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真集
2013-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无
序 言
每当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离开，作为校长的心情是最纠结的。
朱维铮先生逝世转眼已经一年了。朱先生的离世，对复旦、乃至对整个学界都是巨大的损失。先生于复旦大学大力振兴人文学科的关键时期离世，我切实感受到了没有朱先生的复旦多了一丝寂寞和忧愁，复旦的发展太需要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建言、献策、指导和批判。
我对朱先生的学问，既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来作任何评述，历史系的同志们要我为朱先生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写几句话，我只能谈一点我的感受。尽管我和朱先生的学科相距太远，但我和《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女士有着同样的感受：对于一位大师，我们外行“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他的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遗产’。”这种“气场”和“遗产”就是一种久违了的“士人风骨”。我认为，“风骨”至少是知识分子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概括，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首先体现在讲真话的巨大勇气。我和朱先生原先并不熟悉，论年龄他是我的老师辈，加之我是自然科学家，朱先生的学问对我来说太过深奥。因此，我只能以景仰的心情来阅读他的《走出中世纪》，从而来间接地了解朱先生。9年初，我从国务院学位办回来任复旦大学校长，为向朱先生请教复旦人文学科的发展理念而冒昧登门造访，领略大师风采。后来又在医院聊过数次，内容不外乎关于人文学科的治学之道和复旦的人文学科传统，以及关于中国近代科学史等等。每次谈话都获益匪浅，但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率真、求真、认真，乃至有些顶真的态度。他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对如我这样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静心想来，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于讨论对象的“真”吗？然而，对于经历过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都会深深体会到作为人文学者要做到这一点的特殊困难。还在“文革”的遗风仍相当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声疾呼：“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能够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责学界的“红卫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难找到同类。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学者也不再多数。
朱先生说的都是真话，“真话”无非就是把握和传达了实际情况的本质，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对象（或事件）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恰恰因为这个简简单单的“真”字的潜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说出真话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真话的逻辑非常简单，许多都是常识性的；在连常识都被广泛忽视的情况下，说些常识性的真话都会被看作是“另类”。难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断言会成为名言。因此，编者将纪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为《怀真集》是十分贴切的。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还体现在“为学术而学术”、毫无功利性的治学态度。我感到他唯恐我本能地以工程技术学科的观点来功利地看待人文学科，对我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它也不为任何功利的目的服务”，“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我首次与朱先生面谈时他也表达了要“重拾纯学术大旗”的宏愿。他对我说：“纯学术很重要，它可以弘扬传统，启迪思想。当你讲历史用于功利目的时，那么它和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所以，在0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我发出了“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的感慨。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更表现在他对学术的诚笃，从不为服务于某种目的而“扯淡”。说真话固然很难，不说假话也还过得去，最为可恶的是“扯淡”。按照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哈里·G·法兰克福的阐述，“扯淡”的危害性远大于“撒谎”，因为“撒谎者”的内心还承认一个“真”的存在，而“扯淡者”从根本上漠视“真”的存在；“扯淡”是一种欺骗性的表述，但未到“撒谎”的程度，因而能规避因“撒谎”可能招致的道德上的谴责。在我看来，“扯淡”完全属于毫无道德的“工具理性”范畴；“扯淡”需要高超的技巧，因而“扯淡”在学界常常出现。以我的体会，学界的“扯淡”，表现不外乎“造神”和“造魔”。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造神”或“造魔”，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体现，都是“学界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造神”和“造魔”的目的几乎是完全是一致的，无非就是将“神性”赋予给被捧的一方，将“魔性”赋予被贬的一方，以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来似乎“合情合理”地达到某种目的。朱先生深知其危害性，不仅自己从不“造神”和“造魔”，还不时地呼吁“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神”，“造神运动可以休矣”，……。
在我看来，现如今“神话”不断破灭，信者大不如前。因此，当今更要警惕的是“造魔”。因为“造魔”的手法就是在被评论对象的头上先摁上一顶可怕的“帽子”，随后就可以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下对被评论对象肆无忌惮地进行批判、贬斥、威胁，从名誉上搞臭，乃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依我在和朱先生的闲聊中积累的认识，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如若今天他还在世，他一定也会呼吁“也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魔”，“造魔运动也可以休矣”！
