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镛先生传
2003-4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俞信芳
379
219000
无
本书是张寿镛先生的生平传记。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作了介绍。力求句句有根据、字字有来源。 张寿镛先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历任浙江、湖北财政厅长，有“善于理财”之誉，民国时期历任江苏省政务委员、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辞职后不愿谈官宦生涯。后全力创办光华大学、编刊《四明丛书》。晚年著书立说。 本书写出了一个清末举人发展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爱国教育家、藏书家、文古大家的过程。
俞信芳，1941年9月出生于鄞县(今宁波市)城南杨家桥头。1987年2月任宁波师范学院图书馆古籍管理员，协助建立古籍室。后随师院并入宁波大学，任图书馆特藏室副研究馆员，至2001年9月退休。与人合撰《黄宗羲年谱》、《宁波海关志》等；论文有《黄宗羲全集他校偶举》、《一门
第一章 家史第二章 从政 第一节 辛亥革命以前 第二节 北洋军阀时期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第三章 创办光华大学 第一节 爱国运动与光华创办 第二节 光华的发展第四章 编刊《四明丛书》 第一节 藏书 第二节 《四明丛书》的编刊 附：《四明丛书》子目第五章 学术思想 第一节 著作 第二节 学术思想第六章 恩泽附录：《约园佚文辑存》选 一、浙江财政说明书序（1914年12月） 二、呈财部省长为陈报任内办理财政情形仰祈鉴核文（1918年9月1日） 三、约园理财牍稿序（1918年9月） 四、约园理财牍稿·附录识语（1918年9月） 五、筹建光华大学募捐启（1925年8月8日） 六、道尹考核属县文告（1925年8月11日） 七、光华大学二周年纪念恳亲会报告校务（1927年6月3日） 八、演讲中国二十年来财政（1927年11月22日） 九、江苏省财务行政报告（1929年3月4日） 十、敬告江苏父老文（1930年3月25日） 十一、光华附中十周年纪念册序（1935年6月） 十二、光华大学同学会重庆分会公宴先生先生致词（1938年6月12日） 十三、为光华大学诸生精神谈话稿（1939年）后记跋
书摘 湖北财政厅厅长湖北财政状况一直不佳，称连年“财政支绌，开源不易，节流无方”。财政不佳原因除当地的经济落后以外，任用官吏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前财政司司长潘祖裕“因玩忽公务，损害公家财物得罪”正在受审；前任司长黎澍、王荃本“整顿财政毫无成效，免去其官”。“胡文藻继任，新税频增，而旧税又因年荒及欧战影响减色”，拟再行加赋，怨声载道。故将胡文藻调京候用，另调蒋懋熙任湖北财政厅厅长44。而蒋深知湖北财政之困难，一时难以整理，延宕两个月不往。不得已，当局才抽调整理浙江财政卓有成效的先生前往；任蒋懋熙为浙江财政厅厅长。这时又发现胡文藻挪用公款及参与赌博而被参革，急于交卸，故财政部催促先生克日莅任。先生对于湖北财政情况也有所闻，但是先生为国家，为湖北的百姓计，还是昂然前往。在《莅鄂》一诗的前四句并自注文中道出了自己的志趣。诗及自注曰： 衣冠怀昔日吾父辛卯典试湖北，于此适二十四年，父老尚 有存者。此出非驱饥当调部之日，有为不平者。余日：仕岂择 地．亦岂畏难，虽云、贵吾往焉。友朋皆壮吾行。自来谈鄂政， 民瘠而官肥45。 民国四年(1915)六月二十七日，先生做好浙江财政厅的交接工作。途经南京，顺道拜谒江苏巡按使，旋又晋京觐见、拜会财政部周缉之总长，请示整理湖北财政方针。周缉之当即指示日：“胡文藻所委用各税厘征收局长，多不可靠，税收故无起色。到鄂后，应迅速认真考察，从严甄别46。”先生到任不久，即撤换原财政厅人员四分之三。先生每日上午八时以前到厅批阅公牍。一日，先生到厅，各员多未到。先生立即饬役分传，面加训斥，日：“若以后如此怠惰，定于未便。”因此，各员在外住宿的，都在黎明即起，按时到厅，不敢如从前的迟缓了47。 财政厅人事变动如此之大，各处厘差，都担心自己的位置，纷纷干谒、请托，甚是忙碌。为此，先生特出通告指出： 官方干谒在所必除，瞻徇尤悬厉禁。本厅长赋性拘迂，清勤自励。倘有不知自爱，私自干谒，甚或多方请托，罔顾廉耻者，必屏不与齿。如系到省或在差职官，亟于纠参。害马不去，则闲厩不孳，莠草不除，则嘉禾不植。所愿我僚友士夫谅此愚诚，相尚以志节，相期以远大共砺廉隅。