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
2009-1
新华出版社
吴虹飞
219
无
本书是《南方人物周刊》新锐记者吴虹飞第三本访谈录。《名流》将给读者带来什么？海岩、赵涛、郑钧、还是艾未未、阿来、慕容雪村？……还是，只是吴虹飞？《名流》依然延续吴虹飞一贯的思考和手笔，将各路名流一网打尽，毫无疑问，是一份关于历史、文字、艺术等领域在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底稿。
吴虹飞，侗族，2004年起任《南方周末》报业集团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同时进行音乐创作。
“幸福大街”乐队主唱、作家、著名记者……她的身份多变，他的视角独特，她的人生更是精彩得多。
书写的快乐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 汪国真：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 冯唐：难得一辈子当流氓 慕容雪村：论爱是不可能的 廖一梅：爱情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 吴淡如：“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 柯云路：历史会证明一切艺术的光影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 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 王度：没有家乡的人 黄燎原：现在主义的神人 温普林：身体力行的嬉皮士 马岩松：用建筑表达自由 王兵：守望时间碎片的人 张元：从“地下”到“地上” 第六代导演：站在大师的背后 文隽：香港电影圈的大佬 郭凯敏：一个时代的恋爱歌唱与声音 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朱哲琴：音乐在我的血液里 陈绮贞：华丽的冒险 黄舒骏：一个不安于室的人 李云迪：我离大师多远不需要我来肯定 李谷一：我是艺人中最不幸运的一个历史的回声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 杨奎松：历史研究如同破案 傅国涌：为中国实业家画像 展江：另类书生与新闻学者 林洙：为爱执著一生后记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1998年，海岩在锦江饭店北方公司游泳比赛上拿到冠军。那一年他已经44岁了。那天比赛，其实他是作为公司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突然停电了，偌大的体育馆顿时热气蒸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我说谁给我找个游泳裤吧，我也下去游两下算了。”这一试，就是冠军。“我们是大公司，各路参赛的小伙子们都是提前组队，训练了好久，都想有好的表现，根本不会有谦让一说的。”《北京青年报》登出了他的照片，“同时那一版登了3张照片，一个是我得冠军的，还有一个是乔丹的，还有一个是罗纳尔多的。”他说：“敢情我就是一个四肢发达的运动奇人哪！”海岩刚出1米7的个子，当年是北京劳改局篮球队的，还参加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游泳队。这些大系统的运动队差不多都是专业级的，要脱产训练。“我在原单位人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打球的。领导找我谈话，都是劝导我，你是不是该学点文化了？你也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辈子！”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海岩已经当了处长，做了十五六年的公安了。据说，他后来一年写80万字，不管好和不好，这已经让人瞠目。还听说他一边写一边哭泣，记者求证时，他说道：“有过，但那种时候少。”“我是百工里面的匠才。”海岩说，“写小说也好，做警察也好，打篮球也好，游泳，装修，干一行爱一行。过去我们是海军航空兵，我是地勤，做电器员修理电机，每天都动手，跟电工打交道，复员回来还做过汽车修理工。”●“我在昆仑饭店是一把手……”“有一次单位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15年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刚到昆仑饭店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无人懂得酒店管理，那时甚至没有酒店这个说法，都是招待所。管理昆仑饭店有好几批人，有留学回来的，瑞士的、洛桑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还有日本的、上海的。国企内部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事关系，他要面对的是：内部原来积累下来的矛盾、人事问题以及体制冲突。“当时不光财务，我还管人事、销售和客务、客房、餐厅，还有综合服务、市场部……内部矛盾大也罢了，总经理是美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矛盾很深，美国人走了，上海人来管，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冲突，天天像吵架一样。“比方说，一个客房里面，卫生间厕所的这个门是应该开着、关闭的，还是半开的？有的人说，肯定是关着的，哪能客人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恭桶呢？也有人说，厕所是要通风的，关住了会有异味。还有人就说，应该是虚掩着的。这就能吵个半天。“过去认为酒店出售的是什么呢？出售的是床位，出售的是餐室，后来呢，出售的是服务。现在更流行的，酒店实际上出售的是一位文化、一种品位。”海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课讲的是旅游管理，他对记者侃侃而谈：“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能成为国家的窗口，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温床。“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不是有钱就可以做上流社会，我们理解的上流社会，就是一帮统治阶级、寄生阶级的骄奢淫逸，其实不是这样的！上流社会自有他的道德规范，喝茶有喝茶的规范、抽烟有抽烟的规范。递一个名片、握个手、吃饭擦嘴也有规范的。如果当众擤鼻涕，或者说抠鼻腔，这肯定是不尊重他人的对不对？礼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在昆仑饭店一直是一把手，我从一家店做到现在30家店，从一千人做到一万人，最早跟着我的人，慢慢都从连长当了团长，从团长到了师长，从师长当了兵团司令，都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你要知道，国企是很复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干20多年，并且把我所有的部下、把所有跟着我做的人带起来，这其实并不容易。”●“写纯粹的爱情”他对琼瑶、金庸都不以为意，因为自己就是通俗小说的大作家。他笃定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都是向往美好事物的，比如纯粹的、没有交易关系的爱情。“其实我主要是描写人性最原始的光辉。”“一个人可能很奸诈、很狡猾，但他交朋友肯定不乐意交奸诈和狡猾的人。一个人整天吊儿郎当，在外面找情人，可是找老婆不会也找一个烂货，不可能的，人总是渴望得到好的东西。“现在文学界，流行写丑的、写边缘、写极端，以暴露、以批判为己任，或者写一种虚无。文学不完全是揭露，让你认识生活，同时也是让你善良，让你认识美，抚慰你的心灵。“其实写美是很难的，因为美容易让人家觉得矫情，让人抗拒。我的作品大部分的读者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抗拒了。他能够看进去，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觉得讲故事的小说没劲，层次比较低。可是，你把中国的作家挑出来，有几个会讲故事的？我们的电影、电视剧，瓶颈是故事，对吧？你像前几年几部大片，张艺谋的、陈凯歌的、冯小刚的，技术上完全可以进入到世界商业电影的台阶了，被诟病的就是故事啊！”但是讲故事的才能从哪里来呢？“讲故事说到底，一个是作家讲究感性，非常感性，另一方面，你要把一个故事讲好，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把千头万绪的东西理得很清楚，怎么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然后再收得住，整个的布局谋篇要有一个规划和统辖。很多作家，天分上是不够的，他有感受，但是做不了理性的控制。可能我这些年从事行政组织工作，对理性思维有帮助。”写作是海岩的意外收获。“他们老以为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说我都是想好了，外界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完全没有。老百姓希望大团圆，我从来都是写悲剧的；老百姓需要情节性很强的，我的节奏很慢。我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什么。”“换一个时代，我也这样写。”●“与其改造社会，不如改造自己”海岩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童年时期，父母被造反派隔离，他10岁辍学，开始独立生活。他不敢上街，怕被人打，15岁参军。他的少年时期相当内向，并且易怒、暴躁。他选择变成一个好人和某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有关。“我慢慢地由于生活中的不顺利，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情绪，就是说人不胜天，整个的社会和自然界太强大了，个人的愿望、个人的努力都是很渺小的，与其花一些无用功去改造社会，不如去改造自己。”