步骤是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因民众知识太幼稚，成为形式。
实际情况如此，但政客们往往开口闭口的“民心民意”。以前在读《紫禁城的黄昏》时，我就觉得“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值得警惕：什么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是人心所恶，纯属臆造的舆论；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好政府，不管政体如何，不管你宣扬的理念如何，谁给好处就拥护谁。
又，在取得政权以前，政客们启发的某方面的民智，比如阶级斗争意识，取得政权以后它又巴不得民众在争取个人权利方面无识无知。掌权者实行的仍然是传统中国的御人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真正的政治家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给民众好处，而是要让民众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得到好处，怎样更好地、更持久地得到好处。真正的长治久安，民族复兴，必然需要民智！孙中山确是先行者，定下三年军政，六年训政，之后再行宪政的革命方略，训政的时间还是考虑短了些。当然，启发民智，进而让民众组成自己发声的团体，不只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第三，对于政治人物的再认识。
没有高尚的政治人物，换言之，讲求道德完善的人从不了政。认识一个政治人物，不能从社会惯常看法出发，更不能从官方评价入手。大三时，帮来访的洪长泰先生（费正清弟子）搜集资料，他就平静地告诫我：掌握大量史料才有可能公正评判一个人。看到这本书“革命与立宪对立”一章时，恰好读到了《读报参考》上的另一篇文章《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可以立体地对孙中山进行认识。孙利用会党进行革命，而革命成功后即行打压；孙失势后，又企图利用会党。而会党后来堕入黑社会之流，完全追逐经济利益而放弃道义，中山要负一定责任。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抱负利用他人无可厚非，而事成之后翻脸不认人，实小人之举。政治家，无论其出发点、目标有多高尚，其手段必有不高尚之处。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家必须务实，没有哪个满口仁义道德且行为仁义道德的人能做成大事。翁同和、徐桐典型两袖清风，却只能纸上谈兵，于国于民无益。李鸿章、袁世凯，贿赂也来，整人也干，却能成就大事情。
能长袖善舞、四面逢源，忍辱负重干掉对手，实现治平理想的可称之英雄。会弄权术，却不丢弃道德底线，盖难矣。
还有一些零碎想法，太累了，不写了。
从真实历史看来，孙也不是什么高尚的人，该出卖时也会出卖，只是待价而沽罢了。 政治家和崇高道德从来扯不到一起去，相形之下，我倒还比较欣赏袁，一世枭雄，旧式思维，却能制衡四方，虽功败垂成，仍可称雄杰。历史是胜利者书写，袁当然也逃不脱笔刀削切，成王败寇，千古亦然。不禁想起几句旧诗，且改之“孙公四海流亡日，慰亭谦恭未篡时。向使改元便身死，青史功过复谁知？”
写得很稳重，很扎实。虽然近代史里的所有事件展开来都可以成为专著，但是这本书的优点和长处就在于能把每一件大事的脉络都勾画得非常清楚。除了对国父尊崇有加之外，其他评价都是比较中肯的，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失败以及民国初期军阀政治的更替，分析得非常好。
李剑农之所以只写到党国建立，而且对孙文及国民党在辛亥前后之表现着墨甚少，也正是因为时代局限性之所在
无论徐中约还是郭廷以都是国党史观的代表，孙文被国党造为国父，有谁敢揭孙文之负面和对其正统作出挑战？无它，都为时代局限性之所在而已
我读到1920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就不再接着读
关键是对孙文在辛亥中的作为也全都隐恶了,其实孙文在辛亥时期就从没遵守过什么民主规则过
君可以看看以下书籍http://book.douban.com/review/2600305/
我在新浪微博提到孙文的形象为何如何好这点
国共两党之父而已，现在作为统战工具
这个东西就像做练习题与考试的关系，平时做的练习题的质量越高和数量越多，考试考得好把握当然更大一些，虽然考试内容不会一样。
历史主要起得就是个练习的作用。
写的不错 已经转载到流离古城文学论坛去了