48 先生一面又通饬全省各局，命令各局拟出整理税务意见书。《申报》报导日：张厅长于未抵鄂以前，即预为通电各征收局长，克日来省商榷整顿税务之方法。是以连日各局长皆纷纷来省谒见。计全省二十六征收局，现有十七局局长来省。张除考询其履历、经验外，并令各拟整理税务意见书呈阅。该局长皇皇然大为恐怖。甚有请人捉刀以塞责者。然张厅长亦非实欲于此中采取整理方法，不过藉此略觇其才识而已[49]。先生随即对各局加以整顿。整顿的标准，一以“睢视考成”。考成，即是税收盈绌的成数。如：前汉口征收北局局长费毓楷在差，亏短十万。而前厅长胡文藻对其却相当信任。胡在卸职以前，特别让他去掌管武穴征收局，而把原武穴局长陈景虞调往汉口大工厂。先生到任，得知这一实情以后，将费撤职，饬命到省厅候查。并派陈景虞仍回武穴任原职。武穴征收局的税收情况，果然转好。后因江西运鄂大米骤减，税收难以如以前之旺，特向先生提出辞职。先生在慰勉前提下，曰：“即征不足，亦不苛责[50]”。又如：调弦口征收局长徐荫楷串同属员舞弊，徐又在“四成里妓女赛金花处尽力报效”，先生莅任后，即派员密查，掌握该局弊端以后，电饬石首县将其巡司捕解来省，并电饬徐等候查处。紧接着将徐撤职查办……[51]。 又如，观音洲分局长包妓，留恋汉上，经月不返，经后任局长清查，尚亏数千元，限令查抄监追[52]。终于实现了先生当年的“惟有去中饱”及稍稍遏止“民瘠而官肥”之趋势，先生抓住了整理财政之牛耳。 对于各县，先生也饬令限时提出对所在县的财政整顿意见，提出整理财政之要在于为“地方辟一生计，即为国家增一税源”，应垦荒、办厂、开矿、通商；废除苛细杂捐；对于借公益以敛私钱者，举发严惩。民国四年(1915)七月三十一日，撰《通饬各县遵限条陈整顿财政意见文》，颁发各县。文略日： 夫一国之财，自足供一国之用，就鄂省之生产而言，若荼、若棉、若漆、若麻、若布，皆荦荦大者。而森林、矿产之蕴蓄而未尽发者，又所在皆是。苟得贤有司，多方提倡，加意护植，为地方辟一生计，即为国家增一税源。穷竟荒芜何以开治，工厂何以振兴，矿产何以开采，商业何以提倡。导其所未至，而勖其所已至。官能尽一分之心，民必受一分之利。民既受利，分其所利以给国家要需。所谓： “百姓足，孰与不足。”此为理财根本之计划。所宜注意者一也；田赋为国家惟正之供，民岂无良，何至有心逋赋。所以积欠累累者，多由催科之不力。抚字与催科并重。催科不力，不特有负国家之付托，及其归宿滞纳处罚，亦以增吾民之负 担。本厅长考核鄂省田赋积弊。 先生三子康汉，字华联，号叔章，民国元年正月三十日(1912年3月18日)生于上海白克路(现风阳路)永年里。对于三子的出生，先生极为高兴，这一年夏，先生任上海货税所所长，秋季晋浙江财政司司长，先生后来追忆的《和陶吟·三儿生》诗略日： 藏身尘俗中，一味求静止，又听呱呱声，鸡呜风雨里。渊明有五儿，雍份第三子。今日汉官仪，华国吾所尊康汉又命名华联。 华联在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圣约翰大学附中，因“五卅”惨案，抗议美籍校长卜舫济氏侮辱我国旗，愤然离校，进新办的光华大学附中。民国十七年(1928)高中毕业，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大学数学系毕业，得理学士位。当年即进中央造币厂当实习生，后逐步递升至技正兼课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应聘任中国代表团资方秘书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顺道考察意法比英四国造币厂，并到美国费城造币厂学习半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任光华大学附中副主任。民国二十九年(1940)，因日伪追查造币厂黄铜下落，华联不得不离开上海，辗转到重庆，辞造币厂职，进富华贸易公司任副经理。民国三十一年(1942)富华公司并人复兴商业公司后，任经理、主任秘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应私营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之聘，任该公司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民国三十七年(1948)公司派华联到香港设香港公司任经理，于1949年调回上海，任四川畜产公司经理。 1950年，四川畜产公司与中国猪鬃公司签订协议，成为国营公司组成部门。