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
2011-8
红旗出版社
吴敬琏、科尔奈 等 著 韦森 主编
322
无
2011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10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因而需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思想，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些理论准备。在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入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才刚刚过去，全球金融风暴已经是“雨过”，但似乎仍然还没“天晴”。无就业的复苏，还像噩梦一样困扰着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是市场经济本身所秉有的毛病复发了？在一个市场经济初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强势政府的全面进入和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效和干预主义的合理？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刚过去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实在是考验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也给一些长期怀疑市场并对计划体制怀旧的人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弹冠相庆的机会。然而，对于大多数思想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市场本身会出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我们应当以法治化的监管和调控来促进市场的公正和有效率的运转，而非以政府监管、调控乃至强势进入来替代市场本身。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不是“市场失效”了，而是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对于过去中国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数据和事实，今天可能无人能再否认了。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大转型中积累下来和正在不断积累的问题，大概也是任何人不能回避得了的。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从某种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犹如吴敬琏老师所喜欢引用的《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
这本书汇聚了吴敬琏、秦晓、陈志武、韦森、袁伟时、张维迎、黄亚生、萧功秦、田国强、姚洋、华生、科尔奈、科斯、鲁特、彼得·希夫、罗斯基、帕金斯等多位知名学者。在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中，本书作者们从历史、现状、体制、比较等多个角度呈现了缤纷而有力的观点。《节骨眼》和之前相关图书的不同在于，本书中的大部分作者坚定支持市场经济走向，对体制有强有力的分析。尤其是吴敬琏先生，登高一呼，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秦晓认为，所谓特色，究竟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值得深思。科尔奈描述了东欧现状，“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两难。中国模式之争，看似概念，却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动车之痛可以说是它的表征。它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更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没有摆脱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进程，最终，我们将成就一段奇迹还是幻像？
这本书汇聚了吴敬琏、秦晓、陈志武、韦森、袁伟时、张维迎、黄亚生、萧功秦、田国强、姚洋、华生、科尔奈、科斯、鲁特、彼得·希夫、罗斯基、帕金斯等多位知名学者。
第一章历史：利弊的反思 吴敬琏观点 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 罗斯基观点 临时创新填补了制度的空白 中国最近的经验证实了我们的经济命运不是注定的这一信念。涉及激励、流动、价格、竞争和开放的大型改革，虽然仍有许多不足，却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章增长：奇迹或幻像 秦晓观点 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判定好与坏的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附录：李泽厚、秦晓对话录 韦森观点 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 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是放出了市场，引入了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地参与并驾驭市场。 华生观点 国企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许多人认为国企的存在造成了垄断、寻租和特权，认为把国企取消、国资分完了就好了。但如果私有化真扩大到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些央企头上，那中国就一定是权贵资本主义了。那时，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公权私用就会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田国强观点 中国改革成功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所以难逃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满足参与性和激励相容这两个约束条件，不能很好地解决个人理性和可实施这两个必要条件，而邓小平深刻地理解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自始至终把握住了这个关系。 科斯观点 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中国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但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再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科尔奈观点 当前一代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 我们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当前一代正在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是可行的，历史上也有人采用过，但其他路径也是可行的。 第三章体制：复杂的互动 陈志武观点 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 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姚洋观点 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 我总结了四个要素，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 袁伟时观点 稳定和自由是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型的管理体制早就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状况，并与公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大差距。面对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只有民主和法治能及时妥善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否定这个领域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附录：“中国模式”再审视 萧功秦观点 威权式调控与效率至上产生了特殊优势 要形成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强势组织力量，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是很向往的，但却是很不容易的，而中国恰恰通过政府的全能主义向市场竞争体制的软着陆，建立起一种既有强势国家，又有充满活力的企业的社会经济领域的这种结构。 希尔顿?鲁特观点 中国资本梦徘徊在市场和权力间 中国将面临最终的根本性议题：为稳定税收和实现消费，政府权力的边界何在？这个问题在短期可以被忽略，因为政府具有不受限制的资金借贷能力。但为了应对未来的不可预见性，中央政府应该审视它同地方、公司和个人间的税务关系以拓展税基。 第四章比较：规避的方向 黄亚生观点 东亚模式胜过拉美模式 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东亚模式是真正经济成功的模式，拉美模式则是经济失败的模式。 附录：龙象之争：另一个视角看印度 科尔奈观点 东欧建立保护型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强 东欧的管理者迟早会感受到宏观经济变化带来的压力，他们会为自己在“平等”、“博爱”精神感召下的慷慨支出付出惨痛的代价：预算赤字、债务占GDP的比率攀升、失控的经常性账户赤字、投资者无意购买政府债券，等等。 彼得?希夫观点 中国有着更大的经济自由 中国人不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他们一直在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来养活美国。当前这种关系解体后，中国就可以甩掉美国这个沉重的包袱。这可能对某些个别群体不利，但对大部分中国人绝对是件好事。 第五章预言：高速的未来 帕金斯观点 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素还将快速增加 没有确切的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将不能保持目前这样的高增长；但同样明显的是，还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可能会在一定时期里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中国能否较快地建立高效的市场制度，以应付经济高增长所需。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保守估计是：其年均增长率将不会超过8%。 张维迎观点 人口大国将重返经济大国 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50年、100年之后，人类可能又回归到19世纪之前的状态，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相当，人口大国也是经济大国。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印度人口最多，亚洲人口占世界的近60%。所谓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也就是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关系的回归。
