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帝国主义（第4卷）
2005-7
朝华出版社
高小勇
268
261000
无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真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它的特殊分析方法相联系的。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和选择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有人的行为的场合，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会科学都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但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最初当然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提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在人们说开去后，这个词可能让人对经济学产生误解，以为它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 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是很“谦卑”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 首先，个人如何选择和决定，只是他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论他对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理解得如何透彻——也不能替别人作出决定。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等等，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思想意识，都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所面临的具体条件——能力兴趣、家世背景、社会关系，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预期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最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也许经济学家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作出的决定更加正确，但也仅此而已，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作选择、作决定！经济学家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他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作出的决定！ 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作出一些“理论假说”，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等等，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物品”（goods or 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我们只能以 “假说”的方式给出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伪。 第二，经济学不但不能替代个人作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是以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作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你爱吃酸的还是甜的，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只关心自己，还是也关心朋友和国家，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政治家、神父、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算去改变你的想法。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 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最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它当作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职工作。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人来说，也就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给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
经济学帝国主义（序一）经济学的谦虚（序二）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自序）国家谓何？ ——读巴斯夏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是大政府？奖牌与韬光养晦官员的清闲与政府角色的调整中国改革的宪政版故事没人支付成本的改革抓阄的玄机吕日周：海瑞式的失败 ——兼议中国改革的繁重与着手处对吕日周改制命运的思考环境：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制度皖北的红顶企业告老还乡订阅《政府公报》与公众知情权《政府公报》的售卖与效率官员异地交流与法制中国县官收入与一亩三分地一美元年薪官员的卖点卖官者与从政意识评榆树过千官员带薪下海官员下海是对市场的腐蚀 ——对辞官下海的另一种解读评广州当局悬赏的合法性民间对政府的替代 ——由广州市民拍摄交通违章事件引起的思考奴力学的市场需求公务员如何加薪才有效率？公务员价格可否听政？公务员需求上海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吗？东北遥远……
