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
2008-9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凤媛
260
无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本无师生之谊，可是因为某种因缘，却渐渐搭起了这样一座类似(当然不完全是)的平台和桥梁。自己也觉得是人世间诡谲莫测的事情。现在该校出身的凤媛的博士论文将要成书了，这是很自然、很可喜的。我一听此题就觉亲切，因为我的原籍本在浙东。出生又在苏南，从小夏日里乘凉就听惯听熟大人们讲什么唐伯虎、徐文长的故事，耳濡目染，时时领略着这块土地散发的情色智慧的柔美氛围，后来离开了，禁不住静夜想念。似乎比凤媛的皖籍更接近“江南”。如要谈及典型文学与典型文化的联结，我也算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对谁是最典型的江南作家很感兴味，对现代江南中的浙籍S会馆作家与“五四”的关系、与左翼的关系，苏南籍作家和南社、鸳鸯蝴蝶派的关系，江浙作家和海派甚至京派的关系，江南文化资源下上海作家的人格、心理、风度等等也都有浓厚的兴味。在阅读凤媛论文的过程中，因为这种原因，我经常不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也是我所以答应写这篇序言的理由吧。江南文化的研究，自来较热，于今为烈。我知道的国内新成立的江南文化研究机构，就有好多个。地域性的文化会造成文学的特殊人才，使得文学增添个性，这也属常识。现代文学除了京沪两地，江浙、四川、湖南、东北，都可称是文学“大户”、“大省”，历来受到不少学者的注目。凤媛的研究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破土而出，这并不容易。但我觉得她往前走了一小步(一小步就是一小步。不必往一小步等于一大步那句惊世名言或是现今快要沦为广告用语上面，去发生联想)。主要便是在“江南诗性文化”这片园林中，能够不慌不忙地做些深耕细作，加以扩充，理清流变，提炼新质。我所说的一小步，不必夸大，就是这个意思。
“江南”，显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它既是一个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它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是精神意识层面上的一种文化符号，其丰厚的内蕴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诸多人文领域，包含了多重的语义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能不忆江南”的喟叹和感慨一直伴随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精神之旅，而当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穆时英、苏青、艾青，及至当代的汪曾祺、苏童、叶兆言、曹文轩、余秋雨……这些现当代江南作家的齐集和接续出现，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态发生的重要影响，则更加凸现出“江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密切关联。本论文进入的正是“江南”这样一个现实的空间范围和丰富的“语义场”，试图研究的也是由这样一个地区所生成的地域文化一一江南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
凤媛，1979年生，安徽宁国人。于安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2007年始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编著《夜深人不静一一走进弗洛伊德的
序绪论：能不忆江南？——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概况第一章 江南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节 “江南”、“江南文化”之辨 第二节 江南文化对现代文学的渗透 第三节 江南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互动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趣味之维 第一节 兼容雅俗的中庸之趣 第二节 诗酒人生的古典之趣 第三节 悲悯作底的嘲谑之趣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情色之维 第一节 “水样的男子” 第二节 “花样的女子” 第三节 从“红粉”到“碧奴”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智性之维 第一节 写实者的“刹那”“直觉” 第二节 “相对”论者的智慧 第三节 秦淮说书人的“心机”第五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商业之维 第一节 社会剖析者的商人书写 第二节 置身商海的乡土抒情 第三节 商业作家的私人写作第六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江南刚性之维 第一节 “力之美”的审美追求 第二节 “戛剑生”的复仇哲学 第三节 “地之子”的艺术思维结语：记忆江南之外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江南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正式进入论述之前，必须要明确的一个事实就是，“江南”，无论是作为一个确实的自然地理概念，还是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学叙述的资源，它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且不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过多少以江南地区为背景、以江南人事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单单就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大批江南籍的著名作家就相当可观。据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撰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的统计，在中国的所有省份中，作家数量居前两位的分别就是浙江77人，江苏66人。而据收录作家最多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分册》一书的统计，作家最多的省份是江苏347人，浙江307人。虽然二者在统计的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以江苏、浙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的作家，显然是现代文坛的主流。