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
2010-9
复旦大学出版社
徐静波 编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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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90年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跨越世纪的历程，今年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纪念年。为了检阅这20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编辑了这套三卷本的研究文集，我受命负责编选文化卷。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一个常设的研究机构，但它称为研究中心而不是研究所，其特点就在于它除了拥有自己专职的研究人员之外，还通过兼职研究员的机制来协调和整合复旦大学内的日本研究资源，使其达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发挥。因此，本纪念文集也是专职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共同努力的结晶。 文化目前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科目，它的范围也可谓包罗万象，但大致应该在人文科学的范畴，也就是传统的文史哲。本着这样的理念，本论文集的编选大致基于如下的原则。 第一，所选的论文可以是以前发表过的，也可以是新近撰写的，但写作时间在日本研究中心成立的1990年至2010年这20年问，事实上，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虽说是对20年来的研究业绩的一次检阅，但实际上反映了近几年的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文章的排列顺序，分成两大部分，已发表过的论文，按发表的日期先后排列，新近撰写的则排在最后。 第二，作者均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员或兼职研究员，绝大部分都是现职的复旦大学教授，有少数几位在其他大学供职，但都出身于复旦大学，且始终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内容涉及日本的文化、历史和文学，探讨的论题自日本的思想、审美意识、唐代的中日关系至日本的近代文学，可谓色彩斑斓。研究的对象虽为日本，研究的视角却大量多具有中国的立场，作者更关注的往往是中日的文化比较和文化关系。《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作者均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专职和兼职研究员，在各自相关的学术领域中都有建树。
徐静波，1956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外文系日语本科，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课程，文学硕士。现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专业领域为中日文化比较、中日文化关系。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研究一年并先后任教于长野大学、爱媛大学、山口大学和神户大学。个人研究专著有《梁实秋一一传统的复归》（1992年）、《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2004年）、《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2009年），另有译著《把时光染成蓝色》等五种，编著有《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等七种，以及发表相关论文四十余篇。
上编 历史与文化战后日本的近代人精神类型论——以大冢久雄的《近代化的人的基础》为中心/张翔白村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韩昇刍论中日文化中紫色之异同/周保雄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陈正宏汉学、汉译西籍对日本兰学的影响/赵坚郑孝胥日记中的东瀛外交生涯/李振声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胡令远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自我和外界的新认识/徐静波《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韩“日本无条件投降”辨析——对一种“错误常识”的匡正/冯玮试论日本同性恋的缘起及其在僧侣和武士中的流行/冯玮日本的古典园林与西湖/许金生下编 文学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研究——兼论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观/徐静波中国当代文学阅读视野中的日本现当代小说/李振声当荒诞变成了日常——论太宰治《等待》，以其文学的“普遍性”为视角/施小炜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以安部公房的创作为中心/邹波战后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文学——以安部公房的创作为中心/邹波
2.平等一公平性。大冢写到“无限地尊重一切人的独立和自由，则近代的品德的女王——‘公平’也会产生出来”。 3.理性主义。大冢写到“富兰克林作为科学家而广为人知，而且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在社会科学方面而名垂青史，如果对照那种不被任何东西所束缚的精神态度的话，可以知道决非偶然”。此外，“这种‘理性主义’在实践中显现出来时，它采取‘谨慎小心’这种品德的形式”。大冢引用富兰克林《致富之路》中的格言“少一个钉子，会失掉一只马掌；少一只马掌，会失掉一匹马；少一匹马，会失掉一个骑士”。因为少一个骑士，而使战斗失败。这都是因为缺一根马掌钉的缘故②。 4.勤劳与质朴。大冢认为“如果通过勤劳与质朴而致富，就可以确保为了自己的人格和自由的最初的起点。但是，勤劳与质朴这两个特性所具有的意义不限于此。作为勤劳与质朴的结果，社会生产力将得到提高，其结果所形成的社会全体的财富，将形成全体民众的人格独立和自由的现实立足点”。 5.对社会连带的自觉性。大冢写到“常常有人认为：近代社会中个人像原子一样分裂，整体性完全被置之度外……这完全是误解。形成近代人精神类型的精神氛围中，初看外在的自然法的制约被除去，但是决不可忘记：比这种外表的制约远为有力的社会连带的内在意识反而创建了对全体的关照”。 对于这些品质，大冢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自发性、合理性、对社会连带性的自觉，还有贯穿其中的重视经济生活的现实态度。如果非常抽象地观察的话，近代人的精神类型具备了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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