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眸与思考
2012-9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王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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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本书是王郁昭同志从参加革命到亲历改革开放的回忆录。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从事农村工作和政策研究的人来说，王郁昭同志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农村改革最艰难时期，他作为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不畏政治风险，支持农民创造，被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称作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2010年12月，王郁昭荣获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获奖评语说：“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中国农民减贫的体改效应。”这个评语，准确地评价了他推动农业大包干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郁昭长期在大学工作。“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全家下放淮北农村，当了农民，这段经历让他体会了农民的疾苦，与农民结下深厚感情，也了解了农村的问题。后来，他被重新起用，在全椒县主政五年，改变了这个县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使全椒成为全省的先进县。担任地委书记后，他组织滁县地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开展对“左”的错误影响农村经济政策的大调查，形成《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万里同志对这份报告的批示，引来全省上下三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规定”），突破禁区，放宽政策，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良好氛围。进入农民探索农业责任制的阶段，他发现基层为抗灾暗自实行包产到组、棉花包产到户等“秘密武器”，非常重视，亲自进行调查总结，将这些做法在各县试点并推广，形成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联产责任制由群众纷纷创造出来的局面。在多种责任制的比较、借鉴中，小岗农民首创了大包干到户，但招致强烈的反对。他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排除险恶，坚决支持小岗农民的创造。在全省农业会议上，他为“大包干”报户口，得到万里同志的高度评价和鼎力支持。 万里同志调离安徽后，“双包到户”遭到轮番围攻，王郁昭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顶风推行“大包干”，全然置“鸟纱帽”于不顾。不久，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旗帜鲜明地肯定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迎来了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凯歌挺进。 王郁昭有领导农村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农村改革每前进一步，他都进行一次理论结合实际的回顾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用于指导改革。一是提出“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和先进性”的理念。而农民要有积极性，就要有自主权和多劳多得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改革影响其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制度。二是用农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来衡量责任制，提出“大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两种到户在分户生产，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上有共同点；但包产到户中，农民还没有经营权，种田要按公社、生产队的生产计划统一进行，也没有产品支配权，生产的东西要上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上缴国家任务，扣除集体提留，然后按各户上缴产量，计算出工分，按工分分配给农民，在统一分配中容易出现贪污和不正之风，农民不放心。而大包干到户，农民只需“包干上交”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提留，除此之外的收获，全部都是农民自己的。农户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产品分配的支配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这就意味着旧体制的基础已被瓦解，新体制的基础已经建立。来自实践的理论创新，赋予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决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的大无畏气概，并用来为“大包干”进行政策论争。胡耀邦同志到安徽考察时，既肯定了他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作为，又称赞这种政策论争对全国有带动意义。 在担任安徽省省长期问，王郁昭继续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非常重视阜阳地区农民创造的新经验，与农民共同探索中部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的路子，提出安徽乡镇企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千家万户，要以户办、联户办为重点，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依托小城镇，发展专业市场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的区域经济。 王郁昭就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面对农民流入城市的“民工潮”的出现，率先给予支持。他认为，把“民工潮”说成“盲流”是不符合实际的，下达指标清理进城农民是不可取的，要允许劳动力流动，形成劳务市场。政府要提供服务，使农民在转移中少受苦、少受损失。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研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建言献策。他倡议开展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将就业工作的视野扩展到农民。他主张从我国走出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视野解决农民工问题。呼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间的关键问题之一，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可以说，他与农民群众和时代发展同行，在支持农民实行“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进城就业这三个伟大创造中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翔实生动地记述了作者的成长、工作与经历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安徽农村改革及此后一些重大改革的主要情况和发展历程。阅读此书，当有“鉴往知来”的益处。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由报社调到滁县地委办公室。从那时起，长期在王郁昭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两年，郁昭同志花了很大的精力撰写这部回忆录。这部书稿。是这位85岁的老人，用铅笔一字一句完成的。我负责安排打印和帮助校对书稿。在这个过程中，数十年间在他领导下工作学习的情景不断涌现眼前，感怀领悟难以言表。在这部书出版之际，谨作此文，以表拳拳之心。
《往事回眸与思考》主要内容包括：在战火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个春秋、“文革”中的往事记忆犹新、人生转折：开始走上从政之路、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开始突破、工业和科教文化事业改革与实践、在安徽省省长岗位上、暮年奉调京华等。
王郁昭，1926年2月出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芜湖市军管会文教部军代表、安徽大学军代表、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安徽省科委副秘书长、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受迫害，两次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1970年被重新起用，任安徽省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全椒县委书记。1975年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后任滁县地委书记。1982年4月调任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3月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7年奉调中央，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9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任会长。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会长等职。2000年8月离休。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在战火中成长（1926-1949）
一、我的祖父辈是闯关东的
二、战乱中的求学路
三、冲出鬼子的“火网”封锁线
四、参加“东海整风”的感受
五、接管威海城市区的教育工作
六、指挥棒与刺刀
七、在威海武工队里