中国近来在多次国际体育运动比赛中，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在2002年的亚运会中，更是大获全胜。作为海外华人的笔者，对此成绩，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自不必解释，忧从何来呢? 邓小平不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有深谋远虑，要中国韬光养晦，争取有一个较长期的和平与有利的发展环境，使中国能在几十年内，在经济与科技等对综合国力有决定性的方面达到国际水平。国民的健康体魄虽然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国际体育运动中获得奖牌的多少，却与国力无关。 实际上，为了取得奖牌的各种极端训练(更不必谈到服食危害健康的禁药了)，对健康害多益少；运动员英年早逝的多的是。要增加健康水平，重要的是适度的运动与睡眠、充分的营养、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等，奖牌并不重要。相反的，多拿奖牌是违反韬光养晦的精神的。其次，强调与鼓励获取奖牌是舍本逐末，这种倾向也是不可取的。 再说，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尤其是用于除贫、发展教育、科研、环保、开发西部、协助国企转型及相关的工人转业等。用在这些方面的资金，不但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对提高长期的综合国力有重要的作用。用在这些方面的资金都还缺乏的时候，为什么要花钱去多拿奖牌呢?笔者不主张限制运动员参加国际竞赛或其他刻意减少奖牌的做法，不过至少应该不要为了多拿奖牌而花大量的经费。 为了多拿奖牌而花大量的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有关人员的好大喜功与急功近利；另一个原因是人民的需要，多拿奖牌可以雪雪东亚病夫的耻辱。不过，这种雪耻是虚的，是舍本逐末，而且违反韬光养晦。因此，笔者希望人们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没有耐心，要看到争取几十年和平与有利发展条件的重要。这一要点，不但适用于国际体育运动奖牌，更加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等方面。希望人们能够高瞻远瞩，韬光养晦。 几十年后，当中国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能够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也不要太重视奖牌与虚名，更不要霸权，而要承袭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把精力用在提高人民幸福生活，确保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保护本国与全球环境品质，发展科技等真正有利人们快乐等方面。 在西方国家，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例如法治、市场经济、产权、管理、对权力的制衡、科技等。但我宁可各国的领导人学克林顿的拈花惹草(但不涉及滥用权力；两厢情愿，除了克林顿夫人，干卿何事?)，也不学布什的单边主义。 全世界约有200个国家，要有足够的全球性环保，惟有靠国际合作。在这方面，京都协议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却是朝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作为全世界领袖国家的美国，居然拒绝签署!美国这种单边主义，也表现在反对国际罪犯法庭，不支持国际反地雷协议等方面。为此，笔者曾经发电子邮件给布什，向美国抗议；并转发给其他人，鼓励他们也向布什抗议。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必须考虑到韬光养晦的重要。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 ——2000年，江泽民同志接受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华莱士专访时，提到《经济学消息报》高小勇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事。 《经济学消息报》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确立了在国内理论界和决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主要应归功于该报总编辑过人的眼光和超常的组织能方。 ——选自林毅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追寻智者》 高小勇办《经济学消息报》，他那种不买账、到处发掘年轻作者的意向与科斯(R·H．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编《法律经济学报》如出一辙。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别。科斯把学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没有大学资助，也没有广告收益，其困难可想而知。 ——选自张五常教授《好文章是回手棋》
这是一套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洋洋洒洒六卷本，篇篇让你爱不释手。12年前，它诞生了，由成都高小勇先生主编。它是思想最密集的新闻纸，也是我国经济研究界时效最快、容量最大、观点最多的经济评论报，更是全国惟一不刊登商业广告的报纸……不翻，你绝对会后悔！
无
经济学消息报是一份非常有用的报纸，邮局定不到，只能与报社直接联系，全部都是经济学分析文章，非常学术，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报纸的精粹，非常不错，给予我们另一个视角分析问题。但是当当寄给我的书封面几乎都弄脏了，不爱护书，希望今后注意。
是一本不错的经济学基础知识普及读物，对我们日常生活现象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是培养经济思维的好读物.
好书，都是经济学消息报的文章，非常值得读！！！
我已经对整本书做了一个评论。对于樊纲作的序言《经济学的谦虚》，我觉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觉得好，我没有说清楚。
先抄一段我以为是樊文的精华：