1954年华联加人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被任命为中国畜产公司副处长，华联遂将拥有的四川畜产公司股份上缴组织，并声明放弃定息；不久又将多年收藏的各国硬币千枚捐献给国家，至今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展出。由于家庭出身及有海外(亲属)关系，在几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是审查对象。华联始终认定：身正不怕影子斜，最终必将会“是是非非”的，还是相信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1986年外贸部明确肯定“张华联解放前系资方代理人。”1983-1990年，被借调到全国工商联主管对外联络工作。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成立后，被选为董事兼第一副总经理；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华联处理清算公司结束事务后，于1991年退休。 1951年华联在上海曾被选为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自1979-1989年间，被选为民建北京市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会理事、中国国际咨询公事董事等职务，高级经济师。 ……
后记2000年5月，我负责的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市重点科研项目《(四明丛书)续编子目研究》完成后，寄请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鉴定，并建议对张寿镛先生的《自定年谱》进行增补。张教授及其昆仲华联、鄂联均表示支持，嘱着手搜集资料。于是在暑期按嘉禄公、先生事迹、任职时间、区域，查阅《申报》等有关文献，颇有收获。12月初应邀赴京，与三位先生共商编写《张寿镛先生传》计划。在京期间重访国家图书馆，回甬途中又访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档案室、图书馆，后又访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三访上图，喜获先生手稿、佚文及有关创办光华大学、晚年讲学的宝贵史料。 2002年1月完成《张寿镛先生传》初稿后再度入京征求意见，4月修改完成第二稿；7月三度人京，听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责任编辑王雷同志意见，再作删改，并选定《佚文辑存》中13篇附入传后。 张寿镛先生在北洋军阀时期，历任浙江、湖北财政厅长，有“善于理财”之誉；国民政府时期任江苏省政务委员、财政厅长、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任职期间主张“藏富于民”，与民休息，废除苛捐杂税，量人为出。终因时代局限，未能实施心愿而退政。以后不愿谈官宦生涯，故先生之政绩罕为人知。 先生辞职以后全力以赴，办好光华大学，编刊《四明丛书》，晚年与郑振铎先生等一起抢救古籍文献。在日寇铁蹄下著书立说，以隋朝王通为榜样，着力培养人才，弘扬传统文化。借印刻《四明丛书》，教育激励人民增强信心，凝聚爱国力量，为日后建设服务。先生曾日：“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创办光华大学，编刊《四明丛书》，志大愿宏；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犹呼“复兴中华！复兴光华！”确是“心远”之至也。 先生生活于清末、民国时期，纪年分别以括号夹注公元。然民国事迹较多，注不胜注，未标注处，只需在民国年次加上11年即可得公元纪年。在编写过程中，除大量引用《申报》外，主要参考张寿镛先生的《约园杂著》三集及讲演集数种，《四明丛书》有关部分、张芝联编《约园著作选辑》(中华书局)、杨友仁编《光华的足迹》及先生后人收藏、编辑的部分资料等。 由于先生事迹丰富，后学限于水平，撰写时间促迫，错误衍脱之处必然不少，祈请识者指正。 后学俞信芳谨记 2002年9月
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中写出了一个清末举人如何发展为一个视野开阔的爱国教育家、藏书家、文献家的过程，使我们对张先生的生平事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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