这种同一地域的作家如此大规模地出现，并且呈现出较为趋近的气质和风格，让我们不得不瞩目子这些作家背后相通的地域文化的背景，即这些作家们共同成长的江南故地，它所涵孕的江南文化对于这些作家们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地域文化体系，现代江南作家丰富多样的创作也正构成了江南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全新内涵和表现形态，这种新的内涵和形态对于江南文化的发展和走向又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本章将以江南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人手，从宏观角度揭示出江南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的丰富而复杂的关联。第一节 “江南”、“江南文化”之辨首先，我们来看“江南”在历代发展中的自然地理范围的变迁。从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尚不是一个专有的地理名词，所指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从东开始，“江南”已经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接近于后来狭义的江南地区。魏晋六朝时期，由于孙权割据东南建立吴国，同时永嘉晋室南迁，南朝偏安江左，“江南”概念在代表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同时，开始更多指向了南方诸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唐代“江南”的概念开始有了较为确定的内涵，指称逐渐稳定。贞观元年，朝廷将全国州郡分为十道，包括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其中的江南道，包括了长江中下游之南、湖南西部以东、南岭以北、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开元二十一年，又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苏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皖南和赣东北的部分地区。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涉及的范围和区域与唐代的江南东道相近。入元之后，“江南”不再作为行政地区的正式名称，但“江南”一词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原来的“吴”地区。清顺治二年(1645)，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此后虽然经历了多番区域范围的合并和分离，但以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江南”的地理概念还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可以看到，“江南”的地理区限在各朝各代都有大小不同的范围，但总体上从先秦到近现代是呈现出由西向东范围逐渐缩小和内涵逐渐约定俗成的趋势，伴随着这种固定和统一的是江南地区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的历史步伐。所以对“江南”进行地理划分的依据也不外乎是比较接近的地理环境、大致相当的经济基础和较为统一的文化风向。目前学界对于“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的划分，仍旧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多集中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据李伯重的归纳，在目前各种有关江南的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著作中，“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全省并延及江西的部分地区，小则仅指太湖东部平原。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等，不一而足。虽然这些划分因为各自不同的标准而有所区別，但可以看到对于“江南”地区的大致范围的认定，仍旧是没有超过以江、浙两省为主体的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并延伸到上海这一大片领域的。而本书论述的“江南”地区，更多指向的是一种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上的范畴，是在经济学、历史学这些实证性学科研究的基础匕进行的一种文化领域的划定。这较之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依据的标准则相对宽泛，看重的主要是这些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较为趋同的文化空气和氛围。而这也正是我们提出“江南文化”这一概念的前提。周振鹤在《释江南》一文中曾提出：“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一一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的范围。”我们所说的“江南文化”，正是在辨析和界定了“江南”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范围和经济范围之后，再衍生出来的一种地域文化的概念。所以，“江南文化”指的就是以江苏、浙江为主体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淀和传承下来的一种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不仅依赖于这一片广大地区在山川、物产、气候、风俗、语言等自然地理条件上的相近、在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上的相当，更重要的是，在长时期的历史沿革中，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较为趋同的文化气象和氛围。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同时具有了时代性和群体性的意义。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体现了上述特点。首先，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江南文化的最初形态应该上溯到更早的吴越文化。这不仅因为江南地区与传统的吴越之地在地理范畴上大致相当。