“。。。但是让经济学再做更多的事情，它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由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如“效用”、“偏好”等等，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法进行人际之间的比较与计量，经济学其实很难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作出准确的和科学的判断。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惟一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当社会达到已经无法在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可见，这么一个经常被一些人似是而非地当成是“最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只是说“我们无法再使情况变得更优”，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再作任何改变，经济学家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优，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最容易判断的情况认定为“最优”！也许一项社会变革比如反垄断这么一个体制改革，可以使社会上99％的人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即那一个垄断者本人受到了一点损失，经济学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99％的人的福利的增加的总和，是不是能够弥补那一个人的福利的减少。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经济学不认为我们可以将那99％的人的效用与这一个人的效用进行通约与比较！只有假定在反垄断的过程中将取消垄断之后资源效率改进所产生的新增收益的一部分，对那个垄断者进行了他自己所认可的（经济学家认可不算数）“充分补偿”之后，经济学才能“认可”实现了改进，因为经济学所能论证的改进，只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只是经济学所能够确认的不能再优，而帕累托改进，只是经济学惟一所能确认的改进。它们都是表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对于一切不是“一致同意”、做不到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其他许多可能的社会状况和可能的社会改进，没有发言权！”
联系这一段，再来看看《经济解释》第二卷，《供应的行为》里面的一段话：
“。。。柏拉图情况（即樊文中所指的“帕累托标准”）也给经济学带来一个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与财富（或收入）分配的清楚划分。那就是达到了柏拉图情况后，财富或收入的转移若使社会有一人得益，则必有其他人受损。但这样的收入转移给人带来的益损，是与经济效率无关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无效率”的情况在一人世界不可能想象，为什么在多人的社会中-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是那样容易发生呢？我的答案是：要是所有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无效率）也是不能想象的。在多人的社会中，“无效率”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漠视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条件，而最通常的遗漏是交易费用。柏拉图的社会比鲁滨逊的世界复杂得多，疏忽远为容易。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往往以为自己有上帝之能，喜欢改进世界。要是柏拉图情况永远达到，这些学者就会觉得自己是小人物了。”
两段同时看，滋味无穷。很象洪七公品俏黄蓉做的“玉笛谁家听落梅”，如果我能再找到另外三个谦虚的经济学家就会更像了。
樊纲承认，学习经济学是不能改进社会的。张五常的意思是，经济学家不要以为自己是上帝，动不动就想改进社会。前者说得比较温和，后者就不那么客气了。两个人一个意思，经济学家改进不了社会！张五常很明确的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用来解释现象的。樊纲没有如此明说，但是在他的文章里，谈到“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局限，说明樊纲是心里有数的。高小勇赞扬樊纲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学家，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中国历来的儒家传统，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改进社会的意愿。薛兆丰讲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贫寒而有大志，为国读书的使命感自幼就生根发芽”，我越想越觉得他总结得精辟。而有时候，倒霉也就倒霉在这“贫寒而有大志”上。要是但凡能二者缺其一呢，中国也就少了那许多轮的瞎折腾。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受到科学训练不多，又总怀有崇高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学者们，往往难以摆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诱惑，怀着火热的改进社会激情，说一些真诚却不够客观中立的话。这些话免不了遭到大众的误读，引起大众的愤怒，激化不同利益阵营的对立情绪，使得经济学家的名声大幅受损，经济学也变成一个受到嘲笑和厌恶的名次。有的经济学家感到委屈，自认一片好心，一片真诚，却不能被理解。我到觉得，经济学家头上的光环褪色是一件大好事。过去经济学家被人尊敬，是因为人们过分夸大了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就的贡献。而经济学家自己恐怕也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贡献。现在人们认识到，经济学家只是也只能是一些书生。他们并不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只是一些旁观者，仅此而已。如果经济学家们还不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还要以导师自居动辄教育大众，或自封为某阵营的代言人，短时间内可能还有人买帐，但长期来看自取其辱是不难预见的。
好在还是有头脑清醒的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放弃改进社会的想法，就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事情，解释现象，这样，省去打口水战的时间，把精力花在学问本身，对学术和社会都能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
不知怎的，单单买了本《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第四卷，上不着村，下部着地的。一本书28块钱，就此书的质量而言，偏贵。