他是识时务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上就是受压抑的，到现在也没有到外国知识分子那种地位，中国因为是官本位制、金本位制，所以文人的地位基本上是不高的。”他做了很多年昆仑饭店的老总，这样，他还可以为他的作家朋友买单。吴虹飞：你经历过很多事情，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你是怎么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对唯美的一个描述者呢？海岩：做一个善良的人，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吃亏，我就吃了很多的亏啊。你会有两种出路，一种你要改变自己，你也要以恶对恶了，还有一种，你可能认了。这个历程，也还是挺挣扎的，想做恶人，也要胜任的。让你抢银行，你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的。当你把善作为一个人生准则、当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要改变它很难的。我觉得好人应该建立一种做坏事的心理障碍，当你做恶事的时候，你会有心理障碍。比如说你憋了尿，厕所很远，你就在当街尿，你就尿不出来了，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你即使做了坏事，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但你内心的这种压迫老是重压着你，终有一天，你受不了这个重压，你要去补偿。吴虹飞：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海岩：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远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谐、世界大同，它其实和很多宗教所追求的极乐世界是殊途同归的。我对宗教是很喜爱的，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比如道家、佛教、还有基督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你做善事未必现在就有报答，也许未来会有。吴虹飞：你会相信这个吗？海岩：我不完全相信，可能我们受到的科学教育太深了。但是，关于人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不灭，是不是有来世呢，都是不太完全确认的。我只知道，从常理来讲阴阳是平衡的，善恶也是平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多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吴虹飞：你相信你自己写的小说吗？海岩：不相信，只是心向往之。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海岩：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就是权力，或者说某一种荣誉啊，现在主要是金钱。你看所有的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只要是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都是有黑幕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吴虹飞：你觉得通货膨胀对爱情会有影响吗？海岩：……吴虹飞：你和出版商、投资人、娱乐圈打交道，看起来游刃有余。海岩：其实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个性是相悖的，比如我在政府机关、在警察机关、在企业，那就是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后天的磨炼、生存的需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我想选择一个自己独立的工作，不现实。不像现在，社会给大家提供了机会，我想当个画家，我画就行了，我想当个作家，我写就行了。那时候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你自己当作家、当画家不现实的，你什么都没有，劳保、医疗、住房，等等，你自己解决不了。吴虹飞：体制对才华有遏制吗？海岩：其实遏制得很多的。要是我一开始就做小说家，可能成就会大些吧。我大量的精力，最美好、最旺盛的时候都是贡献给了机关工作啊、警察啊、企业管理啊，每天16个小时在上班，占去了你90%的精力。我觉得，好像受我益的比较多，包括我的演员，我受他们益的也有，但是互相受益，平衡一下，我可能付出的更多。所以算命的也说，可能我是上辈子做了恶，伤害了不少人，这辈子就是要还给很多人。所以只能问耕耘，不问收获，下辈子可能生而有福吧。吴虹飞：出演你电视剧的演员，很容易就红了。海岩：其实选演员的时候，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投资方要求主要演员要跟他签约，而我们看中的演员都有约了，都有公司、经纪人，就很复杂，或者他的片酬比较高，或者又有一些其他的戏，结果都不能用。你看我用的演员多是新人。可能他们个人在第一部戏上表演能力、气场并不够。公平地说，我剧本的角色，对演员帮助更大一些。海岩穿质地很好的西装，待客的地方有上好的茶水和古典书籍。他是自信的，只有在照相的时候，他露出了微微的紧张。而后来，他也承认了：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和荣辱富贵紧密相连，到现在他更愿意独处，他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好，并且以他们为荣。“动物对爱的回报是最直接、最本能的。”他有时也是孤独的。“当你一个人空虚寂寞时西瓜也许是你最好的发泄。你可以用刀割它、削它、砍它、劈它，同时你可以发泄自己，高声喊：‘我杀瓜，我杀瓜，我杀瓜啊！’”他的生活是“被动”的，“命运都是被动的，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他一生当中，“几乎没有主动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事。”吴虹飞：写东西呢？海岩：写东西？这算事吗？我在地摊上看到那么多人写的东西，我想我不会写得比他们更烂。多年前，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衣警察》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前总编严文井，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果然投了过去，却音讯全无。他自行找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厚厚的，却连打开都未打开。他开始劝编辑打开来说：“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当时华国锋出访日本，国内出版部门印了一本新闻画册，这样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半年后才印好，以至于画册送到日本的时候，日本还以为华国锋又访问了一次日本，而《便衣警察》的出版速度远超过了华主席。到了后来，他的长篇《舞者》，从动笔写第一个字，到卖出30万册，仅用了7个月时间。“现在，一夜暴富的人、一夜成名的人太多了。你看超女、快男，你看北影这几天在招生，人多极了，可是能成功的是少数。“我其实很少主动地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时候，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我说信天命、尽人事，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可能嫌悲观了。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这么一点点的积累，你哪有未来呢？”
《名流》是继《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娱乐至死》之后，我的第三本访谈录。《名流》涵盖了各个行业的精英，艺术、电影、文学、音乐……因缘际会，感谢这些人付出宝贵的时间，与我对话。零零碎碎地，这些话就积攒了下来，成了一本书。一个最怕和人打交道的、总是诚惶诚恐的人，掐指算来，却已经当了五年的记者。《南方人物周刊》从创刊到现在，发展和影响越来越大，而我在这个职位上，却徘徊不前，压力也越来越大。当整理完这三本中最厚的一本的时候，我明显感到了文字里泄露的倦怠。既没办法做一个成熟的、圆滑的人，也没办法做一个纯粹的、不羁的人。总之，在夹缝里生活。有时写不动了，有深深的迷惘：往后该怎么办？内心的理想何在？我是否真的有过理想？或者只是顺势而生，无所作为？我是不是曾经过于自我，以至于只了解文本，而不了解真正的人和生活本身的含义？这个夏天，带着“幸福大街”乐队到各个城市去巡回演唱：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昆明、成都……我看到雪山下朝圣者腼腆的笑容，高大的无语的彝族男孩子微微的笑，听到藏族歌手悠远的声音，我心里是感动的、敞亮的、透明的。那个时候，在路上，开始想起很多事，也开始忘记很多事。美好的都太短暂了，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了。生活说明了一切，生活就是一切，无言但是别有深意！只想坐下来，喝上朋友沏的一杯茶，当真是满怀感激。坐下来慢慢去整理一本书。虽然这几年，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却终于也做完了。坐在十七楼的屋子里，窗外是北京三环嘈杂的汽车过往的声音。北京的冬天，屋子里的暖气，暖和得让人感动。结束了旅行后，回忆起那个西部小城市，秋天下午的阳光和茶，那些友善的朋友——欢喜来得慢，怀念却来得这么快。感谢《南方人物周刊》所提供的平台；感谢徐列、杨子、万静波三位主编的默默支持，让我能够有一个地方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见解；感谢我的同事——摄影姜晓明、大食和美编王年华；感谢我的好朋友张莹莹(黯夜如歌)，你敦厚、沉稳的性格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还有严晓霖、程东金、郑洁给我的帮助。吴虹飞2008年12月14日