八、李老太冒险“深入虎穴”
九、三个投降的国民党兵
十、棉花山反击战
十一、激战古陌岭
十二、两个女文艺兵的命运
十三、因“回避政策”南下到濮阳
十四、陈毅说“回避政策”是错误的
十五、粟裕大胆建议被中央采纳
十六、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
十七、对开封从佯攻到攻克
十八、唯杞大战的重大意义
十九、黄河故道遭敌机疯狂扫射
二十、一支奇特的部队：金秋八月穿上棉军装
二十一、与皖西独立旅会师的情景
二十二、解放合肥、舒城前后
二十三、渡江一战定中华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个春秋（1949-1969）
二十四、接管芜湖市文教事业
二十五、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
二十六、走上大学讲坛
二十七、惊人谜案：一位教授投江自杀
二十八、一位“卧底者”的厄运
二十九、人事科长的曲折人生
三十、两位“自动离职”教授的不同归宿
三十一、许杰校长的党籍问题
三十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三十三、患重病住院的故事
三十四、考进中央马列学院
三十五、在中组部和高级党校的短暂时光
三十六、任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
三十七、向康生汇报“反右”情况
三十八、毛泽东主席视察芜湖
三十九、刘少奇同志为“皖南大学”写校名
四十、突然被调省科委
四十一、参加社教运动：从涡阳到祁门
四十二、曾希圣与“责任田”
四十三、参加省委“反修”理论小组和“四清”运动
第三章 “文革”中的往事记忆犹新（1966-1969）
四十四、“三家村”在安徽的代表
……
第四章 人生转折：开始走上从政之路（1970-1975）
第五章 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开始突破（1975-1982）
第六章 工业和科教文化事业改革与实践（1975-1982）
第七章 在安徽省省长岗位上（1982-1987）
第八章 暮年奉调京华（1987-2010）
参考文献和书目
后记
版权页： 插图： 安徽地处江淮大地，淮河是南方和北方交界线，夏天蚊虫肆虐，再加上那时受条件所限，许多农户没有蚊帐，又买不起蚊香，所以一到夏季农村患疟疾的人很多。我到农村经常看到有的妇女在田间劳动时头上扎一条布带子，面色焦黄，有气无力。经询问才知道是患了“打摆子”（疟疾）的病。当时治疟疾病的特效药奎宁很紧张，而且价格很贵，农民买不起。我当时在省科委曾组织一批人对安徽省的野生植物进行了一次调查，并负责《安徽省野生植物志》的编辑工作，曾发现有一种野生植物——旱墨莲（又称旱莲草）的植物，可以治“打摆子”。方法是：将旱莲草的叶子摘下几片放在手中搓揉几下，使叶汁渗透出来，在“摆子”发作前三小时，塞在一个鼻孔里，“摆子”就不来了。我在田边找到旱莲草，要他们试一试，结果这个土方子确实很灵。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群众传开了。后来省科委印发一期《科技简报》发到农村社队。此法虽然是土办法，但对保护农村劳动力和农民的健康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十一、参加社教运动：从涡阳到祁门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出了不少问题和错误。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在运动发展中出现许多尖锐问题的领导人。为此，从1958年冬至1959年3月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示：“不能混淆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度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共产主义，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空想。”决议规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包括住房）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被刹住了，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来的高征购任务，又不适当地进行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党和群众的紧张关系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毛泽东在视察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后，认为要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人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为此，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这是我们同农民紧张关系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各生产队应有的权利，注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公社来。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在会议期间，他还写了一条批语，指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他还说：党内的主要锋芒是反“左”。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接着，1959年3月25日至4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终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这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范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后一个文件进一步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并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1日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折价赔偿。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中央布置各地要召开省、地（市）、县多层干部会议，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包括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以及社员代表，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以求充分揭露矛盾，统一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4月底，毛泽东还直接给省以下的生产小队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指出：“干部要讲实话，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鼓，假话一定不可讲。”
这本书是在资深记者柏晶伟同志所著《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一书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补充、改写而成的。 2005年，我辞去最后一个社会职务，完全退了下来，以休息为主，除注意锻炼身体、读书看报外，有时会会朋友、聊聊天。在谈论往事的时候，有的同志建议我把这一辈子经过的风雨历程再写一本书，为后人留下一点儿有益的东西。我说，我的主要经历柏晶伟已写了一本书，再写难免有所重复。大家说，同是一位主人公的经历，重复是难免的，但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可能会更生动、更真实一些。因此，在征得柏晶伟同志的同意后，我开始动笔，但有些事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因而本书中有些章节还保留了一部分理论性的文章。 写回忆录最重要的是真实、实在，不能有虚假。我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基层工作，特别是从政以后，接触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机会多，为群众办实事，所讲的事情大都是一些具体的、真实的故事。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和做法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是正常的。 感谢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同志和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为我寄来一整套安徽省志和许多有关地、市、县的地方志和大事记。感谢滁州市档案局原局长侯长明同志，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档案资料、重要文件、会议记录、各种调查报告和讲话稿及有关出版物。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书稿的审读与评价，认为“全书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一生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朴实，很真实。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思考，对于今天还在岗位上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很有借鉴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我还要感谢我原来的秘书郭文生、崔传义、赵树凯等同志，提供了他们手中保存的有关材料以及在文稿修改和打印方面付出的辛苦。我离开山东老家时间较早，感谢文登市史志办寄来的地方志。在这里，对我工作过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单位和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对中国文史出版社责任编辑王文运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一并表示感谢！ 王郁昭 2012年7月
《往事回眸与思考》讲述了情牵“三农”心忧苍生，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中国农民减贫的体改效应。
无
我不是特别喜欢行间距特别窄的书记，看起来有点费劲。。不过，本书意义重大，慢慢看哈。
真相如此，历史如此，个中人也未必参得透，何况百姓！什么叫发展生产力？当日分，统统分。权宜之计到头了！今日办大农业，欲流转，可行吗？前半部，青少年求学、革命，及在安徽工作从政，好于后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