这一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是对计划体制的第一次修补，类似于“大企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级“部门”下放了自主经营权，也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但其本质不变，仍然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主要靠行政命令进行运作，而不是依靠价格信号来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极端依赖事前计划的周密度和精准度——而缺失价格信号作为客观标准，对主观计划的优劣无从作出合理评判。计划本身的问题，执行能力的问题，执行者的动机问题，都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度量的低效、浪费和损失。1957年，中国政府根据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决定，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了“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放权让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1958年国内政治事态发生变化，从而使向国有企业和职工放权让利变成“政治上不正确”了。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不少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曾经怀着很大兴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试验，希望中国能够有所借鉴。在中共八大上，“企业自治”曾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1957年，随着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自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纲领中删除。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要向职工个人放权让利，以便“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加强对国有企业职工物质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中共和苏共在对待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已经露出端倪，同时，“反右派”运动后期，更把“个人主义”定为“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要求人们“斩断名缰利索”。此时，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调动积极性”，就明显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放权让利就只能以各级地方政府为对象。这样，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利益，就成为1958年改革的基本内容，而“体制改革”也就被定义为“体制下放”。这种改革思路，对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会议，同时也是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来“为跃进运动准备体制基础”的一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陈云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并将这三个规定草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总的精神，就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完成国家统一计划。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它们自1958年起施行。1958年的“体制下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下放计划管理权。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将原来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逐级下达的计划管理制度改变为“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实行以地区为主、自下而上逐级编制和进行平衡，使地方经济能够“自成体系”。这份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对本地区内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等进行统筹安排；可以对本地区内的物资进行调剂使用；可以对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下放企业管辖权。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极少数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的企业仍继续归中央管理外，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这样，原来由中央各部委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有880A，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的还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为1958年的13.8%。——下放物资分配权。一是减少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物资（“统配物资”或称“一类物资”）和由国务院各部管理的物资（“部管物资”或称“二类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二是对保留下来的统配、部管物资，也由过去中央“统配”，改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平衡，差额调拨”。三是在供应方面，除少数部门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计划机关负责分配和调拨。——下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对于地方兴办的限额以上项目，只需将简要计划任务书报请国家计委批准，其余由地方审批；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下拨资金和地方自筹资金总额的范围内兴办各种事业，包括限额以上的大型项目。地方银行可以根据各地“生产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为了增加地方的财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决定实行“包税制”。——下放劳动管理权。改变劳动用工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制定、层层下达的做法，各地招工计划经省、自治区和中央直辖市确定以后即可执行。1958年的改革，虽然把向企业放权让利从它的公开纲领中删除，但实际上除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也采取了一些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措施，包括：（1）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国家计委层层下达给工业企业的指令性指标由12项减为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等4项；（2）将原来分不同行业按一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少量“企业奖励佥”（厂长基金）的制度，改为一户一率的“全额利润留成”制度；（3）扩大了企业的人事安排权，除企业主管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还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4）部分资金可以由企业调剂使用，企业有权增减和报废固定资产。 ……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入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
无
本书正出再节骨眼上，不仅是中国经济，也包括中国社会，都处在节骨眼上。充满了中国没有走向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焦躁，也有些不错的建议。有些观点是贩卖西方经济学的破烂，有些论据不够可靠，但不妨碍思考，多一个角度看问题也不错。
总结了许多当前的许多据说是独立思考者的作品，获益匪浅，都是作者在严肃地思考的结晶
当当的服务和书籍的内容一样好
中国经济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但这并不容易。原因大家都知道。
都是名家，不乏真知灼见。但发现了问题，怎么解决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书不错，要好好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