人物报道在新闻教程中并未单列成章，但在新闻采访中它却是重中之重。它能有效地解释新闻为什么发生，因为人是新闻的主体，是事件的动因，把人物为什么要做说清楚，也就能把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所以，一个好记者也应该是个好的人物报道记者。在本书中，吴虹飞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探寻名流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版图，在追问中逼近人物，更大程度地接近真实，从而为人物报道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范式，值得一读。 ——《南方人物周刊》主编 徐列从业十来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物报道是所有新闻范式里最难写好的一种，非难于表达，而是难以展示或者穷尽内心。相比于前两本人物对活录，这一本集子更能看出吴虹飞的野心，除了呈现人性力量，她还试图拓宽人物报道的外延——其人其事所昭示的特殊价值。吴虹飞所选人物多在人文文化领域，其目的也是为丰富文化报道手法作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陈海 一个敏感甚至被认为有些“神经质”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日常交往对象，但这种敏感，却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禀赋。我觉得，阿飞姑娘就是有这种禀赋的人。所以，读她的报道，尽管有时会让你觉得她的发问、个别地方的行文方式，让你无法认同，但却往往吸引你读下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看天下》执行主编 林楚方
《名流:吴虹飞访谈录》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沏杯热茶，聆听他们之间的深度对话，重新打量这些璀璨的生命。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记者，一个弹着吉他唱歌的女子，对阵纵横当代的名士之流，没有隐私，只有坦诚，没有对抗，只有共鸣。最能引起深层次探讨的公众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为历史留存的一份底稿。海岩：造星者的诉说，艾未未：一个世故的疯子，张元：从“地下”到“地上”，阿来：文学就是我的宗教。冯唐：难得一辈子当流氓，慕容雪村：论爱是不可能的，郑钧：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无
买这本书，是因为《娱乐至死》的高质量，以及对吴虹飞人物采访文章的喜欢，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可以当作新闻媒体的从业者学习人物采访的教材。
买吴虹飞的书就没有让人失望过读别人的故事充实自己
值得一看.我从里面认识了严歌苓,深深喜欢上了她的作品.吴虹飞的歌也不错啊,有首歌叫仓央嘉措情歌,好听啊
不但可以了解书中名流，更了解了吴采访名流的独特风格。
一年前，我猫在新华书店看完了此书，并且偷偷抄了书。
一年后，买这本书，全全是温故和收藏。我个人觉得这本书里的采访笔录 都相当精彩。
喜欢一些有内涵的人，欣赏那些有生命质感的人。很崇拜，这对修为自我会很大帮助。
因此 我强烈推荐此书。
最后想说的是，曾国潘老人家教育后人：读书 要精细。
这本书，是值得精读的一本。
与众不同的人物专访
这本书，还是错的，记者是要很客观的。
同事很喜欢，他说很有用
净化心灵 美丽人生
老师让买的，学习类，纸质不是非常好，正常用还行
想要这本书很久不错··
真心的不错哦
低于期望值~
喜欢阿飞的作品
读吴虹飞的书，总是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个女人的才情、睿智、冷静和对新闻人物报道的理性的执著。这个身份复杂的工科美女，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奔走于大学讲堂、学生宿舍、破落民居中的排练室和酒吧嘈杂的演出场之间，从而安静的不再安静，神圣的不再神圣，然而乏味的依然乏味，躁动的依然躁动。她的写作和她的歌声，直接、决绝。“我知道我们的历史身世是已经注定的。所以我们必然是无比脆弱，无比隐忍，而且温柔、知命。”不经意间，吴虹飞带领的“幸福大街”乐队即将开始他们2009年的小型的巡回演唱会，衷心的祝这个才情横溢的女人和她的团队，成功！希望她继续写出一些酣畅淋漓的文字来。
喜欢吴虹飞是很久的事情，看了她好多年的博客，喜欢她写博客时的笔调，性情女子，温润而熨帖。所以想看看她正儿八经工作时写的采访记录。特地挑的这本《名流》。看下来总的比看博客要失望。特别是看到采访艾未未那章，着实有点无聊。我猜想她是故意正儿八经的问些这些问题，其实心里还是在暗笑。不过通过她的介绍，也认识了不少名流，就像一个链接，链接了其他人的精彩。总的来说，还是值得。
吴虹飞的人物访谈很有她自己的风格，剖析得很深，让我了解到这些名流镁光灯后的另一面。
学习吴虹飞的采访提问；体味名流的经历和思想。
吴虹飞，我很佩服我所知道的她。有一种知音的感觉。推荐她的小说
我是因为喜欢她的歌所以去买她的书的。我也没看过其他的访谈录，评论可能比较主观。总之书没有给我太多意外的惊喜，但也可以看看那些“非主流”人物“非主流”想法以及那些塑造我们或平常或非平常的故事。
对于作者本身我持中间态度，她的很多观点和言行我是非常不赞同的，但其独立精神很值得推崇，她是一个有灵魂的人。采访录中收纳的是一些我们很熟悉，看完之后又觉得很陌生的人，不是很主流，或许会冲击你的价值观，但她的书呈现出世界的多元化，和名人的另外真实一面。
还不错的书，了解一下，各种思想的碰撞火花。
十月才开始听她的歌，看到她的书当然要买了
看看这个少数民族姑娘笔下的名人
应该说，会有一些帮助的
冲着南方人物周刊去的
纸质质量很差，封皮也有些粗糙。但是内容绝对值得一看。
如果你热爱阿飞姑娘，如果你相信阿飞的文笔，而且又对冯唐这类人物感兴趣的话，
那这本书绝对划算。
之前买了《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很喜欢，就又买了《名流》。可是，书的封面弄破了，起皱。质量不好，而且，内容也没上一本好。
很偶尔，会翻翻这本书。几乎每个开篇都是人物的白描，而后是采写。还可以吧
这是我随便买的，带着很高的期待。这本书还不错，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感觉不大会问问题，但还是值得一看的，装逼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有些部分还可以，但是看着看着就少了分兴致了。
八卦一下。
访谈对象还可以，访谈质量不咋地
这本书显得很多余，内容意思不大，就是名人访谈内容。
印刷实在太差吴虹飞的文字还好。但是印刷有点说不过去我还以为买了盗版书更可恨的是，当当给我送来的书都进水了
很多采访的对话，问题很直白好像之前没有做过功课，比如说“谈谈你的女儿”，“有人羡慕你的老婆吗”靠，而且根本拿不住对方，谈你女儿的那个，郑钧就回答说：“难道这是《现代家庭》的采访吗”然后就是下个谈谈XXX。好像被采访者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而且她也没办法让人家把她放在眼里。
阿飞的书我喜欢，可是为什么印刷质量这样的啊？那感觉就是盗版中的盗版……
纸张很差，印刷也不好，像盗版
快递还是很给力的，包装很好，书的纸质有点薄，总体还行
封面不喜欢 内容不错 喜欢AWW的那篇
怕了吴虹飞个人事迹的絮絮叨叨，这本书总算还能看。主角都是访谈对象，几乎感觉不到吴虹飞的存在，恩恩不抢镜是好记者。海岩和汪国真都很自信呢。感染了时代造就的对一切都缺乏信心的我~ 读来却比小说更有深度发人反省，这些名人的思想和思考很有益。许多察觉未察觉的疑问重回心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这多么值得尊敬。历史从未进步。
这是第三本了但是没前两本做的精细
【海岩】
1998年，海岩在锦江饭店北方公司游泳比赛上拿到冠军。那一年他已经44岁了。那天比赛
，其实他是作为公司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突然停电了，偌大的体育馆顿时热气蒸人。“
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我说谁给我找个游泳裤吧，我也下去游两下算了。”这一试，就是
冠军。“我们是大公司，各路参赛的小伙子们都是提前组队，训练了好久，都想有好的表
现，根本不会有谦让一说的。”
海岩刚出1米7的个子，当年是北京劳改局篮球队的，还参加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游泳队。这
些大系统的运动队差不多都是专业级的，要脱产训练。“我在原单位人的印象当中，就是
一个打球的。领导找我谈话，都是劝导我，你是不是该学点文化了？你也不能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一辈子!”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海岩已经当了处长，做了十五六年的公安了
。据说，他后来一年写80万字，不管好和不好，这已经让人瞠目。还听说他一边写一边哭
泣，记者求证时，他说道:“有过，但那种时候少。”
“有一次单位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
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15年
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
会的会长。”
刚到昆仑饭店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无人懂得酒店管理，那时甚至没有酒店这个说法，都是
招待所。管理昆仑饭店有好几批人，有留学回来的，瑞士的、洛桑的，也有美国的、英国
的，还有日本的、上海的。国企内部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事关系，他要面对的是
:内部原来积累下来的矛盾、人事问题以及体制冲突。
“当时不光财务，我还管人事、销售和客务、客房、餐厅，还有综合服务、市场部……内
部矛盾大也罢了，总经理是美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矛盾很深，美国人走了，上海人