粗翻一遍，细读一遍。 樊纲的序写得很好，《经济学的谦虚》，我读过多遍，深以为然，这篇序值本书一半的价钱。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得好听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得难听点是自以为真理在手总想改进社会泽被苍生。樊纲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指出了一个事实：真正的经济学家是谦虚地，真正的经济学是在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用这篇文章设定的标准，可以大概的分辨哪些是真的经济学家，哪些是混子。
张五常的序放在最前，阐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来龙去脉，不算他的上乘之作，但是有内容，有信息量，值本书价钱的一半的一半。
剩下的文章，勉强值四分之一的钱吧。大部分文章不值得一提。有几篇文章我觉得还不错。一个是刘鹏的《政府公报的售卖和效率》，有观点，有内容，而且作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谢作诗的《便宜的南方与昂贵的北方》，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观察南北方的差别。安树伟和陈南岳的《晋陕峡谷反贫困一瞥》是篇有信息量的好文章。对比两个自然条件差不多，但扶贫效果却不同的地区，作者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向荣的《包江第一人为何失败》从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出发，分析了制度的变迁，如果分析中能提供更多细节就好了。
总的感觉，大部分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足，对基础概念掌握不够，对现象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细节没有足够的掌握，导致他们文章可读性不强。但是本书有一点可贵之处，就是作者们都选材于真实的生活，关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对真实生活的热情或多或少的弥补了作者们的学养不足。
正在琢磨这本书的质量，
看到你的评价，真难得，越值得读的书，看的人越少，评价就更少了。
你也喜欢张五常的。
高微读书笔记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们不必严格地按照标准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理论的讲法，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只需以人们公认的1776年为里程碑，亚当·斯密发表他的《国富论》为标志，经济学开始了出离哲学的第一步，而到1998年阿玛蒂亚·森为另一标志，经济学某种程度上又开始了向哲学复归的进程（其实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系也一直未断，不过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强弱程度有差异罢了）。这200年间经历众多学派、无数论战，其中长期困扰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难题便是作为立论之基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论战持续了几十年，LSE的经济系主任罗宾斯在上世纪早期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实际上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的选择的科学，只要有稀缺性，必然有选择，只要有选择，也就有经济学的用武之地，罗宾斯把经济学之基础归结为稀缺，没有对理性人作较多论述，他的出发点在于防止让经验因素介入理论经济学研究之中——也正是基于此，罗宾斯、哈耶克以及广义的奥地利学派在早期数量经济学刚刚起步之时都对之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而承认理性人某种程度可能意味着将心理等经验因素引入，从而可能打乱他们严格的逻辑演绎体系。
偏好公理中蕴含的理性人假设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们不必严格地按照标准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理论的讲法，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只需以人们公认的1776年为里程碑，亚当·斯密发表他的《国富论》为标志，经济学开始了出离哲学的第一步，而到1998年阿玛蒂亚·森为另一标志，经济学某种程度上又开始了向哲学复归的进程。这200年间经历众多学派、无数论战，其中长期困扰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难题便是作为立论之基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性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论战持续了几十年，LSE的经济系主任罗宾斯在上世纪早期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实际上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的选择的科学，只要有稀缺性，必然有选择，只要有选择，也就有经济学的用武之地，罗宾斯把经济学之基础归结为稀缺，没有对理性人作较多论述，他的出发点在于防止让经验因素介入理论经济学研究之中——也正是基于此，罗宾斯、哈耶克以及广义的奥地利学派在早期数量经济学刚刚起步之时都对之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而承认理性人某种程度可能意味着将心理等经验因素引入，从而可能打乱他们严格的逻辑演绎体系。
但显然，理性人的设定对经济学具有充要性。以经典物理学为标竿的经济学从早期就贯穿着对确定性的、完整的体系建构抱有浓厚的兴趣。即至今日欧美三大研究生用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Mas-Colell版、Varian版、Jehle版）中也依然保持着这种倾向，而捍卫理性人假设这一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仍被现代经济学视为第一要务。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从古典走向新古典直到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价值论的变化。古典经济学以价值论为基础，成熟期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必以价值论置于论述的首位，至新古典实现了从生产到消费、客观价值到主观效用的转变，因此，我们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放在首位的不再是价值论部分（甚至于也略去了对价值论的探讨），而是一般以消费者理论为开端。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从现代性的观点看，无论是经济行为主体是消费者还是厂商，归根到底都是作为一个人受某种普适性规律的支配。这个规律，经济学家认为是理性人的行为假设。理性人假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来自经济学学科内外的强烈质疑，这里不作过多探讨。只着重从《高微》一书的开篇七条公理分析一下，在一个演绎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如何蕴含其中的。