多谢，望多交流
可以冒昧问一下你么？你是全职读书还是业余读书？
2012-03-29 16:12:52 北大才子娶凤姐 可以冒昧问一下你么？你是全职读书还是业余读书？
闰土你好闰土再见
“这个东西就像做练习题与考试的关系，平时做的练习题的质量越高和数量越多，考试考得好把握当然更大一些，虽然考试内容不会一样。
历史主要起得就是个练习的作用。”
这句要顶一下
朋友，此书我听说复旦和武大本都错漏百出，难道湖南教育版也难逃厄运吗？
是啊，我读的就是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好像这几个版本都差不多，没什么改动
确实如此，看到一半，不过我觉得满汉民族因素也是清末立宪注定不可能成功的必然因素。
挺有道理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方唱罢我登台。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间，中国经历太多太多了，主义再好，都顶不过适合自己。要想造就大业，需要思量太多。
袁真不该称帝！如不称帝，袁会是中国的华盛顿乎？还是被手下逼着黄袍加身乎？
人不能超越时代，我们现在回头看去，已是百年开外，观念已经不同，自然觉得他称帝欠妥，但在袁的时代，这才是正途王道。。。。
现在回过头去看，道理上讲君主立宪是正途。但就当时的思潮和形势言，袁除了共和其实别无他路可走。
清帝在时，君主立宪就走不通。满洲权贵手中尚有资本的时候，无诚意搞立宪，等到资本赔光了的时候，想搞立宪了，可长江以南的汉族官僚士绅是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了。南人的排满思想与清始，却不与清终。
袁在当时终结满清的帝制，是顺乎形势和人心的。孙的革命党又是那么地激进。此时袁再称帝的条件实在是不具备了，于法于理于情于德都难以服众。
个人觉得，袁如能继续在临时约法的框架下行事，孙党也不好冒天下物议，公然行激进之事，继则恢复科举制，只需改变考试科目和内容，此两条应足以让中国在共和的轨道上走下去，而不致像后来那样越来越激进。
有道理，要是当时立宪，对后来的割据可能会起到一些限制——恢复科举制度的形式其实不错，但是激进还是有必要的，把以前的那些有必要打破，像“文革”那样稍微过激一些也没什么——但是打破偶像不等于不要传统——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把“传统”给继承了。
我们的责任应当是尽量寻找到一条成本较小的变革之路。中国近代史对我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是那些历史演变的可能性。我们中国历来重史，总说以史为鉴什么的，我想应该说的就是这种可能性吧。我们还有心的人应该从这些可能性中择取最优，力争能把这种最优可能性变成现实。
所谓“激进还是有必要的”，我以为只能是当激进已经无可避免，激进已经成为历史逻辑进程中的一环，不激进已再无可能的时候，才能这么说。
民国初期，袁当总统的时候，虽不能说可以完全避免、但至少可以极大削弱、限制可能发生的暴力激进、军阀割据（这些后来在历史上果然发生）。而且激进会形成正反馈耦合，大家比着激进，互相刺激着激进，你激进我更激进。大革命时期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鼓动，强烈的报复与反报复心理，都已经使当时人异化了，特别是士人、党人。很伤的，伤的都是自己同胞和文化心灵。
当然，对于文革中的“激进”，我与境庐兄的看法相近。因为那已是中国走上激进之路后的事情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革了命了，那就必须得把命革到底。不能只革别人的，不革自己的。
不过，对于文革中的“激进”也要稍加分析、区别。破四旧、抄家、揪斗反动知识分子与黑五类，这类“激进”，其实是某些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不是文革发动者的既定策略。
文革的合理激进，我以为应当是打碎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与财富分配，从而彻底改变阶级关系和阶级解构，以达致消灭阶级差别。
礼失求诸野。中国的传统，我以为就落在个“变”字，还有一个就是世俗化。当然，变中也有不变，文字语言，敬祖爱族，亲近天地，贤人治国，这也就是所谓的道统吧。
“爱国”或“爱华夏”现如今似乎已经成为恶谥，或者五毛的代名词。但我还是想为这个育化了我的父母之邦尽点力。
楼主的分析很客观。严重赞同。“除了对国父尊崇有加之外，其他评价都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