来管，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冲突，天天像吵架一样。
“比方说，一个客房里面，卫生间厕所的这个门是应该开着、关闭的，还是半开的？有的
人说，肯定是关着的，哪能客人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恭桶呢？也有人说，厕所是要通风的，
关住了会有异味。还有人就说，应该是虚掩着的。这就能吵个半天。
“过去认为酒店出售的是什么呢？出售的是床位，出售的是餐室，后来呢，出售的是服务
。现在更流行的，酒店实际上出售的是一位文化、一种品位。”海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
课讲的是旅游管理，他对记者侃侃而谈:“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能成为国家的窗口
，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温床。
“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不是有钱就可以做上流社会，我们理解的上流社会，就是
一帮统治阶级、寄生阶级的骄奢淫逸，其实不是这样的!上流社会自有他的道德规范，喝
茶有喝茶的规范、抽烟有抽烟的规范。递一个名片、握个手、吃饭擦嘴也有规范的。如果
当众擤鼻涕，或者说抠鼻腔，这肯定是不尊重他人的对不对？礼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
程度。
“一个人可能很奸诈、很狡猾，但他交朋友肯定不乐意交奸诈和狡猾的人。一个人整天吊
儿郎当，在外面找情人，可是找老婆不会也找一个烂货，不可能的，人总是渴望得到好的
东西。
多年前，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衣警察》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
前总编严文井，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果然投了过去，却音讯全无。他
自行找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厚厚的，却连打开都未打开。他开始劝编辑打开来说
:“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
当时华国锋出访日本，国内出版部门印了一本新闻画册，这样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半年后
才印好，以至于画册送到日本的时候，日本还以为华国锋又访问了一次日本，而《便衣警
察》的出版速度远超过了华主席。到了后来，他的长篇《舞者》，从动笔写第一个字，到
卖出30万册，仅用了7个月时间。
“现在，一夜暴富的人、一夜成名的人太多了。你看超女、快男，你看北影这几天在招生
，人多极了，可是能成功的是少数。“我其实很少主动地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时候
，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我说信天命、尽人事，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可能
嫌悲观了。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这么一点点的积累，你哪有未来呢？”
【汪国真】
“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
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
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
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阿来】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为了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参加了一次“笔会”，开
始写诗。那个诗歌遍地的时代，小县城的阿来崭露头角，竟写起了小说，《尘埃落定》是
个4年嫁不出去的姑娘。回头看来，阿来还是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1997年，阿来被借到《科幻世界》杂志，“文化产业”提得少，阿来却很成功，一路由编
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经过4年退稿的《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
年茅盾文学奖。
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之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一个村落有
村落的故事，一个家族有家族的故事，一个部落有部落的故事，口传文学的好处就是每天
都在变化，今天这个人讲，他会添油加醋，明天另一个人，他会有意无意之间做一些修改
，所以民间故事越修改越好，而且是无意之中的。有很多民间故事，在后来有了寓言、象
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直到那时候我
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民间一直都有，我意识到之后是对民间文学做过比较细
致的研究的。
我尤其反感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作家写知青受苦受难，你们他妈的去了几年就受苦受难，另
外这帮人就万劫不复，祖祖辈辈？这么多作家到了中国的乡村，没有人跟农民站在一起，
觉得他们受那个就是不应该的，而我是那一边的，直到今天我在情感上还是那一边的。大
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对有些人就是伤害，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呢？为什么我们不
能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写呢？
我们看问题只有两个角度，一，以个人的角度写，没有身份，不是工人、农民，不是共产
党不是国民党;二，如果你需要一个整体的话，从全人类的角度来想一想，中间任何一个
角度，什么工人的角度、党派的角度、国家的角度、民族的角度，都有很多谎言。而中国
人，有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被打成右派了，后来就写成了伤痕文学，城里人下乡，就想出了
知青受苦的文学，别的中国人就没有受苦吗？后来他们上了大学，现在什么坛上他们风光
把持中国大权，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想到中国农民了吗？全是这帮龟孙子。
吴虹飞:《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经过十几家大的出版社，这部后
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为什么当时经历如此坎坷？
阿来:我当时想都没想过销量。《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没有这样
的小说。如果我自信心不够，判断力不够，就会害怕，想我怎么写出这样的小说;第二个
就是拿出来之后，有些出版社编辑都没见过，他就觉得这个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
这个题材很好，但是你要做一些修改，所谓修改就是要改得像一个小说。我当时就说，除
非你明确告诉我说哪个字是错别字，可以改，别的都不能动。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一个
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这个人比较固执，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自己关于小说的一个信念，
当时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这是一个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一个小说，而
且如果有一个故乡的情结的话，这个小说也可以说是我给故乡的一个交代。
我们少年时代没有，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不允许，现在之所以有“叛逆期”这个说法，也
是社会允许，小孩表现出一种反叛。但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
我们可能终生都在叛逆期。我们不会认同这个社会不管是政治的主流还是商业的主流，会
赞同一些，更多是不赞同的。这种不赞同是内在的，我们不会跳出来写博客啊，或者对媒
体发出什么特别的声音，我们把这个叛逆藏得很深，这个叛逆是通过我们的作品一步一步
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所谓的“80后”什么的比起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叛逆程度是
他们多少倍啊。他们只是逞口齿之快，为了一种利益在扮演，但是我们的传统理念就是我
们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且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而不是表
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这个东西体现它只有一种途径，就是我的作品。
比如我现在写的《空山》，客观地讲，跟它同时代的，我不说它是最好的，就是同等水平
的那些作品，它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这里头既有中国文坛喜欢拉一些小圈子的关系，也
有城市里的东西，他们可以谈，但是到我们这个东西他们连谈的能力都没有，他们的知识
结构就是巴黎左岸。
在《尘埃落定》里，乡村是一个正常的崩溃过程，其实真正的瓦解在后面，就是文化的瓦