首先是完备性。消费者面临X集中的两个选择x1与x2，要么x1≥x2，要么x2≥x1。完备性公理的潜台词是，消费者必须具备区分、判断和评价能力，能够对不同的消费计划进行比较而不至于手足无措。
其次是传递性。对属于X集的任意三元素x1、x2、x3，若x1≥x2且x2≥x3，则x1≥x3。传递性公理暗示我们：消费者的选择具有前后一致性。这一公理存在争议，因为不完全与某些人的某些消费行为相符——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行为也是很普遍的，故而在消费者问题一章引入的显示性偏好弱公理（WARP）只能满足于两物品情形，两个以上必然存在传递性问题。
第三是连续性。对所有的x∈ ，“至少与x一样好”集（≥x）与“不优于x”集（≤x）在 上是闭的。连续性公理确保了偏好不会发生突然的逆转，而无差异关系～作为≥集与≤集的交集，实际上也是闭的。
第四是局部非饱和性（也称局部非餍足性）。对所有x0∈X ，与对所有ε>0，总存在一些x∈X，使得x>x0。局部非饱和性公理意味着消费者对任意消费计划x0具有不满足性，无差异关系作为“至少一样好”和“不优于”两种关系的交，只能是一条线而不能是一个区域。否则根据本公理，在此假想区域内任一点为圆心、任意小长度为半径做圆，也不会交于无差异区域。
第五是严格单调性。对所有x0，x1∈X ，若x0在数量上大于或等于x1，则有偏好关系x0≥x1；若x0在数量上严格大于x1，则有偏好关系x0 x1。严格单调性公理意味着，在两物品平面上任取一点，针对该点所代表的商品组合，在该点右上方的全部点集必然严格优于该点（因两物品的数量都向东北方向绝对增加），同理，在该点右下方的全部点集必然严格劣于该点（因两物品的数量都向西南方向绝对减少）。
第六是凸性。若x1≥x0，则对所有t∈[0,1]，tx1+(1-t)x0≥x0。凸性公理表达的偏好关系式的左边实际上是x0至x1之间的某一点xt，消费者认为xt计划至少和x0一样好。这一公理确保了无差异曲线不可能凹向原点。
第七是严格凸性。若x1≠x0，且x1≥x0，则对所有t∈[0,1]，tx1+(1-t)x0 x0。严格凸性公理在凸性公理的基础上进了一步，排除了无差异曲线为线性条件的可能。这两条公理共同暗示了消费者是一个中庸平和的人，不会走极端，在两物品选择集情况下，总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加权平均，而不至于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全部选择一种商品而置另外一种商品于不顾。理论上也易于证明，平衡地选择各种物品优于极端的消费结构。
这七条公理是消费者偏好公理，从上述规定性来看，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他能够对各种消费集做出比较，并给出评价（偏好关系），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在上述公理之下，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也呈现向右下方递减且凸向原点的特征，与我们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所见到的情形完全一致。
理性人特征的进一步描述
其实关于理性人假设的更突出描述在于优化问题。人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无法无天、无拘无束地实现自己的预期。因此，经济学在研究人的行为的同时，也的的确确是一门研究稀缺性的学问，一门研究优化配置的学问。如何在条件约束下，最大化个体的效用，这是个人本位经济学考虑的首要问题。具体地，对消费者来说，是在价格和收入（预算平衡性）约束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问题；对厂商来说，是在生产技术（生产函数）、投入价格（成本函数）与产出价格约束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根据拓扑学的对偶性原理，又可以在最优点转化为相应的两个最小化问题——即支出最小化问题和成本最小化问题。
书中在论述为什么要坚持把利润最大化假设作为厂商理论的基础时运用了前面的消费者理论，可谓环环相扣，逻辑缜密。作者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作了精彩的分析。一方面，假设经理层不作为，不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那么企业的盈利能力未达到饱和，这就将直接导致企业所有者消费能力达不到饱和状态，而根据前面的消费者理论，理性消费者是要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的，因此所有者必然要寻找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新的管理人员替代现有人员。另一方面，假设企业所有者本身不作为，无意于谋求利润最大化，则市场中的其他企业所有者作为理性消费者，为了谋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必然有足够的动力希图并购此企业。资本具有扩张的天性，它谋求的是利润，因此势位必须达到均衡，否则便处于不断的流动与能量转换过程中。当然，技术性质及其相关的规模报酬类型对于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存在性也有很大影响。
顺便一提，包络定理是论证最优问题的一把神兵利器。在上述优化问题列出后，建立拉格朗日方程，运用包络定理可证明罗伊（Roy）定理、谢泼德（Shepherd）引理、霍特林（Hotelling）引理甚至反需求方程组等大量定理。其中罗伊定理用于在给定间接效用函数v(p,y)情况下，对p和y分别求偏导在相比并加负号可得到马歇尔需求函数x(p,y)；谢泼德引理用于在给定支出函数e(p,u)情况下，对p求偏导可得到希克斯需求函数xh(p,u)；霍特林引理则用于在给定利润函数∏(p,w)情况下，对p求偏导可得产出供给函数y(p,w)，对w求偏导并加负号可得投入需求函数x(p,w)。
VNM模型蕴含的深刻的人本思想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序数效用问题，序数效用的目的在于保证消费者选择排序的前后一致性，也就是对一个效用函数作正单调变换后，它所代表的消费者对物品组合的评价也就是偏好关系并不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考试成绩问题，假如出题较难，使得全体学生按照卷面成绩核算都偏低，不符合正态分布，则为保持相对的优次顺序，只需对分数做正单调变化就可得到较好修正，常见的开根号乘10的办法就是典型例子。