虽然大师已然远去，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士人风骨”，就是复旦学术求“真”精神和复旦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我期待朱维铮先生所代表的“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永远在复旦高高飘扬！
杨玉良
3年2月21日
作者简介
杨玉良，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玉良 序言 朱维铮 教授学术生平 李天纲 旦复旦兮忆吾师 王尧 纪念谔谔之士朱维铮先生 余子道 忆朱维铮先生青年时代的二三事 傅敏怡 朱先生片忆 汪荣祖 悼念朱维铮教授 刘志琴 特立独行朱维铮 王家范 悼念朱维铮先生 王守常 忆维铮先生 王汎森 记忆中的朱维铮先生 虞云国 书名联挽朱维铮先生 施宣圆 忆朱维铮先生二三事 董秀玉 朱维铮先生与三联书店 邓正来 忆大哥维铮先生 李零 维铮先生二三事 葛兆光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在往日书信中怀想朱维铮先生 冯锦荣 朱维铮先生忆拾 茅海建 记朱维铮先生 王庆其 深深水，静静流，悠然远去——追念朱维铮先生 张建智 追思朱维铮先生 陈麦青 人有个性魅力 书见学问担当——纪念朱维铮先生 魏承思 亦师亦友朱维铮 张隆溪 “走出中世纪”的启示——怀念朱维铮教授 刘梦溪 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朱维铮先生其人其学 姚大力 贯通于周秦、晚清之间——悼念朱维铮教授 罗志田 一位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纪念朱维铮先生 葛兆光 学“不随术变” 坚持启蒙主义立场 蒋维崧 也许这是他最后的学术文字了…… 金文明 学者风范——朱维铮教授的一封信 魏达志 追忆恩师朱维铮——在朱老师身边学习与工作的日子 邹振环 朱维铮先生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史” 苏勇 三事忆朱师 马勇 朱维铮先生对章太炎的解读 闵道安 恪守自己的理念走向世界——朱老师 李天纲 学术生命仍盎然——维铮师 徐洪兴 学术之门的引路人——维铮师 杨志刚 从学记——朱维铮老师 陈居渊 朱先生的经学史研究 廖梅 导师朱维铮先生教我念书 王维江 二十年的师生缘 王东杰 以“书”为中心的思想史 吴通福 回忆朱先生给我的教诲和关怀 钱文忠 别样的学人优雅 邓志峰 雪月之静穆与庄严——朱师维铮先生 刘文楠 朱先生和魏教授 姜鹏 缅怀恩师 金光耀 为朱维铮先生做口述 傅杰 八卦碎片 汪堂家 史家的情怀——维铮先生二、三事 张化 朱先生带我做研究 潘光哲 从维铮先生游的点滴 黎汉基 拒绝平庸的思想斗士——朱维铮先生 王韧 悼念朱维铮先生 秦敏 徐冠群 朱维铮先生学术编年初稿 附录一 秦敏 朱维铮先生病中谈话 朱维铮先生的最后一课 傅敏怡 在授予朱维铮先生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祝辞 朱维铮 接受汉堡大学荣誉博士的谢辞 吕森 在授予朱维铮教授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主题演讲 王维江 真正的对话与理解 附录二 历史学家朱维铮去世 生前曾感叹“假大师满天飞” 不要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 治古不忘今——故著名学者朱维铮 朱维铮：远去的那一道大学风景 26年后，无人领取的胸牌 三次谈话，永难忘怀——朱维铮先生 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怀念思想者朱维铮 学者朱维铮：是“大师”不是神 和朱维铮教授的最后一面 朱维铮结缘《大师》的背后是担当 朱维铮的学术与人生 朱维铮：“硬骨头”的思想启蒙者 巨星陨落 山河含悲——文化大师朱维铮先生 朱维铮先生与中西书局 朱维铮的意义 朱维铮：说我“低调”可以，称我“大师”我不认——朱维铮先生的月旦评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高晞 吾师已逝 师德长存（代后记）
版权页： 然而，朱老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现在和将来都是要总结的。我以为：这两个治学关键很重要，它们配得上清代晚期学者讨论的问题，即“贯穿古今，横通汉宋”；它们也应该和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先生提倡的“有思想的学问，有学问的思想”一起讨论。顺便说：二十年多里，朱老师和元化先生交往最为相契。有一次，元化先生在衡山路庆余别墅201房间为一件事，特别对我讲：在上海，最喜欢和你们的朱老师谈学问，不但有学问，而且有真思想。 按既定教科书的规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按朱老师提倡的观点，中国近代历史至少应该连贯整个十九世纪即嘉道年间来讲，透彻一点的话，还应该上推至明末清初。记得朱老师1983年初次给我们一班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大家就认真而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十九世纪前后两段历史当然是连贯一致的，中国人的道路，正邪先不论，毕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内中有更多的延续性。这也是朱老师没有办法苟同说中国不能自己走出中世纪，只能被“轰出中世纪”的原因。显然，说朱老师借用“中世纪”概念便是“西方中心论”也不成立，因为朱老师早就提出十九世纪清朝内部有“自改革”的主张。正好是龚自珍本人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没有鸦片战争，清朝也已经搞不下去了，必须改革。2000年，朱老师、龙应台合作编辑的《未完成的革命》出版大陆版，易名《维新旧梦录》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线索就是“自改革”。我顺此思路，应命写了书评《历史活着》，得到了朱老师的首肯。 因为这样的历史观，朱老师便不会割断清代的历史，也去弄一部半吊子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收入的首部著作便是江藩（1761－1831，江苏甘泉人）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印的《汉学师承记》和道光二年（1823）刻印的《宋学渊源记》，还有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在道光年间刊刻的《汉学商兑》。这三本书都为一册，以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作开端，再以清代末年的“康章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为结束，这样的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呈现出一个“经学史”的条贯，比一般外缘式的评论叙述深入许多。这三部“汉学与反汉学”是叙述清代学术的代表作，学者多用作“乾嘉故老”们的谈助资料。
《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收入了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朱维铮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好友、同行等各界人士书写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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