解。在西藏，藏族文化正在瓦解，整个中国的乡村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西藏问题尤为严
重，因为它整个的文化都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上。
吴虹飞:那你现在还会谈理想吗，文学理想？
阿来:有理想，但是我觉得你老谈它干什么。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照着这个理想做的，我
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有那样一个宗教的话，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对。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得到的知识把我们解放出来了。我们这种人可能有宗教感，但是
不会去具体信仰，因为现在信仰宗教很麻烦，大部分信徒是不研读经典的，只崇拜古像、
崇拜这些神。很多人在一个特别的氛围里头可能不能表达自己的怀疑，但是我觉得，宗教
是依靠一套仪式、一个习惯而存在的。可能很多东西精神上我们能接受，但到现实中，宗
教为了生存，很多东西就变通了。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文化，他们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场所，
不断地看到高高的神像，中间还有他妈一拨神职人员脑满肠肥……我对这个东西置疑。
我觉得可能宗教说到底，最后还是一种宿命感，在那些不是特别狂妄自大、不是特别无知
无畏的人身上，我相信这种宗教宿命感是有的，我可能比别人更强烈一些吧。我对宿命的
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以后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
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所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也不是对藏密不信任。我觉得他们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宗教基本上是佛教
传到藏系，大概是从公元七八世纪起，他们就控制西藏，在西藏没干什么好事情。应该说
在六七世纪，西藏就很强大了，文化什么都很强了，而到上个世纪50年代，1000多年，这
个社会没有任何进步。那么很显然是藏密的问题，他们控制西藏，进行文化垄断，不发展
生产;第二个就是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自己这儿，西藏唯一可观的就是庙宇，老百姓民
居建得像样的没有，而且内部没有进行过历史的研究。他掌握权力以后，文化的专制，权
力的腐败，登峰造极。
我去很多地方，也问过达赖喇嘛这些问题，最后争论也比较激烈。他们没有办法正面回答
我。密宗，它只是某一种瑜伽的功法，某一种修炼方式。要命的是，它一直政教合一，一
直都掌握所有的社会权力。
很多时候我们狭义的把官方所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心态，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
态，最后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不是这种政治体制，就是那种
政治体制，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
在，人类已经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
，只能在几个中间划钩。
【冯唐】
那间伴随着他的“阴谋”的房子是冯唐家的违章建筑。1976年闹地震，冯唐妈妈趁火打劫
，占地搭棚子，地震没再来，棚子留下了。冯唐大哥上大学离开，他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屋
子。一直没有来得及解决防水和防风问题，天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冯唐先救书，再用
塑料布遮挡被褥。天刮大风，屋子里掉土，反正一周去父母单位洗一次热水澡，他一动不
动，继续注六经。后来读《汉书》，看到董仲舒3年不窥院，冯唐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又读《旧唐书》，吹白居易9岁知音韵，冯唐又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冯唐说这些的时候，
你疑心他吹牛皮，但是他态度诚恳。他从来没有说过大话，即便是喝多了也不说，所以这
些看起来，都不像是吹出来的。
吴虹飞:你的文字和外表稍有差异？
冯唐:我想我属于心怀鬼胎，贪图不朽，基本诚恳，内心善良，偶尔露出些马脚的类型吧
。
吴虹飞:你可有师承？
冯唐:我没有师承。孔丘说的: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别人有别人的好，我有
我的好，我不换。
吴虹飞:在语言上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冯唐:《世说新语》、《史记》和《北回归线》、我妈。
吴虹飞:谈谈你出国的经历。
冯唐:在美国待了两年，上商学院。记忆里，那里的中国姑娘基本难看，那里的中国饭基
本难吃，那里的中文作家基本没我会写中文。最大的影响就是在暑期实习的时候被困在新
泽西著名的白区，穷极无聊，重新想起长篇小说这件事，写出《万物生长》的雏形。
吴虹飞:《万物生长》、《18岁给我一个姑娘》像是半自传的小说。
冯唐:是半自传。因为写《万物生长》的时候正在狂看病态的劳伦斯和变态的亨利·米勒
。吴虹飞: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圈子吧。
冯唐:朋友不多，干什么的都有，常见特点是比较诚恳，有点闷骚。常做的活动包括吃饭
、喝酒、说怪话。
【慕容雪村】
“两个人长相厮守，是这世间最乏味的事情之一。不信你问问那些已婚的中年男人，有几
个不想离婚？”
对女性的伤害大多数来自婚内。婚姻从来没有保护过哪一方，为什么人们要强调妇女儿童
权益？就是因为它正在被侵害。我不需要婚姻，所以它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凡·高说过一句话:活着就是痛苦。
吴虹飞:你举例亚当·斯密说:推动这个世界的不是爱，而是金钱。
慕容雪村:我是个中年人了，早就过了睁着眼做梦的年纪。其实成长就是一个越来越实际
、越来越庸俗的过程。我虽然引用斯密的话，但你能够看出，我并不是十分赞成。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先输了一半，所以另一半一定要赢。
【廖一梅】
她开车经过国贸，感慨那些一格一格的亮光里如蚂蚁一般的人，并为他们写了《艳遇》。
15年前她辞去了一份每周上两天班的清闲工作，“对那个生活有本能的恐惧感，被人规划
的生活，按时上下班”，她说她喜欢浮在半空中。《琥珀》的两个主角“一个傲慢无耻，
什么都不相信;另一个非要在脆弱的生命里发现奇迹”，廖一梅则承认:“这是我可能采取
的两种人生态度，”并且，“这是一个长期和自我斗争的过程。”
王朔是第一个正式请廖一梅做编剧的人，并给出了一万五的高价。在那之前她“只要能靠
写东西挣钱的”都写过。种种原因，她给王朔写的两个电影剧本都未能实现，但因王朔一
句无心的“拥有自己的语言，是一件很难的事”，她记住了他的话，此后，她成了职业编
剧。
《悲观主义的花朵》之后，廖一梅写出了《琥珀》，孟京辉导演。“因为你，我害怕死去
。”她怀孕了。“平生第一次，我对死亡产生了恐惧。我竟然产生了想要永远活着的愚蠢
念头，不是因为贪恋，而是因为挂念。”
【赵涛】
1999年9月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22岁的女教师赵涛正在给学生们上例行的舞蹈课，一群
不速之客拥到了她的教室，听说，他们是来选拔一个会跳舞的女孩做影片的演员。赵涛并
没有感到吃惊，她让班上穿着练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开，一个一个轮着跳舞。
中途她让她们停下，对她们说，要学会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话亦十分简短
，而后她安静地退回原处。她不知道有一个人静静站在副导演陶军的后面，把这一切事无
巨细地收在眼底。直到后来，女教师赵涛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她看到有一个很不起眼的
人站在后面，歪着脖子，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她。“这个人怎么是那样看人。”她心里
嘀咕了一句。她很快把这个人抛到了脑后。她并不知道，这个“那样”看人的人，就是后
来在第六代导演中声名显赫的贾樟柯。她当时也并不知道貌似平静的贾樟柯心中涌起的波
澜:这个年轻文弱的女教师，如此削瘦，如此沉默，他觉得她特别像上世纪70年代末照相
馆橱窗里的那些女孩子。感到她内心的复杂和喧哗，这与他心目中《站台》的尹瑞娟竟然
一模一样。他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又惊又喜。
1997年《小武》诞生，在柏林获得了传奇般的成功，从而贾樟柯作为中国新电影的代表，
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瞩目，格雷戈尔称誉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北野武对这样的年轻人青睐有加，2000年，他投资拍摄贾樟柯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站台》
。
赵涛说，“我就是在演我自己。他很少喊停，当我们连续演上10分钟的长戏时，这样的感
觉实在是太过瘾了!”
贾樟柯一直喜欢沿用非职业演员，他总是有些担心拍电影的经历和记忆会干扰或者改变他
们的生活。但惊讶地发现，他的担心在赵涛身上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个女孩子面对最华丽
的城市和最喧嚣的名利场之后，仍然可以平静地回到太原，继续教她的课。她穿着随意而
简朴，她坐公共汽车。
因为拍电影，赵涛亲眼目睹了许多中国北方的下层生活，切实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而走
