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研究2011/1
2012-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张贵洪 编
269
2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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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联合国席位恢复40周年，张贵洪主编的《联合国研究》(2011/1总第1期)回顾和总结了40年来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探索了新世纪中国多边外交的新发展。具体内容有：中国与联合国关系40年；联合国与全球海盗问题的治理；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与联合国的作用；从全面制裁到目标制裁——浅析联合国制裁机制革新等。
序言
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0周年
中国与联合国关系40年
联合国与中国(China in the UN and the UN in China)
联合国总部里的中国人
新华社与联合国40年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40周年纪念大会暨研讨会综述
“世界变迁与中国的联合国外交：1971-2011”会议综述
《联合国发展报告》专栏：联合国与全球治理
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与挑战
联合国与全球海盗问题的治理
联合国与全球卫生治理
联合国与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动关系研究
联合国与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
试析联合国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中的作用
关于联合国与美国海外利益关系认知问题上的“府院之争”——以《1995年美国海外利益法案》为例
中国在非洲利益及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中非发展利益的共同建设与和平维护
印度的海外利益保护与联合国的作用
青年论坛
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制度之变革
从全面制裁到目标制裁——浅析联合国制裁机制革新
联合国资料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ARES2758(XXVI)
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国中国United Natio in China)
联合国研究
中国联合国研究联席会议
国内主要联合国研究机构
征稿启事
与此同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面临看似相反的挑战。冷战结束后，长期被美苏争霸围绕的安理会恢复活动。在五个常任理事国磋商的推动下，就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频频通过决议，实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为世所瞩目。但是安理会的所谓成功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安理会决议的代表性。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安理会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的集体意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内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矛盾，安理会成员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对安理会行动的代表性、权威性的质疑。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目前尚无一完善的方案能体现所有联合国成员的共同利益，在效率和代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和联合国机制本身的刚性还使得联合国在应对新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如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时显得行动迟缓、力不从心。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被赋予经济领域全球治理的职能，更使联合国被边缘化的担忧挥之不去。应该说，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组织，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而且至今还看不出联合国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迈出新的步伐。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中也经历了从原则表态、具体超脱到全面参与、积极应对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中国的多边外交也面临新的课题。如果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份额的提升标志着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中地位和作用的提高，那么中国在亚丁湾护航和利比亚撤侨则意味着中国在海外利益的扩大及保护这一利益的需要，同时也表明联合国对我的特殊作用--给我国的行动赋予“合法性”的印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我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我们正从一个在海外没有重大实际利益的国家变成在海外有广泛实际利益的国家。远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动乱、内战、政权更迭等等）过去与我无直接关联，我可以持超脱态度，以后就不再如此。从利比亚内战和赞比亚大选对我造成的影响已是观一叶而知秋。我需要在与当权派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同时与反对派也建立联系；我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介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行动，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灵活地应对他国发生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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