这种正单调变换只能保证排序信息不变，但未必能保证线性的成比例的变动，而这一点在第二章后面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NM）模型中得到了很好的改进。实际上他倒是有点超越传统的基数论和序数论的味道，这得益于他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视（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一位健将，摩根斯坦很好地继承了门格尔以降的对包括不确定性在内的非传统经济因素的研究），引入概率P之后，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而关于P的设定以及个人期望效用函数的给出则要来源于大量基于经济行为主体心理状态的实验测度，这也比较好地沟通了演绎与实证两种方法。
VNM模型一大贡献在于引入期望的效用U（E(g)）与效用的期望U（g）。个人认为，这个区分在经济思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何为期望的效用？就是通常意义的期望值。根据教材中所举多个例子，不难看出，期望值是一个赌局中所有得意情况的数学期望，它的单位是货币，因此，期望值直接地等同于财富值。何为效用的期望？就是根据实验数据推出经济行为主体对包含特定风险的赌局的效用函数，并不简单地运用赌局中各结果的货币而是代之以相应的效用函数值进行数学期望的计算所得出的结果。这一变化，从哲学的视角看是对自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发端的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的继续。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评价、主观价值、主观效用的期望值要远远重于简单的贵金属期望、货币期望，故而是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经济学史上众多以客观价值为核心的学说的一种间接但却是深刻的反驳和批判。价值问题尽管在现代经济学中似乎被有意掩饰甚至忽略掉了，但仔细观察，还是处处可见的。门格尔说价值即意义，价值是行为主体赋予给客体的，财富自身没有价值，只有当它纳入到人的主观效用分析框架之内，作为效用函数U（w）的一个变量才具有意义。第二章中有关风险投资的一些例题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而通过比较U（E(g)）与U（g）的大小，观察曲线的U（w）曲线的凹凸性，进而还可严密一些用阿罗—帕拉特（Arrow-Pratt）测度办法通过对财富效用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符号的观测得到经济主体对待风险的不同类型（风险回避、风险偏好、风险中立）。
(这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一直弄不懂期望的效用与效用的期望之间的区别，后来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弄懂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解释，觉得真有几分道理啊！)
上面的讨论也涉及到一些货币哲学的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也大略地提到了几句“货币的幻象”。预算平衡性px(p,y)=y和消费者需求函数x(p,y)关于关于价格和收入的零次齐次性意味着什么？无非就是说明“货币中性”这个问题，零次齐次性条件下，货币收入与所有价格水平等比例变动，价格上浮情况下预算线等比例地向右平移并不代表你的真实购买力的增强，而不过是一种相应的补偿。齐次性的作用就在于消解货币尺度，转而任意地把n种物品中的一种物品作为计价物来替代货币职能进行分析。理论经济学偏爱物物交换的框架不仅仅是由货币在历史中的出现晚于物物交换，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抓住问题的根本。门格尔、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也无一不在两部门简单交换的模型中花费了大量心思，进而论证交换行为有利于创造更大的满足程度（效用）和更高的社会福利。因此，简单地以货币、财富、GDP等等绝对的数字来作为计量个人效用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标准，实不可取。
技术与经济学
第三章厂商理论是以生产问题开端的。生产函数研究的是一个“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潜含着技术条件。在给定成本条件下，产出最大化的生产函数，在技术上最有效率；根据对偶性，我们也可以说，给定产出条件下，成本最小化的成本函数，也在技术上最有效率。因此，f（x）和c（w，y）都潜含着技术条件。这次期末考试中一道有关Cournot和Stackelberg模型的计算题中的一问，是厂商1由于改进技术而改变了成本函数，降低了耗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经济学发展史上关于技术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宏观经济学对技术究属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已经纠缠了几十年，并由此催生了系列的增长理论与模型，现在看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中也蕴含着一定的技术经济学要素。在成本函数的推导过程中，列出给定产出水平约束下成本最小化问题的拉格朗日方程，对两种不同的投入品价格求一阶偏导后相比，可以看出其恰好等于边际产出之比，也就是投入价格比等于边际技术替代率，于是技术与价格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讨论经济学与技术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学的盲目扩大和细致化——将触角伸向各具体领域，会丧失经济学研究的本意，演变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比如农业经济学转化为农业科学等等。他的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未免过于悲观。根据生产中的对偶性，具有一个成本函数性质的任何函数都能够生成与此成本函数相关的生产函数。具体的应用研究这当然需要获得所研究具体产业的技术性信息，但是完全不必要具备详尽技术知识和相对复杂的工程资料，只需要对可观察的投入品的市场价格与产出水平的方式估计成本函数并从估计的成本函数中运用可积性定理“恢复”生产函数。故而，从经济学对稀缺性的情有独钟、从经济学最原始的配置资源的意义上看，尽管它不是直接研究技术的本质特征的，但不能说经济学无法反映技术条件，这种反映恰是通过数量（产量）与价格（投入品价格）这两个重要的杠杆实现的。厂商理论——生产函数、成本函数——技术条件——经济效率，大概是这么一条线索。
市场中的策略行为