进戛纳，面对鲜花、掌声、镁光灯、频繁的媒体关注，她亦表现了罕见的冷静与自如。她
并没有接近那条星光大道，而是躲在一个咖啡屋里喝了好几天的咖啡，就连准备好了泳衣
，都没有到海滩上去展示一番。“我想那些繁华的背后，是很荒凉的。”
“赵涛经常让我意外。我们一大群人去国外陌生的城市，而往往记路最清楚的就是她。也
许是我们对跳舞的女孩子的一个误解，我没有想到赵涛会去读小说，她有一次很突然地对
我说，‘导演，我们要不要拍韩东的小说’，她就开始说他的新小说《扎根》是多么好，
大段地讲述了韩东各个时期的小说。这又让我吃惊。”
【艾未未】
“中国哪还有精英？中国没有精英。如果说大众都是苍蝇的话，中国的精英无非是绿的苍
蝇，或者是翅膀上反光的那种，通常我们最喜欢把苍蝇拍拍过去的那种。”
那时艾未未住在靠近托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squarepark)的公寓，屋里只有一张床垫
和冰箱，冰箱里只是一些胶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那里其实是谭盾、徐冰和陈凯歌等人
的据点。而后来，他又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
12年后，父亲病重，他不得不回国，在此之前，他并不给家里写信。他感到的是生活的挫
败感，他没有学位、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结婚。
“大多数人即使辛劳一生也不会太有钱，这是我过去一直认为我不可能有钱的原因。后来
别人算命说我40岁以后，钱就会掉下来。”
“如果你40岁既没名也没钱，那你会怎么样生活？”“无所谓。我至少还可以去死吧？”
他们的朋友丁晓禾说，艾未未的爷爷是一个地主乡绅，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家订上海《申报
》的人，他经常在家大宴宾客，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过来喝酒、聊天，而艾青、艾未未的好
客和大方，大概也是有家族基因在起作用。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陈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他哪怕行为有所过激，都是我们应该尊重的，
比如说窦唯去烧了《新京报》的烂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牛逼，他不去想他是不是可能会
坐牢。所以我们满大街见到的都不是一些真正的男人，都是一些真正的行尸走肉。所以我
们谈男人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很难谈。因为确实没有几个男人在这里，都是一些投
机取巧、见风使舵的人，这个社会非常鼓励这样的男人。
【黄燎原】
“80年代中后期，给张伟进写歌词，开始认识崔健、臧天朔之类的人。那时有一本书叫《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的美国社会实录，商务印书馆出的。第一代摇滚人很多都是
看这样的书走上摇滚的道路的。
“我开始为这些人做宣传，那时候报刊不多，也不宣传这个，我们就在party上口口相传
，1992年后，戴方约我在《北京青年报》开摇滚专栏，叫‘北京摇滚人和乐队档案’，这
是中国第一个介绍摇滚的专栏。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普及和传播工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温普林】
释迦牟尼教导我们说:“家庭是最坚固的牢狱，妻子是最凶恶的敌人，没有比亲友更严厉
的看守。”
这真是讲绝了世间的感受，所以人不能有两个单位，因为家庭已经是一个逃脱不了的单位
了。
婚姻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最压抑人性的体制，这是完全违背人性的。有了婚姻，一个男人的
杀伤力顿减，一个有老婆的男人跟一个太监差一步之遥了。这个东西非常恐怖。
【王兵】
我们不能总是用文本的方式去衡量世界，如果连基本的经验和常识都不能去相信的时候，
我们会活在虚无之中。
世界唯一能够变好，那是人不断地要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
理性吗？
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纷沓
而来的问题都和你的创作毫无关系。
【第六代导演】
副导演有三种，有人管群众演员，有人管现场，有人管服装道具。
后来，他想做一个书报亭。他把一切事宜都办妥了，包括居委会的所有公章。他的一个熟
人庆贺他说，好好做，攒了钱之后，就做一个出租车司机，继续挣钱。王超忽然从心底感
到了寒意，“我的一生难道就这么轻易地被一个人看透了吗？”
那时，他的室友是贾樟柯。他知道后者是个“勤奋”、“有时郁闷”的青年，他们很少谈
论电影，倒是经常相伴在学校附近的小卖部里，痛饮一种叫“美年达”的汽水。
【文隽】
很多人知道舒淇当年的成功转型全赖文隽摆平，《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晓庆姐”在做头
发的时候，他坐在后面听她讲起，才得以成就12年前的大导演姜文。
1990年冬天，太原的乔家大宅开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文隽所在的出版社的“创建文库
”到太原给巩俐拍“卸影集”，完事后到北京，转机回香港。到北京住的是京广中心，他
心里小声嘀咕，“京广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招待所？是不是也和太原的一样，10点以后
就没电了，也没电梯的？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京广中心便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那时北
京还是黑黑的。东三环都是黑黢黢的白杨树。”
“1992年我拍的第二部片子叫《狭路英豪》，这是姜文和万梓良主演，周晓文拍的，后者
当时是被认为第五代导演里最有商业头脑的导演，拍过《疯狂的代价》、《秦颂》等。我
参考的是美国的《午夜狂奔》，中间还在北京飞车，11月15日是柯受良在长城飞车，顾长
卫拍的。利用这个片子，我到内蒙古、广州、武汉跑了一圈，和姜文结下了深厚的‘战斗
友谊’”。
《阳光灿烂的日子》正是有这一段因缘，才有了刘晓庆跑到香港为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
》拉投资。“她在兰桂坊弄头发。她说，‘文隽啊’……我就说，‘哈哈哈。’
“我也认识王朔，他曾经有两本书《我是你爸爸》和《动物凶猛》的繁体版是我出版的。
我认为《动物凶猛》去除文革背景后，其实是一个青春成长故事，即便在国际上也是可以
被接受的。我认为这个题材的故事可以拍。
我觉得姜文是为了电影而生的。你和他聊天，他五句话里，有四句是在谈电影，他的才气
和热情我都很认同。
【郭凯敏】
有场戏是男女主角分隔5年，女主角刚从美国再度归来，蓦然相见，激动得跳入湖水游向
对方。大家只见阳光明亮，实则水温只有零下2摄氏度。“我喝了一瓶白酒，吃了两块巧
克力，跳下去了。一次拍一个镜头，换一个机位还得上来，总共下去四五次，你就冻吧。
”郭凯敏回忆起当时的庐山:“那时候庐山太清净了，没什么人，跟世外桃源一样。”
在此，“‘文革’后第一个吻”诞生了。导演事先告诉张瑜要拍“吻戏”，却没有告诉郭
凯敏，“当她心潮起伏的时候，觉得这个‘孔夫子’怎么还这么傻呢？这很好玩的。”张
瑜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郭凯敏的脸顿时红了，摄影师跟得很紧，“一次就成功。”
郭凯敏:那时候哪敢湿吻啊？那时特别纯。
张瑜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说:“小郭当时脸都红了。我一看，心里想，我亲了小郭了，我
对不起他，我得请他吃饭。”
【郑钧】
第一张唱片我才拿到了3万块钱，出了之后再也没有给过我版税，但那张唱片光正版销量
就超过了100万张。我和许巍都离开了“红星生产社”。你想这多邪恶。
【陈绮贞】
她也是“魔岩”的张培仁带出来的，也被宠过，放任着个性。她这样评价他:有抱负，有
理想，还很神秘。她欣赏他策划的音乐。1994年，内地摇滚“魔岩三杰”几乎是横空出世
。内地的摇滚在陈绮贞们的心目中，还是带着神秘性。“我有他们的录音带，他们在香港
红勘演唱会的录像带，班上的同学都轮流着看。那些音乐人一定是很难搞定的人，他能够
搞定他们，把最好的作品交给他来出版，真的很厉害。”这样的人退出之后，理想就越来
越少。台湾的唱片形势越来越不景气。
“唱片公司有一种说法，买唱片的人都是国中生，大学生会去下载歌曲，并不真正买唱片
，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这一块，就会批量去做小学生、中学生喜欢听的音乐。我不同意这样
的说法，这么轻易地去判断听众喜欢听什么，太把听众当傻子了。”
她和自己的男朋友钟成虎，在淡水租了间安定仓库作为录音室。呼朋引伴，一堆乐手朋友
带来各自最好的录音设备，热情赞助。有时候她是主唱，有时候她是会计，有时候跑腿买
便当，或者是安排哪一天大家去烤肉，她还是摄影师，为他们拍照。而设备的线路太复杂
了，对于一个哲学系女生来说，“自己做制作人，每天都会被一种机器打败。
陈绮贞的母亲是一个专业的会计师，业余的钢琴老师。父亲当过乐队的鼓手，而他其实是
一个税务员。”小时候，家里都喜欢弹琴唱歌。星期天上午，爸爸会弹钢琴，妈妈和我们
就在旁边唱歌。
她后来进入决赛，可是她只有一首歌呀，她只好又写了一首，那一次，她得了第一名。“
那天的评委是伍佰。据说当时我只得了第二名，可是伍佰一定要坚持让我拿第一。我拿到
奖金，立刻去买了一个键盘，一分钱不剩。”
她曾经也只是仰慕明星歌手的青涩女生。在国中念书的时候，黄小琥就已经走红了，她就
以为歌手就是要象黄小琥那样，有低沉、沧桑的声音。刚开始记得弹吉他唱歌，她还会觉
得自己声音太像小孩子，要故意吃辣椒，想把声音弄沙哑。
念书的时候伍佰来学校办演唱会，陈绮贞特别激动，拿着一朵玫瑰去后台要献给他。“他
们当然不会让我这样的闲杂人员进去，可是我还是想办法进去了，把玫瑰交给他，自以为
很潇洒地离开了，其实心里很紧张。”
那时她是孩子气的。那是她第一次和伍佰近距离接触。“伍佰办演唱会我还去当过嘉宾，
为了这个我还特意练了电吉他。后来我们一起在滚石，他还是很照顾我的。”
“如果心里面没有秘密，太容易被人看穿。”她也不喜欢上电视节目，拍摄太清晰的宣传
照片，那些封面上模糊的感觉才会让她感到安全。
【黄舒骏】
“我明明可以更红，我故意不要红”，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怎么知道你会更红？没有人