而且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吴越文化正是江南文化的源头，江南文化则是吴越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吴越文化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吴国和越国的文化，吴、越两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就在今天的江苏、浙江一带，由于两国互为邻国，语言相近、习俗相通，吴越之民也常常错杂相居、不分彼此，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貌，所以有“吴越文化”之称。远古时期的吴越之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复杂，既有丘陵地带，又涉濒海之区。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必然要求吴越先民们要发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基本的生存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这也就孕育和奠定了吴越先民的那种坚韧、尚武、“断发女身、好勇轻死”的性格特征。虽然这一时期的吴越之地还处在文化尚未完全开化的阶段，但这种由客观自然环境所培育出的先民性格，却积淀成为江南文化最初的精神底色。西晋时期的‘‘永嘉南渡’’是吴越文化发展面临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当时北方大批皇族贵戚、氏族大姓为躲避战乱纷纷携家南逃，为南方带来了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的中原文化。公元317年东晋政权在建康(即现在的南京)成立，此后直到公元589年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的灭亡，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北方氏族一直偏安建康一隅执掌政权，江南地区由此获得了自身第一次较为充分的发展。《晋书》中就有大量这一时期关于江南社会状况的记载，譬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等，从这些俗俚谚语中就可以窥见当时江南社会的发达一时。也正是这一时期，在和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以吴越文化为底的江南文化开始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北方望族迁入江南，带来丁东汉魏晋的老庄玄风，造成江南一时玄风炽烈，不减魏晋。这种北方相对成熟的礼义文化的输入。加之这些南来文人自身又大多携带着无可言明的政治创痛，种种因素都使得江南社会的整个风气从最初的尚武好勇开始逐渐转向崇文和放诞：一方面是。风景不殊”、“山河之异”的感时伤世，另一方面则是抛开了政治喧嚣的负累，在江南的青山绿水中纵情享乐的审美精神的发达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这两方面都奠定了此后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脉络。无怪乎有论者曾提出，从精神特征来说，六朝时期的江南文化可以算作是整个江南文化漫长发展历程的“新源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很多精神特质开始萌芽，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江南文化的第二次发展是在“安史之乱”之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历经战乱浩劫破败不堪，北方居民大量南迁，南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也曰趋增长，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北方依赖南方的局面。唐宪宗在元和十四年(819)七月所下的敕书中公然宣布：“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这种南方优势在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五代时期的南唐，偏安江左，“物色北来衣冠”，致使北方十人“闻风至者无席曰”，使得南唐文风日盛，被誉为有“元和之风”，后人有载云：“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可以说，南唐文风的兴盛也成为江南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以及冯延巳为代表的感伤、婉约、精致的词风，在承接了同命相怜的六朝文人对于国运家势衰颓的感喟后，也开启了此后江南文人的一种重要的感伤抒情传统。第三次逼使汉文化中心南迁是金人人侵的“靖康之乱”。北宋后期政治衰颓，面对外族入侵几乎毫无抵抗能力，很快即被金人所灭，此后，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余年，而北宋王朝余部则以淮河——秦岭为界，偏安临安(今杭州)一隅，延续宋祚，史称南宋。南宋王朝虽然背负国破家亡的沉痛偏安江南，但却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北宋繁盛一时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北方的蚕丝、瓷器等发展得较为成熟的技术传人江南，促成了南宋之后江南地区桑蚕业和陶瓷业的兴盛；大批南来的北方文人士子在经历了“胡尘卷地，南走炎荒”(朱敦儒《雨中花》)的精神阵痛后，一转前朝的或华丽、或平和、或疏狂的气质，趋向于整体上较为沉痛、低回、感伤和隐逸的风格，以李清照、朱敦儒等为代表。应该说，“靖康之乱”之后，江南地区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实力，还是文化发展上，都已经开始超过了此前一直占据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主体的北方力量，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在此完成。根据陈正祥《中国)：：化地理》一书的统计，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江南户口不过占全国的十五分之一；到北宋末年已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江南地区在经过了以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方文化的冲撞和洗礼后，不仅在经济上有了足以和北方相抗衡的实力，在文化上也开始由之前被动输入北方文化，转向自身富有独特气质的江南文化的建构。