在前面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后，第四章着重研究由这两者共同组成的市场体系，并致力于对这个市场体系的不同性质和状态进行价值上的评估。在完全竞争情况下，消费者与厂商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每个人基于各自的环境与目标进行自利的市场行为，但最终会趋向于市场均衡。均衡的条件，在短期情况下，厂商数目给定但存在进出壁垒，厂商存在不可变动的投入要素，因而其均衡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出清的实现；在长期情况下，不存在固定投入，一切要素可变，厂商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自由进出市场，因此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自动实现了优胜劣汰，最终的均衡在表明市场出清的同时也传递了另一个信息，即通过竞争各厂商利润为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亏损，因为利润是收益与经济成本之差，成本中是包含正常利润的。完全竞争刻画了一个完美的经济状态，在均衡点上，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达到了最大化（供求曲线与价格轴围成的面积达到最大），不存在不损害他人福利而使一些人福利得到提高的帕累托改进。这也表明每个企业提供的产量必然位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的最低点——耗费最少的资源提供最大程度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出，而消费者购买商品耗费的预算也达到最低点，这确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理想局面。
然而现实总是充满多方面不确定因素来阻止理想状态的出线的，现实中只有相对、没有绝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现实中，完全竞争和纯垄断都不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这两种形态中，厂商都只需按部就班地理性计算求解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就足够了，完全无须顾及其他方面的策略行为。但大多数的市场是垄断与竞争不同程度的结合，这是不完全竞争，其特点就是行业内每个厂商都感觉到相互间的依存性，于是就出现了对串谋的可行性论证。既然都认识到强烈的依存关系，那么尽可以组建卡特尔来实现共同利润最大化达到一个串谋性的均衡水平。事实证明合谋协议会刺激厂商实施谋求打破均衡的欺诈行为，所谓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走入囚徒困境。对合作均衡的奢望破产，催生了非合作纳什均衡思想。
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模型是古诺（Cournot）模型、伯川德（Bertrand）模型和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模型。概言之，古诺模型的核心逻辑是价格由市场总产量决定，众寡头厂商根据自己的成本函数与价格等条件列出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其一阶条件方程，联立后求解各自均衡产量，由经典古诺模型的均衡解推出的价格偏离公式表明，价格随厂商数目的增加而趋近于边际成本，这很好地描绘了不完全竞争向完全竞争进化的过程图谱。伯川德模型恰反其道而行之，其核心逻辑是数量由市场价格决定，各积极厂商不再以数量作为竞争手段，而是运用定价策略进行较量，众寡头宣布各自宣布他们索要的价格——这意味着价格差异不能过大，否则定价过高的一方必然失去全部消费者，因此具有价格优势的一方只需将价格定位在小于等于对手的边际成本上便可轻松占有全部市场份额，而这种策略是交替进行诬陷重复下去的，直至最终将所有厂商的定价逼近到各自的边际成本的水平上。伯川德模型的思想与门格尔论述的思路极为接近，后者早前者近十年在《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用特有的图表描述了一个供给者对众多消费者、几个供给者对众多消费者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是如何形成的，尽管没有使用严格的微积分方法，但那种离散的、非连续的、不可微的模型表达的却是同样的边际思想。而正是由于这里的出色表达，门格尔赢得了和杰文斯、瓦尔拉斯一样的殊誉，成为边际革命三大开启者之一。至于斯塔克伯格模型则类似于古诺模型，也是基于数量竞争的考量，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行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确实是与经济现实中厂商的行为相符的。斯塔克伯格双寡头模型要求两厂商彼此知悉对方的成本和市场需求信息，追随者将领导者的产量视为给定，并依此确定自己的产量。领导者则将追随者的反应视为给定，并依此确定自己的产量。特别的，不同于古诺模型，斯塔克伯格模型要求先从追随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入手，通过其一阶条件导出其产量对领导者产量的反应函数，而追随者的“任务”到此也就结束了；接下来是领导者将追随者的反应函数代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求解出自己的产量。
一气呵成写完这么一堆，就是怕时间长记不清了。就此打住，开始准备下一科考试，书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思考清楚（书也只学了一半），留待寒假慢慢啃吧。
参考书目
[1][美]杰里,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去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新颖的洞见。Michael Koenigs[目前在美国国立神经紊乱及卒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der and Stroke）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Liane Young（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及其同事发现一些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VMPFC，位于眼眶上方的前额叶皮质区域）受损的患者在面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道德两难选择时，倾向于选择前者。
“在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政策总是先由学者设计和论证，而后由政治家（许多也是学者）决策和实施。而在中国，总是先由政治家实施，而后才委派学者论证。学者只能作既定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和辩护士。这也许就是中国所谓（智囊团）缺乏价值的原因。”