知道的。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五月天”，当年他们跟一群被称为另类的团体一起，出了
一张合辑叫《爱国歌曲》，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谁是谁，最后就红了一个“五月天”。你觉
得只红了“五月天”是因为其他几个团体故意不想红吗？
【李云迪】
郎朗曾经表示:“只要能推进古典音乐并不太在乎商业化。”而李云迪则认为:“商业化”
无法保证推广给大众的是不是最好的古典音乐。“
他说:“推崇那种天才音乐家——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可注意，在他死后200年，成为
民众热爱的音乐家。”
【李谷一】
最令她震撼的，是多年前给老山前线演了200场。“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那些敢死队
的小战士，头发都剃光了，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如此年轻的生命，要面临残酷的死亡
，她至今难以释怀。
这位当年的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一个
“很朴实、很执著、很可爱的”小伙子带着吉他在台上聒噪，才唱到第二首，礼堂里的
150个局级干部就表示，如果该小伙不消失，他们将一起退场。
李谷一团长赶紧上台“息事宁人”，“艺术流派是多样性的，刚才演出的是摇滚，也是轻
音乐里一门独特的艺术。暂时你们欣赏不了，时间长了肯定就能欣赏了。”
该愣头青小伙就是崔健，后来的中国摇滚教父。
谷建芬回忆说:“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都被点名批评。当时团中央
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是流
氓喜欢的歌。”
“牛吃草挤的是奶，我草都没得吃，你们还批判我。”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为什么？群众点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结束后，
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在上海体育馆我绕场几周致谢。”她热泪盈眶。连续一年多，每天
能收到歌迷来信100多封，“后来我扛着两麻袋信回来了。”他们当中有人已是省一级干
部，还珍藏着李谷一当年的回信。得知月薪43元的她没钱买磁带学习，战士、学生、四五
岁的孩子都寄钱给她，有5元的，也有几角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样了，充满亲情、无
私、没有利益争夺。”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直播春节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
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
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
作”。
邓丽君曾签名盒带并托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送给李谷一，也有人想在中国组织一场由两
位艺术家各唱半场的音乐会，遗憾于最终无果，斯人已逝。
【杨奎松】
记忆中的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10年。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共党史大讨论，什
么意见都有，包括胡乔木在起草新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初期，许多讲法都十分大胆，中
央档案馆那时的开放，也是他力推的结果。但严格说来，当时中共党史的研究受传统观念
的影响还较深，尤其是在新的决议发表之后，许多已经开始的讨论受到了新的限制。而另
一个方面，即对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一个高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开放，国民党史研究顿时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许多过去做中共党史或中国革
命史研究的学者转去做国民党史研究，一时成绩斐然。只可惜，90年代初期，风向再转，
有人鼓吹“人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什么前苏联就是修史不善以致灭亡。此说风行
一时，影响到档案开放全面倒退，就连国民党的档案也连带挨批。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或“致布礼”)之类。
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这实在
“是无可奈何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放着更好的方法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
怖的方法”。但是，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即逐渐地不再把逆我者视为同类，从而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直至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称:农民对地主的打
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
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高达25万人之
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死人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
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
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
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
【杨天石】
毛泽东1938年10月份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报告里头，还称蒋介石是伟大领袖呢!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他当然知道腐败现象是一种腐蚀剂，会把国民党
腐蚀掉，事实上在某些地方他反腐败很坚决。譬如说蒋在抗战期间，曾经把孔祥熙的亲信
抓起来，而且枪毙了。当一批银行的年轻人检举孔祥熙在美金胜利公债里有贪污舞弊行为
的时候，蒋介石最初也很震怒，而且亲自调查，亲自找孔祥熙谈话，要孔祥熙交代问题。
但蒋介石没有决心彻底地把腐败反掉，反倒是等最后问题越来越清楚，证据越来越多时，
蒋介石害怕起来了。他跟他的左右讲，这个事情要赶快了结，否则的话，夜长梦多，授人
以柄。
怎么说呢？因为孔祥熙不是一般人，他当过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夫人就是宋霭龄，宋美龄
的大姐，如果把孔祥熙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他怕影响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信。所以，
他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调查人员秉承蒋的意旨，就下了轻描淡写的结论，一个严重
的贪污舞弊案件，最后这样了结。当然，蒋介石把孔祥熙最后一个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免
掉了，这个是处分，但这个处分不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彻底地揭发出
来，把孔祥熙和所有的贪污腐败分子送上法庭，但蒋介石做不下去了。我想，这就反映了
蒋介石的局限性，他想反腐败，但不可能彻底地反腐败。
2006年，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讲了一次，说蒋介石有功有过。后来网上就出现一
篇文章，给我带了个帽子，叫新自由主义在历史学界的代表。今年，2008年春节，魏巍，
就是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那个作家，还有马冰，原来是冶金工业部的副部长，他们集
体写了一封信。他们经常给中央上书的，这次他们是批冯小刚。他们在批判《集结号》的
时候把我拉出来陪斗，说我是冯小刚的片子的理论基础。说我说两方都不是匪，那就意味
着当年的这一场斗争没有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比如说卢沟桥抗战爆发了，紧接着应该讲什么呢？
吴虹飞:应该是淞沪会战吧？
杨天石:对啊，谁都知道，以后就是“八?一三”嘛。但是你去看，现在做得怎么样，七七
事变以后第一个展览是平型关大捷。平型关是个大胜利，这个要肯定的。但你不应该放在
淞沪之前啊!我敢说展览的人是出于突出我们中共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这样做，你到底
是帮着做宣传呢，还是帮倒忙啊？能达到目的吗？人家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他对你整个
的展览都否定了。这种违背科学性的宣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
《史记》就像马克思评价希腊神话一样，那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规范。希腊神话，马克
思讲过没有人能再达到那个水平。《史记》，我也认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规范，不可能
再有人超越了!