这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的发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的江南，从经济环境上来说，已经在前朝江南地区丰厚的经济积累下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以棉植业、蚕桑业、丝织业、渔业为代表的城镇经济异常繁荣，出现了以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为代表的闻名天下的江南城市。明代江南文人王世贞就曾不无骄矜地评说道：“今天下之称繁雄郡者，毋若吾郡；而其称繁雄邑者，亦莫若吴邑。吴邑东南大郡会也，亡论财赋之所出，与百工淫巧之所凑集，驵侩诗张之所倚窟。”正是在如此繁盛的城市经济的依托下，江南地区的市镇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和扩大，随之而起的就是初具规模的江南市民社会的崛起和人情世风的转变。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市民社会开始崇尚弃儒经商、弃农就贾，在物质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保证之下，市民阶层的个人主体意识逐渐萌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代江南地区正是依托于经济实力上的突飞猛进，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展现出丰富的成果：表现为图书的刻印和收藏在江南地区极度繁盛，书院和科举业也随之发展，在人文领域则是主张以“正心”挽回衰世为目标的王阳心学的诞生及其后学泰州学派对于“人欲”和“百姓日用之学”的肯定，和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反映和迎合市民阶层欣赏趣味的白话通俗小说的兴起。此外，在散文、戏曲领域，明代江南文人也多有佳构，出现了以王思任、张岱为代表的明丽清净、灵巧谐谑的散文创作和以汤显祖、沈璟为代表的戏剧与传奇。总体而言，明代的江南文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萌芽，开始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新质和气象，比如商业精神和市民意识对于江南文化的渗透，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催生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勃发，也使得江南文化此前就具有的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特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推进。时值清代，江南地区又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政治局面。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初兴政权，对全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统治政策，对于历来的人文渊薮之地江南更是严加防范和治理，一方面大兴文丰狱，对于有反清思想的江南文人诛身灭族，株连朋类；另一方面以“稽古右文”为名，网罗大批的江南文人编撰各种庞大的辞书、类书，比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试图借此进一步禁锢江南文人的思想；此外，清朝统治者还采用压缩学额等办法，通过控制江南士子科举考试的名额，来限制江南籍人才进入政界和主流社会。这些措施的实行，在给江南文化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江南文化提供了一些新的发展路径。比如，对于招募大批江南学者专职从事辞书编撰工作，就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江南学者职业化的倾向。这种以学术作为谋生手段的前提是清朝统治者能够保证这些学者在较为优厚的物质环境中安心从事学术研究，这一举动背后所隐含的清廷怎样的政治用心姑且不论。
博士论文写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北京的初夏时分了。宿舍外的操场依旧如同往日般喧嚷，而坐在书桌前的我，笔底却更多了几分滞涩。长达半年之久的写作，如同一场无休无止的马拉松赛跑，对手不是别人，却是永远也抓不住的时间。置身其间的我，只觉得终日疲于奔命，心力交瘁。等到可以稍缓之际，论文写作的长久的思维惯性却让我忘记了该如何轻灵。长达二十余万字的论文写作，无疑是一次对自己几年来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的一次重要检验。艰苦的写作过程，在让我有所心得、有所收获的同时，更多的是让我感到了自己在学养上的诸多不足和漏阙。面对成稿，为论文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的那些痛苦情境虽尤在目前，但似乎我已来不及感叹，内心隐隐的焦虑仍在，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这个“完成”，对我而言仍旧是有仪式意味的。写论文的最后半年，正好是找工作的关键时期。那些日夜，一边是论文交稿期的如箭在弦、日日逼近，一边是未来的工作尚还虚无缥缈、未见分明。巨大的压力让我一度认为那段时间是自己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段落，以小时计的日程安排，龟缩、枯竭的生活状态，所有的兴致和欢愉都被压抑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这对从未经历过此种境地的我而言，无论是毅力，还是信念，都是一种艰巨的考验。当所有的一切都尘埃落定，我惊异于自己仍旧还很顽强地挺立着，生命的韧l生和潜力在经过这次的“锻压”后被再次拉伸和扩展。所以，无论这次“完成”的含金量高低，对我而言，都是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句点，一个精神标杆。它的存在能够提醒一向脆弱的我，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过去，重要的是自己的坚持、努力和信心。这里，我要首先郑重地向我的博士生导师刘勇先生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谢。
《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将现代文学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化、城镇文化、都市文化的胶合状态中进行了一番考察。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二十世纪，江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又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关联？
无
写得不错，很值得一读哦
角度新颖，写得也不错
这本书是尝试着买的，希望通过它了解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