【傅国涌】
简单地说，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储安平，然后在大陆
出现了断链，在海峡对岸有殷海光接续了这个链条，他的弟子包括散落在海外的那些华人
学者都是这个谱系中的。在大陆，从林昭、顾准到李慎之，以及现在信奉自由主义的许多
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这个链条又重新续上了。我想说的是，在胡适他们身上，自由主义不
是单纯学理上的认同，更不是一种标签，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用来践行的行为准则。中
国今天更缺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我常常喜欢讲自由而不主义，就是担心主义会
导向某种封闭、排他、独尊，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恰恰是最讲包容、宽容和兼容的，有容
乃大，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这些都是我们缺乏的东西。
【林洙】
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万籁无声，孤灯独照”，林洙给他带来了温暖和慰藉，这是他极
大的幸福，也是诸多的烦恼。他于是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她写了一封大胆
的信:“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
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
’，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他署名是“心神不定的
成”。
林洙当面看完了这封信，梁思成却害怕唐突了她，嗫嚅着说，“我以后……再不写这样的
东西了……”林洙一听到这样的话，陡地觉得伤心。她扑到她敬爱的师长和朋友的怀里，
放声大哭起来。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他们只是决定，从此以后生活在一起。
1962年，林洙与比她年长27岁的梁思成结婚，因为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距，引起
众多非议。资料员的身份，她与前任丈夫的离婚，也是人们诟病她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有
人理所当然地传说她的野心:“林洙想做建筑界第一夫人。”
亲情的压力不低于陌生人的议论。长女梁再冰尤其反对这桩婚事，她游说她的叔伯和姑母
们，让他们联合写信，来反对梁思成的再婚。林洙当时总是觉得，走在路上，似乎都有人
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梁思成和子女的疏远，与兄弟姐妹的不往来，她认为是自己造成，一直负疚在心，尴尬难
当。而梁思成却坦然处之，他宽慰她，鼓励她，承担了所有人的责难和诟病。林洙因此觉
得那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他了解我的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她很安慰地回
忆说，“往往是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就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了。”
他叫她作“眉”，因为福州地区的所有人家的大女儿的小名都叫“眉”。在婚后仅有的一
张合影中，林洙穿着黑色布鞋和小花棉袄，梁穿着深色中山装，因为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
，显得比林洙高出一头来。林洙身体略微右倾，似乎要靠在梁思成身上。两个人面对着镜
头，微笑。这是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合影。她是一位凡俗的妻子，他是一名平凡的丈
夫。她仰视着他，他与她平等相处。
她曾经在信中对自己的丈夫恳切地倾诉:“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那是一位
妻子对丈夫，一个女人对男人，全心全意的依赖和爱。
那时，清华已经被几万名“工宣队”成员包围。据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回忆，当时
清华处在一种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不少教授因为不堪凌辱而自杀，而红卫兵、工宣队的
人可以随意打人，抢劫不时发生，人人自危，性命堪忧。
那时，整理梁思成大量图书和资料，林洙翻出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些
精美的雕塑品的图片。把玩着一对汉代铜虎的图片，梁思成情不自禁地说:“眉，你看看
多……”“美”字刚要说出口，忽然想起是当前最犯忌的词，于是改口说，“多……多么
‘有毒’啊!”两个人忍不住相视大笑。那是“文革”以来第一次欢笑。
梁思成何尝不是敏感之人？引王军的《城记》里所记，梁临死之前，召来了他的好友、城
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后者与梁思成在解放初期，一起为保护北京固有风貌奔走不止。梁思
成拉着陈的手，极其恳切地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他先她而去，不能眷顾她的后半生了。
她知道自己必须善待老太太，因为这是梁思成去世前委托给她的。“她爱吃红烧肉，每顿
饭都有。她的脑子好像有些糊涂，因为她记得的事情，全部都是民国时期的事了。”最后
，是林洙照料着老太太，还为此请了两个保姆，直到她90多岁时去世。
自1973年起，她全力整理梁思成遗稿，先后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
集》、《梁思成全集》等书。
在学校图书馆借的书，因为看到吴虹飞大大的眼睛，直直的长发，目光坚定，炯炯。
其实关于她的事，我听过很多，也在现场听过她唱歌，声音简单纯粹，没有掩饰，干净有力，可以到达心的深处。她的书，也是有点特别的。在她看来的那些个名流，每个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别。
我看她写采访廖一梅的那篇，其实一直喜欢廖一梅，两个女人，人生际遇的某些交汇，某些感触的类似，相互碰撞所迸发出来的火花，耀眼美丽，他们之间的对话，平常，朴实，但又不世俗，没有说那些家长里短，没有说那些生活琐碎，但是其本质不变，只是有所升华。
还有印象深刻的最后一篇文章，说的是谁的夫人，但具体是谁忘记掉了，只是难忘的是她的那种坚持，那种对爱情最初和最终的坚持，没有谁是谁的一辈子，就在于那个谁怎么看待，你可以花天酒地，风花雪月，你可以孤独终老，默默垂泪，都是在于你。为了你认为值得的那个人。
其实很羡慕吴，有机会可以和这么多的我所向往的人面对面，聊聊天，说说话，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不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坦坦诚诚的说。
有机会，我也想。
很遗憾，从这本书上，我没有读到她的乖戾和才华。也许的确如她所言，十二年前，她就已经写完了自己最好的文字。
并且阿飞也不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她总是左顾右盼，举棋不定。甚至无法在人物专访中传递出自己内心真实的价值尺度，她向既存秩序和自我双方妥协，结果原来的阿飞消失不见了，而现在的阿飞根本没有力量。而没有力量她也就无法表达，无论是以文字还是音乐的方式。
陈晓守(《中国新闻周刊》主编）
四年前我还在广州，来北京出差请阿飞和其他一些同事午饭。下午要采访李银河，阿飞说，采访提纲还没做呢。一桌人错愕。
喝酒的间隙，她把采访问题列了，然后背了包走了。给我的感觉，这不是一件太庄重健康的事。半年后又读到她写的郑渊洁，那真是一对活宝啊，庄重这事儿压根与她无涉。但那确是一篇很好的人物报道，丰富了受过郑渊洁童话影响的70年代生人对郑渊洁其人的种种联想。
两年后与她合作报道黄健翔，惹来轩然大波。之前关于黄的报道种种，看来都有别的用心。我不敢说完全出自私利，但用新闻最本质的客观和真实两个要素来衡量，何止是瑕疵。
见于南方周末“人物”版的“狷逛黄健翔”确有情绪；但作为调查方式在人物报道领域的运用，它仍不失范本意义。众声喧哗，尤显真相可贵。阿飞其劲儿，健康尽显。我还记得她在电话里对我的埋怨：你真好心，狷狂通常用来形容魏晋之士，他哪里配？
不久后我与其他同事合作报道王德显，记者在偏远的青海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沮丧，他说再给半年时间他也挖不出真相。好吧，我的底线是，你得给读者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给读者判断这个人物多一些材料。简单了说，多接触些采访对象吧。
这样的方法论，更好的，如袁蕾的杨丽娟。那里面虽然没有真相，但有具体的人物生存下的真实世界，那是怎样一种压抑。
所有的人物报道都是虚假消息，我这么说有点绝对，事实上也是考虑到人性的复杂。从业十来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物报道是所有新闻范式里最难写好的一种，非难于表达，是拙于甚至窘于展示或者穷尽内心。比如我曾经供职过的《南方人物周刊》不断强调用调查报道的方式写人物，甚至硬性规定，低于多少多少消息源就枪毙，正是基于这种痛感。
于是有讨巧的方法，如对话，其目的就不在于呈现人性的复杂了，有点像特写，努力挖掘报道对象的一个侧面，或者其某个方向上之价值啊，人生观世界观生命观种种。你不能说这不真实，这是其中一面。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人物报道的常态，甚至不同媒体对于相同人物呈现了不同的表达，人性的分裂可见。
发问考量记者质素，在这个重要指标上阿飞甚至让我生疑，这是我四年前的妄断。后来我发现自己认知有误，不正是那些怪异而有点不合逻辑不守常规的问题挑战了被访者生命底线，激起了他们交锋的欲望吗？
交锋，却正是人物记者最为渴望的职业尊重！否则，只能称作访谈，访谈体岂能入流，因为记者不能同被采访者有心灵上的交换。
相比于前两本人物对话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娱乐至死》，这一本集子更能看出阿飞的野心，除了呈现人性力量，她还试图拓宽人物报道的外延——其人其事所昭示的特殊价值。阿飞所选人物多在人文文化领域，其目的也是为丰富文化报道手法作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坦白讲，她的心在音乐，作文养乐而已，记者职业是偏差，是滋养理想之花不衰的谋生手段。这是不是动力我不再敢妄猜，但此种坚持令人感佩，一如她的音乐，蕴含着的那种健康的职业尊严。
最后一篇访谈是林洙，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
呵呵，谢谢你告诉我。
我想她是在自我怀疑，重新思考，期望变得温暖柔和，这是爱的方式。人不能永远在凌厉和决绝中尖冷的走。
人不能永远在凌厉和决绝中尖冷的走。
LS正解。
BUT
柔和的阿飞我已不喜欢，但依然爱着拥有刀子的她。
她最美的文字写于什么书籍？
这访谈录文字有点矫情 虽然阿飞也是一个女子
我觉得她一直都很矫情
只是现在矫情得不那么可爱了
恩~~来杨梅那场讲座显得很矛盾。。
UP~~
她还是挺牛b的
幸福大街的主唱啊
超级萌她
绝对滴！
我钦佩的阿飞姐姐啊，赞赞赞～～～
我爱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